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第二天，断交13年的二弟周作人：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去 - 今日头条

1923年7月19日傍晚，鲁迅的夫人朱安和平常一样早早做好了晚饭，可鲁迅却一直坐在外院的房里没有出来。眼见饭菜都要凉了，朱安明知道鲁迅不喜欢自己打扰他，想来想去还是推开了鲁迅的房门。

推开房门后，朱安看到鲁迅正呆呆地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眼眶红红的，似乎刚刚哭过。椅子前的书桌上，摆着一封拆开的书信。

朱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便怯怯地问道：“大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吗？”

鲁迅平时不太爱和朱安说话，可这天却有些反常。只见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作人要和我绝交了！”

“什么？我不信！”这个消息来得如此突然，朱安不禁喊出了声。联想到从三天前的7月14号开始，这对兄弟就不再在一起吃饭，朱安不住地自言自语道：难道从今天起，三先生真的要和大先生不再来往了吗？

一、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3岁，从小兄弟俩便一直要好。1893年，两人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在这年得了重病，周家由此迅速没落。

1898年，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虽然天各一方，但鲁迅并没有忘记这个弟弟。1901年，在鲁迅的资助下，周作人也来到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并改名“周作人”。

在南京期间，鲁迅给予了周作人学习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在大哥的带动下，周作人开始接触英文和西洋文化，读了许多国外的著作，眼界由此大开。

1902年，清政府准备派遣一批学生去日本留学，鲁迅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令周作人十分羡慕。在鲁迅东渡日本的那天，周作人写了一首诗送给鲁迅，鼓励哥哥在日本努力学习，将来回国后用知识拯救祖国。

在日本留学四年后，鲁迅于1906年回到绍兴，并奉母命娶了朱安。只不过鲁迅对这桩婚事并不满意，新婚第三天，便带着周作人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被鲁迅带到留学后，周作人十分兴奋，同时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日本，他和鲁迅一起翻译外国新文学，筹办刊物《新生》，日子过得充实而又愉快。

在日本期间，周作人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她叫羽太信子，是兄弟俩房东的女儿。

说来也怪，羽太信子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周作人却觉得她身上有种古典美。在日记中，他曾写道：羽太信子的脸犹如“我们的宁波汤团，柔滑白腻得不得了，让人禁不住想要摸一摸。”

1908年，鲁迅结束了日本的留学回国，两年后，周作人也带着羽太信子回到了故乡绍兴。之后，他跟着鲁迅来到北京，兄弟二人同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很快便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了一颗文坛新星。

1917年9月，周作人被北京大学聘为文学院教授。周作人心里清楚，自己能当上北大教授，除了自身实力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哥哥在北大校长蔡元培面前的力荐，心里充满了对哥哥的感激。

入职北大后，周作人负责教授欧洲文学史和希腊文学史两门功课。由于这是两门新设的课程，所以没有现成的教科书，需要周作人自已准备授课内容。这份工作异常繁重，但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还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另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编写《欧洲文学史》一书，在遍地大师的北大站稳了脚跟。

当时的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工作并不繁忙，因此在协助周作人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奠基和发轫之作。从此，他正式以“鲁迅”为笔名从事文学创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巨将。

鲁迅的成功，也激励了周作人。同样在1918年，他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日本女批评家野晶子的《贞操论》,取得了极大的轰动。在鲁迅、胡适等人的声援下，周作人一跃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

二、

兄弟俩的成功，除了给两人带来极大的声誉之外，也大大缓解了他们经济上的压力。在一次聊天中，鲁迅和周作人都回忆起小时候两人发过的誓言：将来长大后，周家兄弟三人都要住在一起，“永不分家”。

为了实现这个儿时的愿望，鲁迅四处奔波，终于在北京八道湾附近找到了一处满意的房子。接下来，鲁迅便以长兄的身份，找房主交涉、筹钱办手续、到绍兴接母亲和三弟一家，几乎没有让周作人操过心。

1919年底，经过鲁迅的努力，周家三兄弟共13口人终于在北京团聚。

有了固定的住处，周家兄弟便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了学问上。接下来的几年中，鲁迅创作出了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等一系列文学作品，周作人也在新文学批判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的声名也开始被世人所公认。

然而世事难料，如此相亲相爱的一对兄弟，居然有反目为仇的一天，而且结怨结得如此突然，连两人的母亲事先都没看出任何矛头。兄弟俩决裂后，两人的母亲还曾不解地询问朱安：“两兄弟也不知是什么事，头天还好好的，兄弟俩还忙着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怎么突然就闹起来了？”

周老太太哪里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推手，就是她的二儿媳，也就是周作人的那个日本老婆羽太信子。

1919年7月，周作人赴日本接回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和四个子女回国后，鲁迅便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积蓄的钱，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三进的四合院，并将最好的后院留给了周作人夫妇。

搬家期间，从找房子到装修、购置家具，所有的事务都是鲁迅一个人在忙，即使再累，鲁迅都没让羽太信子动过一个手指头。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弟媳刚来中国，人生地不熟，加之又是个女流，忙累着了弟媳。

房子装好后，鲁迅又从绍兴老家接来母亲和夫人，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周家三兄弟一齐住进了八道湾11号。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鲁迅在装修时还特意将周作人住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

