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在电视剧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直到刚才我还在想，我到底要说什么。

最早的时候，我陪着导演看上海，有点像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去了小说里写的很多地方，比如艺术园区M50、澳门路、中山公园等等。

中山公园里面有一棵华东最大的梧桐树，这棵树寿命非常长。我记得我陪他去，门口有很多跳广场舞的。他看了老半天，我说这有什么可看的。后来他请了很多小朋友做访谈的时候，就问到了80、90年代跳舞的热情场景。

导演看到过一张照片，是80年代初上海的一个舞厅里，一位女士戴着口罩。他问我为什么在舞厅里跳舞要戴着口罩，我说在70年代的时候，冬天有一部分时髦的上海女青年会戴口罩，可能像戴着面纱一样显得更漂亮。

我们在上海最热的天气里跑了四五天，拍了很多很多照片，包括附近的一些工厂；华师大对面，现在都是居民区了；苏州河的几座桥，包括南昌路。

当时他还没有说到底是拍剧集还是拍电影，所以我也介绍了一些写电影剧本的朋友给他。后来我发现导演特别在意一件事。

比方说他要求编剧，你给我写一场戏，我明天就要拍了；或者说小说里有一个桥段，你今天准备一下，明天下午我就要拍。这种事情我听着都紧张。

第二天编剧写好了，导演看着剧本问：你告诉我，一男一女两个演员躺在床上，男演员这时候眼睛是往床里看还是往床外看。编剧答不出来。出来的时候编剧说，怎么一下子变成让我写分镜头剧本了。

总而言之，导演的“网”撒得特别开。比如在中山公园看广场舞之后，他对上海的跳舞文化研究了很长时间，做访谈时积累了大量口述历史。

有一回导演又跟我说，“我要整部剧都只拍饭局，20集就是20个饭局。”

我跟导演刚认识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看《花样年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我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厨房里张曼玉和人家聊天。他说，“我问的不是人，是东西。”我说，东西记不住，看电影就是看人嘛。

原来，他想让我注意到的东西是一个电饭煲。他说这个电饭煲是最早版本的，大概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最早的电饭煲，找了很久很久。

后来才明白，导演费尽心思找到的这个电饭煲意味着什么。有了这样的电饭煲，香港女人下午就有时间出去玩了，到了下班时间，先生说太太好辛苦。实际上电饭煲是定时的，节省了时间。

但是你说，看电影有几个人会注意这个？导演不管，他必须找到这种有深意的东西放进作品。

拍和平饭店的戏份时，美术总监屠楠老师特别辛苦，每次看到他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比方说，美术部门已经搭好了80、90年代和平饭店房间内部的景，导演进来拿着照片比对，说那个年代和平饭店房间内部景和现在搭的不是一模一样，重来。

我们上海有句俗语，“做眉眼给瞎子看”。导演不管别人能不能看出来，他都坚守住了。

有一次，他拿着100张石库门的照片让我挑，我说这怎么挑，眼睛会看花的。我记到现在，他回答，“我能看出来。”

总结一句话：他是一个不怕烦的人。这种本事不是其他人会有的。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我更了解导演了。其实一开始我很担心，因为他是第一次拍剧。他还做了大量的上海话研究，我知道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肯定不会少。他这人就是这样，睡觉时间也很短。

我只是想说，王家卫导演非常适合拍我们上海题材的故事，他的班底很适合讲“回看过去”。

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威廉·福克纳，他说，人就像是永远坐在一个背向行驶的火车上，唯一能看清楚的就是过去。

所以，保存过去的人生，保存过去的形象、色彩，这与我本身的文学理念是非常相合的。因为我也觉得，写作最重要是保存我见到、我认识的过去，而不是现在。

【整理/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