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瞩目的开国大典上党的各级重要领导人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

但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却没有到场，属于他的位置上站着的是他的大女儿任远志。

而任弼时没有参加开国大典，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

任弼时是我党中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党的七大中被选为“五大书记”之一。

入驻北平后，任弼时不顾劝阻，拖着病弱的身体参加了青年团一大，在作报告时倒在了讲台上。

早年两次残酷的牢狱生活，多年来艰苦的生活条件，再加上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任弼时的身体状况更加糟糕了。

毛主席得知后急坏了，连忙让斯大林派来的米尔尼科夫医生为他诊断。

诊断报告出来后，米尔尼科夫医生对毛主席汇报说：“大多数领导人的身体都还算健康，只有任弼时一个人身体状况堪忧，他脑血管硬化十分严重，目前已经影响到了视力。”

早在延安时期，任弼时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身体状况十分差，可惜当时医疗条件太差。

任弼时

抗战胜利后，任弼时曾经休息过两段时间，一次是1946年，另外一次是在1947年在米脂县杨家沟。

虽说是休息，但任弼时知道当时共产党面临着怎样的困难，他仍旧带病转战陕北，还参与指挥了三大战役。

任弼时16岁参加革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可惜却病倒在了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央决定让任弼时将工作放下，先把身体养好再说，毛主席特意命人送去几尾红鱼，并附信说：“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赏，敬祝健康！”

就这样，到了10月1日，举办开国大典那天，任弼时在玉泉山的休养所休养，他的身体状况远达不到去现场的标准。

毛主席便下令：“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要务”，但为了了却他的心愿，特意让长女任远志代替他参加开国大典。

任弼时与毛主席

在休养所中的任弼时通过收音机听完了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此时的他心情十分激动，正是有了多年来的艰苦斗争，才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休养了一段时间后，任弼时的身体依旧没有好转，中共中央特意将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和神经科主任请来北京为他看病。

这次的诊断结果更加严重了：糖尿病高血压严重，脑血管硬化明显，心脏、肝脏、肾脏都出现了一定的症状。

来自苏联的两位专家建议：“最好去莫斯科治疗三个月。”

在苏联治病的这段时期，任弼时也没有让自己闲下来，他非常关心战后苏联是如何恢复经济的，以及党组织是如何建设的。

国内的情况他就更加关心了，每当秘书向他汇报军队打到南方什么什么地方时，他总会在心中默默地思考起事情背后的政治意义。

任弼时在苏联

1950年5月28日，在苏联疗养半年的任弼时回到了北京，医生建议他最好再静养几个月。

但工作管了的任弼时却怎么都闲不住，急切地向中央请求恢复工作。

当时，朝鲜爆发战争的消息在国内传了个遍，新中国周边的情形日益紧张起来，任弼时就更坐不住了，急忙致信毛主席。

向医生询问过后，毛主席批示：“试做工作，每日不可超过4小时。”

任弼时终于再次回到了工作的第一线，每当他工作起来就忘乎所以，时间早就超过了4个小时。

1950年6月26日，任弼时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恢复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任弼时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一同检阅了部队和游行的群众队伍。

庆典结束后，任弼时回到家中依旧像往常一样工作到深夜，工作时间早已超出了医生叮嘱的、每天能承受的4个小时的工作量。

10月23日晚上，任弼时在灯下开始研究起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军事行动。

“为革命工作，能走100步，就绝不走99步”。这是任弼时一直坚持的信念。

面对老伴的催促，任弼时心事重重地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要办呢！”

这天晚上他随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将桌上的日历翻到了崭新的一页“10月25日”。

就在25日清晨，任弼时病情突然恶化，突发脑溢血，右半身瘫痪，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却依然没能挽留住他的性命。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逝世，英年46岁，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讣告

正在忙碌抗美援朝事宜的毛主席得知这个噩耗悲痛不已，百忙之中仍旧抽出时间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

任弼时棺椁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路上，毛主席在前面扶着灵车一路前行，灵车停下来后久久不忍松手。

任弼时与毛主席同为湖南人，比毛主席小了11岁，在年少读书时就参与过毛主席组织的革命活动，二人也因此相识。

1920年，国内兴起了赴法留学热潮，任弼时因为一些原因错过了机会。

后来在毛主席的介绍下，16岁的任弼时远赴苏联勤工俭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将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民族解放。

