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沙安之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中，父母给她取名“于飞”。

然而，她的到来却并没有给父母带来欢乐，因为他们已经收到组织指示，将在不久返回中国。因此，仅仅与父母相处几个月后，于飞就被送到了第三国际办的索科尼基区孤儿院里，从此与父母分别20多年。

幼年时期的于飞非常期待父母接她回家，所以她每天都在幼儿园门口眺望。

三年后的一天，于飞又在门口眺望。这时，一个有着高大身躯、黑红头发的男人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一见到男人，于飞就感到一阵莫名的温暖，因此她坚信，这就是她的父亲。于是，她跑上前一把抱住男人的腿，甜甜地叫了声：“爸爸！”

男人名叫鲍斯特列姆，是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他并非不认识于飞，但女孩儿的一声“爸爸”却让他内心升起了强烈的同情和怜悯。

从孤儿院负责人那里，鲍斯特列姆得知了于飞是中国共产党后代的身世，心中更是欢喜。于是，出于国际主义的责任，他决定收养于飞。

鲍斯特列姆对于飞很是宠爱，可他的妻子却并不待见这个黄色皮肤的女孩儿，对于飞非打即骂，奴役她干各种粗活、脏活，有一次甚至打断了于飞的肋骨。

鲍斯特列姆对妻子的恶行十分恼火，为此经常与之争吵，这种场景给年幼的于飞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到上学的年纪时，于飞再次因为黄皮肤受到了同学的霸凌。但于飞也绝不是软柿子，小小年纪就敢于反抗。

一次，一群俄罗斯男孩儿将她围起来羞辱，她一气之下拿起板凳朝着一人扔去。那个男孩被砸得头破血流，而于飞也将受到学校的处罚。因为是黄种人，学校许多老师都倾向于将她开除，幸而校长比较开明，仍旧让她继续读书。

这一次反抗于飞赢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同学敢惹她了。

不过，于飞受到了歧视不仅如此，就连老师们也对她黄种人的身份十分介意。于飞的成绩名列前茅，但无论她怎么努力，俄文课总是拿不到满分。后来她才知道，老师们认为她是中国人，而一个中国人的俄文竟然拿满分，会让俄罗斯人不满，所以只能给她无端扣分。

为了争口气，于飞拼命学习，到了高考时，她终于因阅卷老师不知道她的中国身份而拿到了满分。

就这样，于飞在歧视和斗争中生活了20多年。

转眼来到了1955年，26岁的于飞突然收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邀请，张闻天大使提出要与她见面。直到这时，于飞才终于得知了亲生父母的消息。

张闻天告诉她：“我是受你母亲的委托来找你的。”

于飞询问道：“我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

张闻天笑着说：“你的母亲叫陈修良，现在是浙江省委的宣传部长。你的父亲叫沙文汉，现在是中国浙江省的省长。”

张闻天并没有告诉于飞，其实她并非沙文汉亲生，她的亲生父亲叫余飞，是中共叛徒。

在张闻天口中，于飞得知母亲陈修良是一位光荣的革命女战士，从读书时候起就向往革命，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插国民党心脏，先后策动了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机场塔台等众多国民党军队起义事件。

至于生父余飞的事情，于飞是在后来才慢慢知晓的。

1927年，陈修良坐苏联货船来到了莫斯科，此时的她刚刚经历了一段遗憾的婚姻，感情受到挫折，十分迷茫。

就在这时，余飞走进了她的生活。余飞是电车工人出身，上海工人运动领袖之一，时任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或许因为前一段感情受到了伤害，又潜意识认为工人出身的领导相对可靠和正宗，在余飞猛烈的追求下，陈修良和他走到了一起。

然而，陈修良不知道的是，余飞在老家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都对她进行了隐瞒。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余飞将会叛变。

1930年，陈修良返回上海，余飞则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安庆。他与发妻和孩子团聚后，就将他们秘密接到了上海另居，这一切陈修良都被蒙在鼓里。

不久，由于向忠发和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陈修良才终于看清了余飞的真面目。

在这场巨大浩劫中，余飞被叛徒出卖，而余飞不堪拷打也竟然出卖了其他同志，其中就有陈修良。余飞不仅供出了陈修良在上海的地址，而且还企图劝说她一起投降叛变。

幸运的是，就在余飞叛变前陈修良已回到了老家安徽养病，并生下一子。后来，陈修良将这个孩子留在了老家。

余飞叛变后，党组织曾对其发出通缉令，为了逃避惩罚，余飞从此隐姓埋名不知所终。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一家工厂内发现了他的踪迹，于1955年逮捕入狱，后死在狱中。

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于飞非常欣喜。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很快就回到了祖国与母亲团聚。

回国后，于飞改名“沙安之”，寓意“既来之，则安之”。之后，她因熟读俄语，被安排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主要负责培训俄语播音员和俄语编辑记者。

可是，在十年运动期间，沙安之却因苏联专家的身份受到了连累。她本想表明自己对祖国的忠诚，所以在1964年自动放弃了苏联国籍，请求加入中国国籍。但事与愿违，她的申请一直没有通过。

之后14年，沙安之一直处于无国籍状态。直到1978年，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她才终于加入了中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