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三种《三国演义》版本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历史演义小说是以历史为底本,加以各种传说、故事,演义为小说。《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而不是史书,清代学者章学诚先生称之“七实三虚”。《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属于作者虚构,许多人物和事件与史籍有矛盾。
《三国演义》文史对照系列
一般认为,《三国演义》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编写的,其正式书名《三国志演义》可以认为是对《三国志》的“演义”。但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三国演义》的依据除《三国志》外,还有《后汉书》和《资治通鉴》。
这可以从目前存世最早的版本之一的叶逢春本的书名中清楚看出。该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书名。目录前的书名最长、最完整,其全文为《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象足本大全》。
书名中的“按鉴”就是“按照《资治通鉴》”的意思,“汉谱”是指《后汉书》,而《三国志》就是指史书《三国志》。这清楚地说明了《三国演义》的三个史书来源。
《三国演义》与三国历史之间虚虚实实,错综复杂,作者如何根据历史演义为小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演化,都很值得研究。
《三国演义》文史对照就是将小说中的事件、人物,与历史上实际的事件和人物进行对照。自从《三国演义》诞生以来,就有许多人详细地比较对照《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
1935年上海大众书局出版了《古本考证三国志演义》,收入了王大错先生比较《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后写出的考证文字,将其插入《三国演义》相应的段落之后。
200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三国演义〉文史对照插图本》,张国光先生将王大错的考证从文本中移至每回前,重新排版,并写了长篇前言予以说明。
《古本考证三国志演义》
1995年盛巽昌先生针对《三国演义》中所叙述的事件的虚实,进行了全面的补正,由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三国演义补正本》。近年来随着三国热的升温,2007年盛巽昌先生又做了新的修订,改名《三国演义补证本》。
2002年本人和许盘清合作,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国演义〉〈三国志〉对照本》,但史书只限于《三国志》。
《三国演义》有诸多版本,一般分为“演义”系列(24卷)、“志传”系列(20卷)和毛本系列。要仔细研究《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等史书的关系,应该选取不同时期的版本进行全面的对照,包括“通俗演义”系列明嘉靖元年(1522)刻印的嘉靖元年本,“三国志传”系列的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印的叶逢春本等,以及清康熙年间刊刻的毛宗岗评本。
现存的嘉靖元年本一般认为是目前已知刊行年代中最早的版本(但实际现存的嘉靖元年本是后来修订本,已经不是嘉靖元年本的原本),叶逢春本是“志传”系列最早的版本,有学者认为它比嘉靖元年本更接近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原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
根据嘉靖元年本、叶逢春本和三部史书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三国演义》成书初期的文本和史书之间的差异。毛宗岗本是一个经过多处加工、修改后,到目前为止最流行的版本,根据毛宗岗本和三部史书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毛宗岗本根据史书又作了哪些进一步的修订。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文史对照系列丛书,分别选取嘉靖元年本、毛宗岗本和叶逢春本与史书进行对照。2013年先出版了嘉靖元年本和毛宗岗本的文史对照本,这次再出版叶逢春本的文史对照本,并对前二本做了补充修订,组成一套完整的《三国演义》文史对照本。
由于本系列丛书的重点是文史对照,而嘉靖元年本排印本已经出版很多,因此嘉靖元年本正文前面的序、引、宗僚和分卷都省略了。但考虑叶逢春本从未出版排印本,为便于研究,叶逢春本保留了正文前面的序、总目录、姓氏和分卷。
嘉靖元年本和叶逢春本,原书只分二十四卷和十卷,而则目和段目均没有序号,为便于查找,我们在嘉靖元年本和叶逢春本中分别加了则序号和段序号。
二、文史对照
文史对照的排版方式有两种:
一是段落对照:按照“段落”进行对照,《三国志》中原文和裴注对照就采用“段落对照”方式。
二是句对照:逐“句”进行对照。
《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史对照本》
这两种对照方式,以嘉靖元年本开始部分举例如下。
1,段落对照:文字连贯,排版方便,但比对不太清楚。
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朝廷有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司徒胡广共相辅佐。至秋九月,中涓曹节、王甫弄权,窦武、陈蕃预谋诛之,机谋不密,反被曹节、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权。
据《资治通鉴》卷五十六:宏者,河间孝王之曾孙也,……时年十二。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庚子,即皇帝位,改元。
据《后汉书·灵帝纪》:孝灵皇帝讳宏,肃宗玄孙也。……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刘儵持节,将左右羽林至河间奉迎。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以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