任弼时

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发亲密，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愿奋斗的亲密战友。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的处境十分危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6月，毛主席等率领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成功会师。

此时中央红军兵力不到两万，而红四方面则足足有八万人，张国焘见此情形心中便开始不服气了。

对于中央下达的合并两军主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策略，张国焘并不同意，甚至还公开搞分裂想要另立中央。

1935年9月29日晚，红二方面军电台值班人员忽然收到了一份明码电报，这是他们与中央失联一年多后终于再次与中央取得了联络。

任弼时

但此时他们不知道的是，发出这封电报的是张国焘，而不是中央。

红二方面军是贺龙元帅南昌起义失败后一手带起来的，此时的任弼时是红二方面军的政委。

长征开始后，贺龙与任弼时率领1.7万红军在这11个月内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实力保存完好，是一支强力的精锐部队。

张国焘故意抢在中央前与红二方面军取得联络，也是起了拉拢之意，只要能获得这支部队的支持，那么另立中央的事就板上钉钉了。

但任弼时与贺龙对与张国焘的阴谋一无所知，他们率领红二方面军突破敌人层层封锁，一路抢关夺隘，于1936年7月1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和。

刚一到甘孜，任弼时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为何不见中央红军的毛主席和周恩来等领导？

再加上张国焘过分热情的态度，让任弼时更加警惕了。

任弼时

入夜后，任弼时来到滞留在此的朱德与刘伯承，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即便表示说：“我不同意张国焘那一套”。

张国焘骄傲自满，在两军会和时送来了一批文件与书籍，里面大都是反中央的内容，还指名道姓的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将中央红军北上称为“逃跑”。

任弼时查看过后大发雷霆，立即交代红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说：“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

在红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会上，张国焘又公开诋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

任弼时严厉地警告说：

“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任弼时与朱德

之后，任弼时向张国焘要来了秘密本，直接与中央红军取得了联络，这才明白党中央的正确意图。

为了宣传团结统一与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任弼时与朱德挨个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谈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最终导致张国焘被孤立，被迫同意北上。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为了统一抗日战线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共产国际对于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缺乏一定的了解。

因此，在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问题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存在着认识分歧。

任弼时

1937年11月，在苏联待了6年的王明回到了国内，由于缺乏多国内具体情况的了解，他认为中共方面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对于团结抗日是十分不利的。

按照他的想法，国共双方应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

实际的意思就是“应该一切都听蒋介石的”。

毛主席知道王明提出的工作方法是错误的，也及时做出了抵制。

但王明以“共产国际”自居，他的言论在党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导致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陷入了混乱。

为了克服王明的左倾错误，毛主席觉得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统一全党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而去苏联的人选，毛主席认为精通俄文且政治思想成熟的任弼时十分合适。

1939年，任弼时、陈琮英和在莫斯科出生的女儿任远芳在一起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化名陈林辗转多地来到了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之后又做出了详细的口头补充和说明。

这份报告，既从正面回应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也从侧面表明科学选择斗争策略的正确性，还详细阐述了毛主席所坚持的正确主张。

共产国际经过商讨与研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且表明：

“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1940年2月，任弼时被中共中央调回延安，在莫斯科的这两年中，他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有关文章译成外文，在在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间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

1939年，任弼时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

对任弼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生平最怕三件事。

一怕“麻烦人”。

他的口头禅就是：“凡是自己能解决的事，一定不要给组织找麻烦”。

二怕“花钱多”。

1949年，党中央即将迁往北平，到时候会有一场士兵们的阅兵仪式，当时各领导人都不太注意穿着。

便有人提议给领导们做一身新衣服，任弼时知道后却说：“我们能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也同样能进城！”

那时，任弼时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组织上考虑到这种情况，便想给他换一所远离大街的房子，方便他养病。

任弼时

但任弼时拒绝了，无论组织如何劝说他都不肯搬走，直到去世，他依旧住在那栋紧邻大街的房子里。

任弼时三怕“工作少”。

他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党的事业，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忘不了工作，哪怕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最牵挂的依旧是工作。

他曾在报告中指出：

“一切以为革命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这些想法应当认为都是不健康的。”

任弼时逝世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执绋前行，为其移灵

任弼时也正如叶剑英所评价：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胳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