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学的发展，器官移植让生命的延续多了一种可能，然而器官来源的巨大缺口，也给了一些不法分子谋财害人的机会。

2010年，北京警方侦破了一起大规模人体器官买卖案，16名犯罪嫌疑人在9个月内摘取51枚肾脏器官，总共获利1034万元。

这些人以组织、中介、主刀等角色参与其中，有4名还是医生，移植地点竟然是某知名三甲医院。

当时刑法还没有针对器官买卖的特别罪名，2014年这些罪犯陆续被判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发起人郑伟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那么这个倒卖器官的团伙是怎么运作的呢？法律又是如何约束器官买卖行为的呢？

1969年，郑伟出生于安徽淮北市，高中学历。郑伟平时喜好赌博，也没有正式工作，沉迷于挣快钱的感觉。

赌场里的人不能说都是亡命之徒，也是大把豁得出去的主儿。2007年郑伟在赌牌期间，听到有人要卖肾还赌债，正好最近亲戚托他帮忙找肾源，于是他就向男子主动提出自己有买肾意图。

急于回到赌场翻身的男子，一听这话就来了精神，协商过后两人以2.5万的价格成交。然后郑伟带着男子去医院检查，一打听才知道，那些等待肾源的人出价高达20万。

既然有利可图，郑伟便开始了匹配肾源的营生，起初他也只是做中间人，将供体和受体联系起来就能拿到钱，但他还是嫌挣钱太慢了，开始筹划更精细的卖肾流程。

做中间人的两年为郑伟积累了不少同行资源，郑伟发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器官移植需求大，这让他对下一步计划更有信心。他设法联系上有资质的大医院，想到了北京304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叶某。

这位主任有着28年的肾移植经验，郑伟还以三甲医院的名义给他发了聘书，他自己还招募了支有光负责术后护理工作。至于肾脏摘除场所，选择了徐州市泉山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做一台手术给5000元，要求是这些手术不能有记录。

2010年3月，以郑伟为首的非法买卖肾脏业务开始了。这些供体和患者都是以自己或亲友患病为借口，高价求购或者求卖。这里不乏涉世不深、经济困难的年轻人，也有久病缠身，不惜高价买命的肾病患者。

他通过QQ群的方式找人，找到供体就给他们安排住处，多的时候十几个供体住在一起，居住条件十分简陋，让他们在这里等待适合的患者。

一般摘除后的肾脏在冷藏条件下，可维持24~36小时的活性，往返两地本就令郑伟疲惫不堪，夏季长途运输又增加了风险，于是他打算把摘肾基地搬到北京。

2010年9月，郑伟租下了海淀区颐和山庄的一栋楼，前后花费50万元购买相关医疗设备，同时再添一名助手，负责护理的护士长樊海雁。

这栋楼一共四层，每一层承担不同的功能，看起来跟普通医院没什么两样，但其实这个所谓的医院环境极差，护士都穿着便装，没有起码的抢救设备，完全不在乎供体可能发生的手术风险。

改变地点后，主刀医生需要在手术前早早坐飞机来京，由郑伟女友王英负责接送，医生一天能摘除3到6枚肾脏，手术完成之后便坐飞机离京。2010年9月至12月，郑伟等人在这个黑医院又非法实施人体肾脏摘除手术22例。

北京304医院几个月内肾源激增，肾脏移植手术也变多了，如此突然的转变自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12月，海淀警方终于摸清了郑伟倒卖人体器官的团伙，12月10日，警方将郑伟抓获。

据郑伟供述，全国肾源中介网络已经相当成熟，主要以互联网为载体，犯罪成本很低。他还和河北、山东、重庆等中介们保持密切联系，有的中介手下供体有100多人。而郑伟所组建的16人团队，将联络受体、管理供体、后勤服务还有手术全包了，形成“一条龙”服务体系。

由于《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5月1日才生效，关于买卖人体器官的判例接近空白，加上其中一名医生庭审前生病离世，本案迟迟没有审理。

该案于2014年3月5日做出一审判决，全部15人均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郑伟被判有期徒刑12年，罚金20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他人的刑期3~9年不等。