《后汉书》
据《后汉书·灵帝纪》:(建宁元年秋)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
2,句对照:文字不太连贯,但比对清楚,排版也方便。
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朝廷有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司徒胡广共相辅佐。
据《资治通鉴》卷五十六:宏者,河间孝王之曾孙也,……时年十二。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庚子,即皇帝位,改元。
据《后汉书·灵帝纪》:孝灵皇帝讳宏,肃宗玄孙也。……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刘儵持节,将左右羽林至河间奉迎。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以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
至秋九月,中涓曹节、王甫弄权,窦武、陈蕃预谋诛之,机谋不密,反被曹节、王甫所害。
据《后汉书·灵帝纪》:(建宁元年秋)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中涓自此得权。
《三国志演义文史对照本》
我们采用“段落对照”和“句对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史对照。
“段落对照”方式,类似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所采用的方式,即在需要对照的小说的一段文字之后,列出史书文字。
“句对照”方式,即逐“句”进行对照。这种对照方式的主要优点是比对清楚。
两种对照方式的选择,我们遵循以下原则:凡能使用句对照方式的地方,我们尽量采用句对照方式,以求比对清楚。当小说文字和史书记事不一致而无法采用句对照方式时,或采用句对照方式反而会割裂史书文字,损害语意完整性的地方,我们就采用段落对照方式。
本书除逐一列出所有与小说描述有关的史书文字外,还对某些文史对照问题插入了按语,对小说与史书的差异做了简单说明。主要是考虑只列出史书的记述,读者可能还不清楚小说和史实之间的差异。
《古代小说数字化二十年》
对《三国演义》小说和历史的差异,即《三国演义》的“虚实”问题,很早就有人开始研究,以至成为《三国演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的著作、论文很多。本书的说明曾参考很多前人的研究,限于篇幅,这类说明尽量简略,只说明小说和史书的差异,不加任何分析和判断。
《资治通鉴》和《后汉书》对三国史的记述,与《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大体是重复的;而《三国志》所包括的《魏书》《蜀书》和《吴书》三个部分,对同一件史实往往也有相近的表述。对史书中这些重复的记述,我们一般仅从这三部史书中选取表述最完整的一段文字与《三国演义》对照,同时,将载有与这段文字雷同的其他史书的卷次或传目,注于所选取的史书文字之后。
《三国演义》文史对照工作由周文业、邓宏顺、徐晋合作完成,周文业负责整体策划,邓宏顺负责嘉靖元年本、毛宗岗本和史书文字的采集、整理和按语编写,徐晋负责叶逢春本的整理。
本书是将《三国演义》三种主要版本与几种主要史书做全面对照的首次尝试,一定会存在许多错误与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期待着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周文业2023年3月于北京
整理说明编辑整理《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文史对照本的目的,是为了清楚地显示《演义》文本与史书的差异。
《醉耕堂刊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
一、《三国演义》文本的选择
嘉靖元年本,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整理;毛宗岗本,根据国家图书馆藏清醉耕堂本整理;叶逢春本,则根据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所藏本的影印本整理。其中错讹之处,我们酌情据他本改正,并加按语予以说明。
二、史书的范围
《三国演义》文史对照系列共包括三种文史对照本,分别将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嘉靖元年本)、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以下简称毛本)和叶逢春本《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以下简称叶本)的文字与《资治通鉴》《三国志》和《后汉书》这三部史书进行对照。
此外,还选择了《晋书》的部分文字作对照。
《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同时,还编写了《资治通鉴考异》一书,该书对重大历史事件,凡遇史书记载有不同之处,均利用书证、物证、校勘等方式订正真伪,说明取舍的原因。我们也将该书对三国史的考证文字,收入了文史对照本。
毛纶、毛宗岗父子在修改《演义》时,插入了《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使小说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我们也将《世说新语》中有关三国的故事,收入了毛本的文史对照本。
三、史书文字的选择和编排方式
1. 保留多种说法:《演义》中的描述,在史书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时,这几种说法都选入。
2. 编排顺序:《演义》的文字,有几种史书文字可资对照时,在编排时把与《演义》文字相同或相近的史书文字排在前面。
3. 与小说不同的记载:史书的记载,不管和《演义》的情节是否一致,都采来进行对照。
4. 小说没有采用的史实:《演义》没有采用的史实,从史书中选择了一些有意义的记载作对照。
5. 重复对照:同一段史书文字,有时需要和《演义》的两处或两处以上的文字作对照。
6. 史书文字的适当编排:为了说明《演义》的描写与史书记载的区别,有时需要先将史书有关的文字按时间顺序排列集中,然后再插入小说的适当位置。
《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文史对照本》
