2024年南京博物院的一场特展上，一幅名为《浴女》的油画引得无数观众驻足。画中女子身姿舒展，肌肤如雪，笔触间既有西方油画的浓烈，又藏着东方水墨的含蓄。这幅画的作者，正是民国传奇女画家潘玉良。

她的名字，总与“青楼妓女”、“艺术大师”这些标签纠缠在一起。但鲜少有人知道，这位被法国总统授予勋章的艺术家，前半生连一支画笔都买不起，只能偷炭渣在墙上涂鸦。

从芜湖妓院的炭笔到巴黎卢浮宫的镁光灯，她用一生证明：苦难不是终点，而是重塑灵魂的刻刀。

潘玉良出生的年代，中华历史上黎明前最暗的时刻，也是她人生中看不到尽头的低谷。

1895年，潘玉良，原名张玉良，出生在扬州一户贫民家。1岁丧父，8岁丧母，唯一的亲人舅舅却是个赌鬼。

14岁那年，小姑娘发育出挑，容貌清丽可人。舅舅为还赌债将她骗到芜湖，以低价（据传是两袋米）卖进妓院“怡春院”，成为了一名良女入娼的雏妓。

老鸨逼她接客，她却以死相逼，曾经10次逃跑未遂，毁容自残，甚至上吊求死。最终，老鸨妥协让她当歌女。

在这青楼的高墙内，她偷偷用炭渣在墙上画飞鸟，喃喃自语：“鸟能飞出去，我也能。”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13年。

时任芜湖盐督的潘赞化听到她的弹唱《卜算子》，一句“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他读懂了她的不甘，并且给了她一个同游芜湖的机会。

在妓院和商会构陷的背景下，两人的交往日深，潘赞化终于下定决心把她拉出火坑，娶她为妾，并登报启示。

潘赞化以他年长的慈爱，赠送了她人生第一支画笔--开启她一段崭新的人生。新婚夜，潘玉良撕碎嫁衣，用那支笔画下第一幅自画像《重生》。画中女子眼神倔强，仿佛在说：“笔比胭脂更能涂抹命运。”

从此，那个叫张玉良的女子，改名“潘玉良”。

这段经历成为她艺术生命的起点。多年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妓院的炭笔教我明白，艺术是唯一不会背叛我的自由。”

婚后，潘玉良被送到了上海，开始了新的征程，只是这条路究竟有多难走，她不知道；能走多远，她更不知道。

l 傲慢与偏见？

1918年，潘玉良报考上海美专。考场里黑压压坐满富家子弟，她攥着偷攒下的炭笔，画出了全场最高分的素描。可放榜那天，她找遍名单也没见“潘玉良”三字。

原来，是教务主任嫌她出身青楼，怕“脏了学校名声”，并没有录取她。

那天，苏州河的风冷得刺骨，潘玉良站在桥上凝视着滔滔河水，她竟然连哭泣的力气也没有了。

洪野气得冲进校长室拍桌子：“艺术还分三六九等吗？你们这是戳瞎天才的眼睛！”校长刘海粟沉默许久，抓起毛笔在榜单空白处补上她的名字，盖下公章：“艺术不问出身，只认才华。”

当洪野找到她，告诉她新榜单结果时，她正蜷在墙角发呆。

“考上了！刘校长亲自写的名字！”玉良愣了半天，突然“哇”地哭出声来。那支被泪水打湿的炭笔，终于挣开了第一道枷锁--偏见！

艺术给了她勇气，也打开了闭塞的视野。

进了美专，人体素描课成了她学习的噩梦。画室里摆着从欧洲运来的石膏像，可活人模特难得一见。

有天在公共浴室，她望着雾气中若隐若现的胴体，突然抓起速写本冲进去.....最后，她收获了一个“流氓”的称号和被追打是一身淤青的伤。后来，仍然是她，褪去衣衫，对着镜子画下中国美术史上第一幅女性裸体自画像。

这幅《裸女》在师生联展亮相时，保守派骂她“伤风败俗”，她昂头反驳：“身体不是耻辱，禁锢的思想才是！”

刘海粟却站在画前久久不语。“去法国吧，”校长对她说，“那里能容得下你这双眼睛。”

l 在巴黎的淬炼，饿着肚子追光的人

1921年，她考取官费留学资格，潘玉良登上开往法国的邮轮。

在里昂美专，她每天只吃一顿土豆，省下钱买颜料。有次交不起房租，房东要把她赶去睡大街。她指着画架上未完成的《塞纳河夕照》说：“您拿这幅画抵三个月房租吧。”后来那幅画被画廊以300法郎买走，足够付半年房租。

最艰难时，她四个月没收到国内汇款，饿得眼睛发花。雕塑课上，手中的黏土突然变成重影——她快要失明了！教授琼斯爱怜而又不忍，带着同学们凑钱塞给她：“这不是施舍，是为了抢救艺术的眼睛！”

恰在此时，她的《浴女》获欧亚画展三等奖，这是对这位拼命的东方女人最好的奖赏，画作的奖金犹如雪中送炭，恰好好够治疗她的眼疾。也帮她战胜了饥饿，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和答辩。

