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滨，作为曾经担任毛主席四年多医生与秘书这样重要且贴身职位的人，对于毛主席生活中的细节一直铭记在心，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

而这之中，毛主席在1953年对他的一次“发怒”，声称“今后不听傅连暲的”让他记忆颇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49年的8月，正值建国前夕，年轻的王鹤滨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命：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找到他，告诉他上级决定让他去做毛主席的私人医生。

这让这位只有25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变得兴奋又紧张，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是党内外、乃至全国人民都十分关注的事情。这样的担子交到他肩上，对他无疑既是信任也是考验。

在此之前，王鹤滨与毛主席只有过一次接触，那就是同年他因为精于眼科，所以为毛主席检查过一次眼睛。现在真的要与毛主席几乎“朝夕相处”，对于王鹤滨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改变。

不过王鹤滨虽然时年25岁，在履历上却十分丰富而可信任：在医术方面，从小聪慧且对医学有深刻兴趣的他从17岁便开始正式学医，先后在白求恩医校、中国医科大学习，4年后就已经被调入军委卫生部；

从身份上来说，在目睹“七七事变”后他就萌生了参加革命的决心，并且在18岁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王鹤滨一开始进入中南海工作时，当时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机构也与刚诞生的国家那样，还在起步阶段，所以王鹤滨虽然接到的任命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秘书，但是也兼管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可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经历。

毛主席为人和蔼而不失个性的脾气也在与王鹤滨这位私人医生的相处中展现，留下了许多让王鹤滨印象深刻的事件。

首先是毛主席高强度的工作、生活作息，让精通养生的王鹤滨也不得不敬佩。他曾经计划着为毛主席定制更加具体的健康方案，所以想到了自己“亲身体验”毛主席作息的做法。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毛主席在经历一天的高强度工作、睡眠时间并不长的情况下，还能在第二天兴致勃勃地参与运动——反倒是王鹤滨这位年轻的医生在“模仿”毛主席到运动时已经是脸色苍白、难以继续。

其次是毛主席和孩子们相处时慈爱又不乏童真的一面，这里有两件小事。毛主席的两个小女儿李敏和李讷都住在中南海，由于毛主席对待她们的宠爱，王鹤滨就与其他医护人员打趣道要让孩子们当毛主席“戒烟运动”的执行人。

当时为了主席的健康，医生建议他减少抽烟频率，并且适当用糖、花生之类的小零食代替，但毛主席在思考时还是会忍不住点燃一支烟——这时候让小女儿开玩笑式地拿走父亲手中的烟，比起医护人员的劝阻更加能令人接受。

在当了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后不久，毛主席就常常邀请王鹤滨与他一起吃饭。到了某天王鹤滨刚好接了儿子王子杰放学，又正赶上吃饭时间，就将孩子一起带到了饭桌上。

年纪不大的王子杰已经吃过晚饭，但是由于没怎么见过菜碟里红艳艳的辣椒，一下子被勾起了兴趣，被毛主席看出来后他就势夹起一筷子辣椒，要给王子杰尝尝。

这下可吓到了王鹤滨，他连忙再三阻拦，没能“得逞”的毛主席也不恼，只说：“你要让他尝尝，让他知道不是所有大人都是‘好人’！”毛主席言语之中的“老顽童”一面，加上对孩童教育独特的看法，是人们平时少见的、独属于身边人才能体验到的温情时刻。

不过在王鹤滨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最为少见、也是印象深刻的便是毛主席难得的一次发火。

那是1953年的一天，正照常在办公室工作的王鹤滨忽然接到了毛主席身边警卫员的通知，让他现在去一趟——这种紧张的微妙气氛在王鹤滨进入毛主席办公室得到了印证，主席正在发火，发火的对象是王鹤滨医学上的前辈傅连暲。

正在气头上的主席一看到王鹤滨来了，立刻“放狠话”，对他说道：“今后我的事，不要听傅连暲的！”这让还没了解事情状况的王鹤滨一下子愣住，这话虽然带着赌气的性质，但能让主席这样发火，想必两人之间的误会也不浅。

看到王鹤滨一副不明白状况的样子，毛主席又加了一句：“你现在就给傅连暲打电话，告诉他我正在骂他！”当然，这种让矛盾升级的事情王鹤滨肯定不会照做，他先是想出折中的“出去打电话”，在主席要求他“就在这里打”的时候也在拖时间的同时不多嘴。