7. 关于《晋书》:只选择《资治通鉴》和《三国志》中未记载的史实作对照。
8. 关于《资治通鉴考异》:收入了该书对三国史的大部分考证文字。
9. 按语:《演义》以史书为基础,作了大量虚构。为便于读者了解小说与史书的差异,本书在史书文字之后,插入了一些按语。
现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四、保留多种说法
《演义》中的故事,当史书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时,我们将各种说法都选入。
如:曹嵩一家人是被谁杀害的?史书中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被陶谦的部将张闿杀害,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韦曜《吴书》:
《三国志》
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
《演义》所述即依据《吴书》。
第二种说法:被驻守阴平的陶谦的部将袭杀,见于《后汉书·陶谦传》和《资治通鉴》:
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第三种说法:被陶谦杀害,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注引《世语》,《后汉书·应劭传》《曹腾传》。
《后汉书·应劭传》还说,陶谦之所以派人追杀曹嵩,是因为恨曹操曾多次攻打徐州。此说与史不合。在曹嵩遇害之前,曹操并没有攻打过徐州。
又如:夏侯渊被斩杀,魏、蜀双方的记载不同。
蜀汉的说法,见于《三国志·蜀书》先主、黄忠、法正三传,是说黄忠受刘备之命,在法正的策划下,居高临下,鼓噪而攻,大败魏军并杀死了夏侯渊,但没说是黄忠亲手斩杀。
魏方的说法,见于《三国志·魏书》夏侯渊和张郃两传,是说:刘备率军烧了夏侯渊的鹿角,夏侯渊来救火并保护鹿角,与刘备交战,死于乱军之中。
《太平御览》
曹操有一道《军策令》(载于《太平御览》和《曹操集》)谈到夏侯渊战死的经过,和上述魏方的说法是一致的:
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
《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引《魏略》还记载: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后来投奔了蜀汉,后主刘禅亲自接见他(刘禅的岳母是夏侯霸的堂妹),向他解释当年的夏侯渊之死:
及霸入蜀,禅与相见,释之曰:“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儿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宠。
可见当时还曾流传刘备亲手杀死夏侯渊的说法。
综合魏蜀双方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夏侯渊之死的过程,大体是:
《〈三国演义〉〈三国志〉对照本》
刘备采用法正之计,派黄忠率军在山上隐蔽待机。黄忠激励士卒,蜀军士气高涨。刘备同时派军烧毁夏侯渊和张郃军营外围的鹿角,引诱魏军出战。夏侯渊亲自率军救火,还分出一半军队去支援张郃。黄忠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率军突然杀出,夏侯渊仓促应战,在撤退时死于乱军之中。
《演义》采用《蜀书》的记载,并写成是黄忠亲手斩杀夏侯渊,突出了黄忠的老当益壮和法正的智谋。
又如:马谡之死,《三国志》有两种说法:一是被处死,一是死于狱中。被处死的说法见于《三国志》诸葛亮、王平两传,《资治通鉴》也采此说;死于狱中的说法见于《马谡传》;此外,《向朗传》还有马谡曾逃亡之说。
又如:诸葛恪被杀的原因,史书有两种说法。据《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和《资治通鉴》记载,诸葛恪被杀,是因为他率军讨伐魏国,在新城失利,引起朝内外不满。《演义》也是这样写的。而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诸葛恪被杀,他伐魏失败仅是导火线,主要还是由于孙权家庭内部两派的皇位继承权之争。
由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史书中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这些不同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只能有一种符合史实;另一种是,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或立场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事件的不同侧面,将这些说法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上述曹嵩之死、马谡之死的不同说法属于第一种情形,夏侯渊之死、诸葛恪之死的不同说法则属于第二种。
《资治通鉴纲目》
五、编排顺序
《演义》的一段文字,当有几种史书文字可资对照时,我们在编排时把与《演义》文字相同或相近的史书文字排在前面。这样编排,是为了读者便于研究《演义》的史书来源和成书过程。
例如上文提到的夏侯渊之死,《三国志·魏书》与《蜀书》的记载不同,《演义》采用的是《蜀书》的说法,我们就把《蜀书》的文字排在前面。
对于曹魏代汉和西晋代魏的历史过程,《三国志》与《后汉书》的记载有所不同。陈寿身为晋臣,他在记述魏、晋政权兴替的历史时,为了避免司马氏政权的迫害,不敢不为晋讳。而晋承魏之统,既然要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因此,《三国志》的文字曲笔较多。范晔撰写《后汉书》,他是撰写隔代的历史,自然无所顾忌而可以秉笔直书。
《三国志集解》
对上述史实的记述,《资治通鉴》与《三国志》大体相同。
《演义》基于拥刘贬曹的立场,大多采用《后汉书》的文字。
例如: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五则和毛本第三十三回中都写道:曹操占领冀州后,“写表申朝,操自领冀州牧”。对此,史书记载分别是: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公让还兖州。
据《资治通鉴》卷六十四记载:
(建安九年秋)九月,诏以操领冀州牧;操让还兖州。
据《后汉书·献帝纪》记载:
(建安)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
