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相信民主党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很大，因为堕胎问题很可能会成为大选的焦点，而且前几周部分激进的共和党人再次试图关闭联邦政府，因为他们无法让他们预算法案中的文化战争优先事项，特别是针对性少数的攻击，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

虽然最终避免了美国政府关门，但这些任性的政治行为往往对共和党人来说并不奏效，尽管他们看起来就是无法摆脱它们。正如一位沮丧的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所说：“我们总是受到指责。” 嗯，没错。这是因为，在最近的记忆中，联邦政府的每一次停摆都是共和党的错，由此给联邦雇员和其他依赖联邦资金的工作人员带来的经济痛苦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经济痛苦仍然迫在眉睫；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同意的权宜法案只是把问题拖延了45天，在这之后，他所在政党中已经很极端的成员可能最终还是会设法迫使政府关门。与此同时，麦卡锡与帮助他通过预算法案的民主党人达成的协议让他失去了议长一职，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解除议长职务的人。

至于总统竞选中的另一个大话题，共和党人显然应该为美国全国范围内堕胎权的倒退承担责任。多亏了基督教右翼的力量，共和党为我们带来了支持推翻 "罗诉韦德案"大法官的总统。

尽管这两个因素都可能在2024年11月对民主党有利，但也有坏消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和操纵行为，它们在 2016年大选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活动家和政客们曾迫使脸书和推特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政治虚假信息，以减轻其造成的危害，然而现在的情况急转直下。

还记得西方专家对社交媒体的民主潜力持乐观态度吗？虽然这些平台对被统称为 "阿拉伯之春 "的2010--2011年革命行动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但毫无疑问，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几年里，推特尤其对社会正义倡导者、抗议者、反法西斯分子、活动家以及那些寻求实时提供和接收新闻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活动？推特可以帮你摆脱困境。正在发生的枪击事件？在正式媒体出现之前，Twitter很可能已经掌握了来自第一手观察者的信息。想知道新纳粹示威发生了什么？反示威者会随着事态的发展上传图片和视频。

社交媒体还为活动人士提供了组织投票的方式，尽管我们现在知道，Facebook尤其在收集大数据方面臭名昭著，而这些数据将被用来操纵选举，使之有利于右翼分子。

反民主势力从 "后真相政治 "中获益，因为在缺乏真相的情况下，真相是由权力定义的。

2010 年代初，很多政客当然注意到了社交媒体的民主化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封锁Facebook和Twitter的访问权限，打击用户，并要求这些通常位于美国的公司在服务器、搜索条件和用户信息方面做出某些让步，而这些美国公司往往会选择屈服。

2014年，克里姆林宫还将俄罗斯科技企业家帕维尔·杜罗夫赶出了国门，当时克里姆林宫实质上国有化了 "俄罗斯脸书 "Vkontakte，杜罗夫曾允许持不同政见者使用该网站组织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抗议活动。他以 "言论自由 "为由为这种做法辩护。

所谓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之中，那些强大专制统治者也注意到了社交媒体固有的民主力量，然后他们重塑社交媒体以达到自己的反民主目的。那些不良行为者例如那些与英国脱欧运动和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的唐纳德·特朗普，他们将科技公司乐于提供的大数据武器化。科技公司还允许虚假信息在其平台上扩散。随之而来的混乱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播下，助长了反疫苗和反口罩态度的蔓延，通常是反犹太主义阴谋论，以及旨在产生政治愤怒的操纵性材料。

对于那些选择释放巨魔的亿万富翁科技首席执行官和右翼专制者来说，这一切能带来什么好处？简而言之，如果人们发现自己无法从大量的废话中分辨出真相，一些人就会放弃真相，从而被那些有权势的人操纵。

这一过程在美国相当透明，特朗普前发言人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在国家电视台上创造了“另类事实”这个的臭名昭著词，而特朗普的政治打手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也在国家电视台上直言不讳地说：“真相不是真相。” 反民主势力受益于“后真相政治”，因为在没有真相的情况下，真相是由权力定义的。

在个人层面上，权力已经彻底摧毁了像我这样的人曾经熟悉和依赖的推特--被埃隆-马斯克改造成了一个叫做 "X "的东西。从2015年起，我就是该网站的狂热用户，当我从学术生涯过渡到以全职写作为生时，它让我接触到了比原来更广泛的受众，并帮助我与编辑建立联系、获得工作。正如安德烈娅·格兰姆斯在《DAM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感人文章中所探讨的那样，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推特的死亡而陷入混乱的记者或评论员。但更令人担忧的远不止一位作家。

Twitter的民主潜力已经消失；X只剩下反民主的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事实将使该平台变成一个美国右翼的回音室，让美国公民社会的直接影响力减弱，但这一过程还很漫长，X的后真相行为可能会对2024年的美国大选产生有害影响。在这一关键时期，其政策也可能对我们的政治产生严重的有害影响。

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是大规模有效应对这一问题的最佳（也可能是唯一）途径。这种监管在美国不会立即出现，但民主党人在明年11月之前制定战略时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

克里斯西·斯特鲁普（Chrissy Stroop）是一位前福音派作家、演说家和倡导者，作为《宗教通讯》的高级记者，她的作品还出现在《圣母杂志》、《外交政策》、《波士顿环球报》、《花花公子》、《政治研究协会》和其他媒体上，包括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斯特鲁普拥有斯坦福大学俄罗斯现代史博士学位，也是因斯布鲁克大学后世俗冲突项目的高级研究员。2019年，她以跨性别女性身份出柜，开始了她的医学转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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