果然，没过多久毛主席的怒火就渐渐消散，他有些抱歉地让王鹤滨回去继续工作，王鹤滨这才松了一口气。而这次让毛主席发火的傅连暲也不是寻常人士，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华佗”。

在傅连暲年轻时，在父母和教会的影响下就走上了学医的道路，毕业后顺利担任了长汀福音医院的医生。1925年5月，迫害参与革命斗争的工人们的“五卅惨案”发生，全国上下一时间人心惶惶，傅连暲在一片混乱中被推举成为长汀福音医院的院长。

成为院长的傅连暲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宣传蒙蔽双眼，他始终秉持着医者仁心的胸怀，对受伤的工人与共产党的革命队伍都给予积极治疗。也正因如此，让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

随后的傅连暲虽然还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开始通过自己的能力与人脉为共产党队伍输送重要的情报和提供治疗，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也是在日渐开展的革命活动中，让毛泽东和傅连暲成为了好朋友。

由于傅连暲的父母在基督教会工作，他从小的生活和学习也与基督教有关，这让他一度对自己基督教徒的身份不自信，也因此延缓了入党的时间。毛泽东在听说这件事后亲自为他“担保”，还表示能吸收这位基督教徒入党，展示出了共产党革命是众望所归和党的包容。

此后的傅连暲还在开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位“医疗将军”的巨大贡献可见一斑。

傅连暲这样一位既与毛主席有着深厚革命友谊，又是王鹤滨在中南海医疗保健处的医学前辈，现在与毛主席有了矛盾肯定不能宣扬，所以王鹤滨在离开毛主席办公室后，自然也没有对其他人提起这件事。

时间来到毛主席“发火”的第二天，王鹤滨在毛主席的住处外遇到杨尚昆，他代替主席传话，郑重地向王鹤滨道歉“当天的火不是冲你发的”，还补充道“以后的事情还是要听傅连暲的”；而当天在他偶遇傅连暲时，对方开玩笑地说起“听说主席昨天还让你打电话给我是不是？”

王鹤滨才终于确定两人的误会已经解开，同时也终于能了解事情的经过。

原来那天是苏联专家们来为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做小型会诊，毛主席在谈及自己的健康状况时就顺便咨询了一件事，那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在比较空旷的广场、会场上时会感到紧张，所以那段时间他在工作中都尽量避开这些地方。

或许是苏联专家已经下了结论，又或许是他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名词概况，所以他们给出了“恐旷症”这个医学名词——这类患者由于对公共场合的恐惧，会产生焦虑心悸、乃至更严重的后果。

在一旁的傅连暲立刻警觉了起来，原因有二：

首先，在他对毛主席症状的判断中，这种暂时的情况只属于一种可缓解的“焦虑情绪”，并没有上升到病理学的严重程度，判断有误会影响到后续的方案；

其次，他担心毛主席在听说如此严重的结论后会有消极的心理暗示，这对于毛主席的身心健康和工作都是十分不利的。

但傅连暲的出发点虽好，却因为过于急切，没有第一时间对毛主席解释，而是直接开始向苏联专家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还对主席之前描述的症状作出自行“修改”。

毛主席作为当事人，自然是最关心自己身体的那个，在看到傅连暲只顾着和苏联专家讨论，还擅自“修改”自己的情况，就在会诊结束之后生起气来，与傅连暲互相误会了一天。

在第二天，傅连暲已经与毛主席将这件事解释开来，他告诉主席，据他判断主席的情况就是“焦虑情况”，更接近一时的“不适应”，远没有到病症那么严重，主席也对前一天误会他而发怒作出道歉。这个双方都没有做错、只是情况特殊使然的误会，终于就此化解。

在王鹤滨与毛主席相处的四年多里，这些事件被王鹤滨记在心里，他中年后接受访谈和写书，也让更多人了解到生活中毛主席的性格。

到了1953年的10月，王鹤滨要前往苏联留学，此时的毛主席对他已经十分依仗和信任，多次半开玩笑半认真得表达出不舍与“不允许”，但最终主席还是以王鹤滨的前途为重，正式批准他前往苏联攻读医学，王鹤滨与毛主席的故事也到此画上句号。

[1]我给毛主席当保健医生，王鹤滨，《医疗保健》

[2]毛泽东生活小事 ，王鹤滨，《中华魂》

[3]傅连暲的红色信仰，朱万红|朱慧琳，《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