1928年学成，在刘海粟校长的邀请之下归国。海关官员盯着她破旧的行李箱嘀咕：“留洋回来的教授就这点家当？”箱子里除了作品、画笔，只剩半块干硬的面包——那是她留给晕船时充饥的，却没舍得吃。

l 风雨飘摇中的抗争，第二次出国

带着圆满和喜悦，潘玉良学成归国，结束了9年异国飘泊的艰辛日子。

回到上海美专任教后，她的画展轰动全城。鲁迅评价她的画“有野兽派的烈，兼东方水墨的魂”。

可展厅角落里总有人指指点点：“妓女画的画，能干净到哪去？”

抗战爆发后，她四处奔走义卖画作，却被骂“沽名钓誉”。

她将最珍爱的《墨荷图》挂在卧室——那是挚友张大千为她题字的画，寓意“出淤泥而不染”。

1936年第五次个展上，巨幅油画《人力壮士》被恶意贴上纸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她默默撕下纸条，转头对学生们说：“记住，唾沫淹不死真金。”当晚，她在日记里写：“他们越是要把我按回泥里，我越要开出花来。”

1937年，看着丈夫因她受牵连丢了官职，意志消沉，她咬牙再次登上赴法邮轮。海关检查行李时，官员翻开她的速写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逃难百姓的面孔：“这些画的是中国难民？”

原来她早把一颗心，刻在了风雨飘摇的故土上。

再次踏上巴黎的故地，这一次，她蜗居在巴黎蒙巴拉斯区一间漏雨的阁楼里，屋顶的裂缝像命运的裂痕，雨水顺着墙缝浸透画布，她却笑着说：“天光透进来，倒省了买灯油的钱。”

l “三不原则”：她的精神长城

在巴黎，她立下“三不原则”——不入外籍、不恋爱、不签约画商。有画廊老板捧着合同上门：“签了它，您立刻能住进带壁炉的公寓。”她指着墙角的《浴女》反问：“你们要的是商品，还是艺术？”对方讪讪离去后，经济拮据之时，她用土豆充饥，却把省下的钱全买了朱砂——那是画中国红最鲜亮的颜料。

战火蔓延中，德国军官看中她的画作，开出天价收购。她将《屠杀》藏进地板夹层，对来者冷笑：“我的画只卖给有良知的人。”这幅揭露法西斯暴行的油画，后来被比作“东方的《格尔尼卡》”。

l 塞纳河畔的东方魂

1940年巴黎沦陷，她在饥寒交迫中创作《望乡》：画中女子身着褪色旗袍，手握家书倚窗而立，窗外塞纳河的波光与扬州瘦西湖的倒影重叠。她用朱砂在右下角题诗：“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那是潘赞化教她的第一首唐诗。

1950年代，她开始将敦煌壁画的线条融入油画。《双人袖舞》中，戏曲水袖的飘逸与野兽派的狂放碰撞，法国评论家惊呼：“她让敦煌飞天在塞纳河上起舞！”而她在日记里写：“每画一条衣纹，都像触摸到莫高窟的千年尘土。”

l 跨越重洋的生死相托

1959年，巴黎市长将“多尔烈奖”挂在她脖颈上时，她穿着打补丁的旗袍致辞：“这勋章属于我的祖国。”当晚，她典当获奖的金质奖章，托人将钱汇给国内抗美援朝募捐会。

最艰难的时候，华侨王守义默默守护在画家的身边。他假扮画商买下她的画，又偷偷将钱塞回她门缝，甚至还会为她修补画室。为凑齐运送画作回国的天价运费，他变卖餐馆，甚至抵押祖传怀表。

1977年临终前，潘玉良紧握他的手：“把我的画……全送回去……”王守义泣不成声：“就是拼了命，我也要让它们回家。”

l 夙愿与归航

她至死保留中国国籍，护照里夹着1951年未寄出的回国申请。

阁楼墙上挂着两幅地图：一幅用红笔圈出南京博物院的位置，另一幅标记着从巴黎到扬州的航线。

1977年9月，4000余件作品跨越重洋抵达上海港，海关记录显示：23个木箱中，最小的那个装着她的骨灰盒。

王守义践行了画家“生不同裘，死则同穴”愿望的诺言，将二人合葬于蒙巴拉斯公墓。

墓碑上刻着她最爱的诗句：“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2023年，潘玉良的《月夜琴声》以2.3亿元天价成交，刷新华人女画家拍卖纪录。

画中抚琴女子衣袂飞扬，琴弦上跃动的不是音符，而是梵高星空般的漩涡。有人评说：“她的现代性被低估了百年！”

精神的传承和延展从未断过，从张桂梅用教育改写山村女孩命运，到谷爱凌用滑雪板冲破偏见，潘玉良的不屈和挚爱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苦难不是终点，而是重塑自我的刻刀。

潘玉良的一生，像她笔下的芍药——“花开春已是将离”，却永远定格在最美的瞬间。从妓院的炭笔到总统勋章，从“妓女”到“东方画魂”，她用苦难淬炼出艺术的不朽。

如今，她的故事仍在续写：当南京博物院的灯光打在《浴女》上，当短视频里的年轻人模仿她的妆容，当拍卖槌为她的画作一次次落下——那个曾偷炭渣画画的女孩，终于让世界听见了她的声音。

“她的人生从妓院的炭笔开始，以卢浮宫的镁光灯延续——艺术终将赦免所有不屈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