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在历史上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简单来说，就是“两头坏，中间好”。

谢富治1909年出生于著名的“将军县”湖北黄安，他自幼家贫，很小就参加劳动了，没有什么机会读书学习。但是，谢富治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断断续续上过家族办的私塾，只读过一点书，就可以断文识字了。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湖北武昌，把革命之风吹到了湖北，湖北各地随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年轻的谢富治由此深受革命风潮的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谢富治在吴光浩、潘汝忠等人的领导下参加了黄麻起义，因为根正苗红，思想活络，谢富治进步很快，参加革命一年不到就入党，两年后就当上了团政治部主任，之后升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可谓顺风顺水。

后来，谢富治被调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担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俗话说“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组织部长位高权重，此时的谢富治已经不可以等闲视之。

有学者因此曾指出，张国焘其实是第一个重用谢富治的人。

对于谢富治的工作，张国焘是非常满意的，他曾夸赞谢富治是“革命的尖锐的锥子”，锥子的作用就是刺破某些东西，甚至刺破皮肤。

据《红四方面军资料实录》记载：谢富治曾积极配合黄超等人收集和诬陷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

所谓“程训宣事件”，指的是1932年徐向前元帅的夫人程训宣同志被害的往事，当时张国焘等人为了搞徐向前的黑材料，程训宣被抓走，最终被害。徐向前回忆录中对此事有记载。

四方面军北上之后，中央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对四方面军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都给予了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改正错误。这其中，谢富治就是中央重点帮助的对象之一。

37年张国焘叛变后，毛主席曾在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襟怀，有了错误不怕，要勇于改正错误，比如谢富治同志，也受过张国焘的欺骗，但是他不仅改正了错误，还帮助中央及时地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糊涂着的其他好同志。”

另外据《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也曾提及谢富治：“根据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

可见，谢富治当时转变思想的幅度和速度是比较突出的，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说，他的这个转变对促进四方面军同志认清真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因此受到了中央的肯定。

1938年6月，抗战爆发的第二年，谢富治被任命为129师385旅政委，当时385旅的旅长是谢富治的同乡陈锡联，陈锡联在一年前凭借阳明堡大捷闻名全国，成了我军青年将领中的冉冉升起的新星。

1942年，谢富治调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开始了他和陈赓的7年合作。他们领导的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谢兵团”，在解放战争初期和刘邓、陈粟两支大军一起挺进中原，单独承担一个战略方向的重要任务。

据开国中将陈康（曾任13军军长、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代司令员）回忆，当时部队打仗，主要是靠陈赓。陈赓喜欢开玩笑，而且很有分寸，打起仗来精明灵活，从不吃亏。谢富治比较深沉，爱摆架子，为人不错，但水平一般。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野改编为二野，谢富治再次和陈锡联搭档，担任二野三兵团政委，从长江以北一直打到云南。之后三兵团驻守云南，谢富治被任命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成为了云南的“一把手”。

原昆明军区的干部马天佑曾回忆，谢富治在主政云南的时候还是很勤廉的，当时他到基层蹲点，总是轻车简从，和乡亲们同吃同住，乡亲们送他一些土特产，他从来不收。有一次他的秘书私自替他收了一些鸡和肉，谢富治得知后就把这位秘书从自己身边调走了。

谢富治主政云南期间，展现出了他雷厉风行、杀伐决断的一面，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在土地改革、剿匪、禁毒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的禁毒一项，云南地处边境，民风彪悍，情况复杂，国内外多方势力交错，但经过谢富治的整治，云南长期存在的鸦片泛滥现象基本绝迹，社会秩序很快得以恢复，这也是他在1959年被调到公安部工作的主要原因。

次要原因则是：当时被列为部长人选的有杨成武、杨勇、张宗逊、张际春、谢富治，其他几人都是一方面军的，只有谢富治是四方面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用人主张“五湖四海”，所以四方面军出身反而成了谢富治的优势。

1967年，谢富治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之后又进入军委办事组工作。在这前后，谢富治犯了不少错误，来到了“两头坏”的时期。

据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开国中将温玉成回忆，谢富治善心术，自己还曾被他骗过一次。

当时温玉成曾奉命和谢富治一起管理北京军区的“样板团”，结果在工作中得罪了主抓样板戏工作的人，谢富治便找到温玉成说：“我们一起写个检讨吧，你先起草，我们共同签名，把这件事结束了。”

温玉成于是回家就写了检讨，签上名字送到了谢富治那里，结果谢富治并未签名，直接就把检讨交了上去，搞得温玉成顶了所有的责任，谢富治则毫发无损。一直到很后来，温玉成才知道是谢富治在背后搞的鬼。

谢富治1972年2月病故前，陈康将军到医院看他，当时谢富治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但还认得陈康，他自知自己犯过错误，所以心病很重，紧握着陈康的手喃喃说道：“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