住在一起后，在羽太信子的强烈要求下，鲁迅把管家的任务交给了这个日本女人。从那之后，鲁迅的收入都交给了羽太信子。

没想到羽太信子有了钱后，却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平时她的日常用品都是非日本货不用，又雇了六七个男女仆人，还高价雇了一个会做日本饭菜的厨子。她的孩子上学从不走路，都是包黄包车去上学。用周建人的话来说就是：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

由这样一个女人管家，周家的经济情况可想而知。尽管鲁迅拼命挣钱，还是入不敷出。当时鲁迅的工资是每月350元，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高薪了，可还是经常得靠向朋友借钱，才能维持家里的开销。时间久了，鲁迅自然对这个日本女人产生了看法，只不过这种矛盾一直积攒在肚子里，一直没有一个爆发的契机。

三、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周家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这场风波直接导致了鲁迅与周作人这对兄弟的决裂。关于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由于结怨双方到死都没有公开过，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

关于这件事，与周家过从甚密的许羡苏曾回忆说：“一九二三年的一个星期日，我去看老太太，她告诉我：‘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头天还好的，现在大先生决定要找房子搬出去。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道理来。”

在许羡苏看来，此前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非常亲密，为什么会这样，她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她向周建人询问原因，周建人告诉她，这一切都与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有关：“在卖掉绍兴祖屋的时候，周作人就想把这笔款分开来用，但被鲁迅坚持不肯，坚持用来在北京买屋，二嫂为此很是不爽”。

羽太信子想让鲁迅把卖祖屋的钱分了，摆明了是想分家单独过。对于夫人的这个想法，周作人也没有反对，毕竟这也正常。再说他在日本时，和信子过的就是两人世界的生活，也很想过那种自由的日子，这都是人之常情。

但是鲁迅却反对周作人的这个提议，因为这牵扯到母亲的赡养问题，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的生活问题。相比鲁迅和周作人，当时的周建人尚未成名，收入也有限，需要两位哥哥的帮衬。所以鲁迅认为，他和周作人有照顾弟弟的义务，帮助周建人完成“成家立业”的大事。周作人提出分家单过，明显就是不想帮衬三弟，这种行为是很自私的，所以坚决反对。

鲁迅的母亲曾对人说过，大先生对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借贷。这说明鲁迅平时对信子就有意见，再加上周作人提议分家，鲁迅认为这都是羽太信子吹的枕头风，所以对羽太信子也越来越讨厌。

作为家中的老大，中国自古便有“长兄如父”的说法，因此鲁迅免不了会教训羽太信子几句。信子呢遭到埋怨，自然心生怨恨，也指桑骂槐地和鲁迅吵过几架。

面对哥哥和夫人的矛盾，周作人虽然有些偏向夫人，但一开始并没有产生和哥哥决裂的想法。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周作人彻底改变了态度。

据鲁迅与周作人的学生章廷谦回忆，有一次他去周家看望鲁迅，恰好鲁迅和周作人都不在家。正当他准备告辞时，羽太信子却告诉他，鲁迅曾调戏过她，有时甚至在她和周作人的卧室窗下“听窗”。

虽然所有人都不相信羽太信子的话，但周作人却信了。七月十八日，周作人给鲁迅写去了一封绝交信，从此不许鲁迅踏入他居住的院子。

收到周作人的绝交信后，鲁迅大感诧异, 想找周作人问个明白，可周作人却不肯相见。鲁迅只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 后邀欲问之, 不至。”

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固然羽太信子这个女人要负很大责任，但鲁迅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客观地说，鲁迅太在意当年和弟弟们说过的那句“三兄弟将来永不分家”的话，努力想构建出一个他理想中的和谐的周家大宅院，结果却事与愿违。

和弟弟绝交后，鲁迅大病一场。病好之后，他将全部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接连创作出了《祝福》、《伤逝》、《兄弟》等小说，并把它们集成小说集，取名《彷徨》，借此伤悼兄弟的分手。

四、

虽然周作人不想与自己这个哥哥来往，但鲁迅还是没有忘记周作人这个弟弟。周作人出版的所有著作，鲁迅都会买来读上很多遍，他逝世前的几天，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一有空就打开来看。

与哥哥绝交后，周作人也有后悔过，但也许因为面子问题，又或许是羽太信子不许，直到鲁迅去世，他都没有主动联系过鲁迅。

1925年，鲁迅以自己与周作人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小说《弟兄》，之后便大病一场。据许寿裳回忆，周作人晚年也承认，鲁迅这篇《弟兄》所写故事“事情是确实有的，如果不是出于对兄弟情断的遗憾和对兄弟情谊的眷恋，或许鲁迅未必会写这篇小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第二天，这个消息便传到了在北平女师大当教授的周作人耳中。周作人临时更换的授课内容，对着学生们讲起了《颜氏家训》。他从“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开始说起，说夫妻、父子、兄弟都是亲人，所谓九族，都是来源于这“三亲”。要维护一个大家族的繁荣兴盛，兄弟就要和睦相处......

说着说着，周作人突然停止了授课，含泪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周作人，并没有去送别自己的哥哥。也许是羽太信心的阻拦，又或许是他改变了主意？没有人能知道。

鲁迅去世多年后，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中，第一次提到了自己的哥哥。他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受，相信这是不大会错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