一、任何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虽然我国自60年代起就开始了移植探索，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年才出台。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主要是亲属的活体捐献和其他人逝世后捐献，遵循自愿、无偿原则。

但受传统观念和保障缺失的影响，目前器官捐献比例还很低，供需极度不平衡，“明捐实卖”现象屡见不鲜。该《条例》第3条规定，禁止任何形式人体器官买卖，不得从事与此相关的活动，买卖双方和第三方都应受到约束。

如果从事有关活动，可依照该《条例》第26条给予行政处罚，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处交易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撤销医疗机构器官移植资质，吊销医务人员执业证书等。

对于可能受损害的供体来说，根据《民法典》第1007条规定，买卖人体器官行为无效，这种买卖行为是不受法律保障的。

暴利买卖器官市场乱象丛生，不仅危害社会管理，对生命健康也构成威胁，全世界只有伊朗买卖器官合法，增设相关罪名加以严惩，符合全世界对器官买卖的态度。

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出台前如何定罪

2010年9月16日，我国首例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在北京宣判，面对新型案件，刑法又没有对应的罪名，海淀法院对主犯蔡少华，判处犯非法经营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其他三人犯非法经营罪。

根据《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指的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比如未经许可经营烟草专卖，未经批准非法经营保险业务，买卖进出口许可证等。国家禁止买卖器官，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

非法经营要以牟利为目的，而买方是支付费用的一方，不应该是本罪的犯罪主体。供体虽然获利了，但是出卖自己器官，不能认可这是经营行为，也有人认为公民有权处理自己的身体，不构成本罪。

而中介通过低买高卖赚取高额利润，以促成交易为经营活动，甚至为了利益压榨供体，不顾摘取流程安全性，社会危害性很大，该法院按非法经营罪处罚，但处罚还是比较轻。

况且按这个罪名定罪，没有追究摘取器官的医生和医疗机构，以及出卖器官的供体和购买器官的患者责任，处罚范围并不到位。

另外，有的黑中介管理供体的方式非常不人道，2009年翟春伟等人打着卖肾赚钱的幌子，将多名人员骗至河南开封出租屋内，采取殴打、威胁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数月，该案最终是以非法拘禁罪处理的。

根据《刑法》第234条规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是指，征得被害人同意或者承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既遂条件并不要求以牟利为目的。

郑伟组织的16人团队，是一个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紧密的犯罪团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从事非法勾当，所有成员既有共同犯意，也共同分赃，属于共同犯罪，均应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定罪。

而且医生是摘取肾脏不可或缺的环节，不应逃脱法律约束。本案中的赵健、杨国忠都是资历较深的医生，对于私自接诊、在无资质医疗机构实施手术有着清醒认知，郑伟提供的假聘书不能作为他们不知情的掩护。

不过，郑伟等人倒卖肾脏均发生在2010年，2010年12月落网，而新增罪名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2011年5月1日生效，可以适用新法吗？

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在刑法修订前后，对同种行为均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处罚较轻的法律规定。两种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均为15年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而最低刑方面，非法经营罪是5年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罚金，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则是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罚金数额更低，适用处罚较轻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不过郑伟组织出卖的人数很多，数额巨大，属于情节严重，要从重处罚，最后被判了12年。

此外，活体器官捐献仅限于符合条件的亲属，需要亲属之间捐赠文件，往往涉及到假身份、假户口的问题。而本案的304医院压根儿没跟郑伟要过这些文书，从法院判决来看，郑伟不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等罪名。

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其他问题

并不是所有器官交换都是自愿的，比如流浪汉被强行取走肾脏、未成年人被忽悠卖肾换钱，医师谎称器官病变摘除器官等，这都是严重侵犯他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234条还规定，未经本人同意摘取活体器官的；生前不同意捐献而摘取尸体器官的；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可能构成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盗窃、侮辱尸体等罪。

有的供体卖完器官拿不到报酬，甚至留下残疾，如果是自愿出卖的情况，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可能不会得到法院支持，当然出卖者也不构成犯罪。如果构成故意伤害等罪名，可以请求法院让加害人给予赔偿。

由于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缺口较大，暴利滋生了很多非法买卖。在运用法律打击非法买卖的同时，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捐献体系，才是保障众多病人获得及时救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