《后汉书·献帝纪》称曹操“自领冀州牧”,与《演义》相同,所以我们在编辑史书文字时,把《后汉书》的文字排在最前面;其后排《三国志》的文字;《资治通鉴》从《三国志》,故排于《三国志》文字之后。
《三国演义补证本》
又如:夏侯令女立志守节的故事,嘉靖元年本和叶本中都没有,毛本第一百七回根据史书插入了这个故事:
时有曹爽从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无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自誓。及爽被诛,其父复将嫁之,女又断去其鼻。其家惊惶,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且夫家又被司马氏诛戮已尽,守此欲谁为哉?”女泣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时,尚欲保终;况今灭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懿闻而贤之,听使乞子以养,为曹氏后。
《资治通鉴》卷七十五的记述如下:
爽从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无子,其父文宁欲嫁之;令女刀截两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诛,其家上书绝昏,强迎以归,复将嫁之;令女窃入寝室,引刀自断其鼻,其家惊惋,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自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不行,吾岂为乎!”司马懿闻而贤之,听使乞子字养为曹氏后。
《资治通鉴全本新注》
《三国志·魏书·曹真传附子爽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的记述是:
爽从弟文叔,妻谯郡夏侯文宁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阕,自以年少无子,恐家必嫁己,乃断发以为信。其后,家果欲嫁之,令女闻,即复以刀截两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诛,曹氏尽死。令女叔父上书与曹氏绝婚,强迎令女归。时文宁为梁相,怜其少,执义,又曹氏无遗类,冀其意沮,乃微使人讽之。令女叹且泣曰:“吾亦惟之,许之是也。”家以为信,防之少懈。令女于是窃入寝室,以刀断鼻,蒙被而卧。其母呼与语,不应,发被视之,血流满床席。举家惊惶,奔往视之,莫不酸鼻。或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禽兽之行,吾岂为乎?”司马宣王闻而嘉之,听使乞子字养,为曹氏后,名显于世。
我们将毛本的文字与《资治通鉴》和裴注引《列女传》的文字比较后可以看出,毛本的文字与《资治通鉴》的文字接近,而与《列女传》的文字有多处不同。由此可知,这个故事是在《演义》成书过程中,刊印者依据《资治通鉴》或《资治通鉴》系统的史书插入的。因此,我们在编排史书文字时,把《资治通鉴》的文字排在前面。
《列女传汇编》
六、与小说不同的记载
在将小说与史书对照时,我们将史书中那些与《演义》情节不一致的记述,也选入了对照本。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其基本轮廓大体上与历史一致。在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作者对人物形象和具体情节,作了大量的虚构,因此小说与史书记载不一致的地方是很多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嘉靖元年本第九则、毛本第五回和叶本第九段描写关东联军讨董卓,关羽在汜水关斩杀了董卓的大将华雄。
而《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和《资治通鉴》都记载,华雄是被孙坚的部队杀死的,《资治通鉴》卷六十的记载如下:
《〈三国演义〉文史对照插图本》
孙坚移屯梁东,为卓将徐荣所败,复收散卒进屯阳人。卓遣东郡太守胡轸督步骑五千击之,以吕布为骑督。轸与布不相得,坚出击,大破之,枭其都督华雄。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的记载是:
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
罗贯中移花接木,把孙坚的功劳记到了关羽的账上。《演义》以脍炙人口的“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展现了关羽的高超武艺和勇猛无敌的气概。
又如:嘉靖元年本第一百二则、毛本第五十一回和叶本第一百二段,描写周瑜指挥东吴兵与曹操留守南郡的大将曹仁激战,诸葛亮则乘南郡空虚之际,派赵云袭取了南郡,又令关羽和张飞攻取了襄阳和荆州。周瑜劳而无功,气得金疮迸裂,昏死过去。小说称之为“诸葛亮一气周瑜”。
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的记载是:
(建安)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也有类似记载。
由史书记载可知,周瑜与曹仁在江陵交战一年多,终于迫使曹仁撤退,江陵被东吴占领;诸葛亮并未取得南郡和襄阳。小说将“实事”和“虚构”交织在一起,突出了诸葛亮的智谋。
《资治通鉴疑年录》
又如:与赤壁之战同时进行的合肥之战,最后以孙权撤军而结束。孙权退兵的原因,嘉靖元年本第一百六则、毛本第五十三回和叶本第一百六段都说:太史慈受重伤后,孙权采纳了张昭的建议而撤军;而史书记载是,曹操的谋臣蒋济以虚张声势之计,欺骗了孙权,孙权中计下令撤军。《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记载是:
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也有类似记载。
《西班牙藏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
七、小说没有采用的史实
对《演义》没有采用的史实,我们也从史书中选择了一些有意义的记载作对照。
例如: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了荀彧和毛玠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迎献帝到许都,控制了朝政大权。史书和《演义》对此均有记述。而在前一年,袁绍的谋士沮授就向袁绍提出过同样的建议,建议他“挟天子而令诸侯”,但袁绍没有采纳。此事在《资治通鉴》《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都有记载,但《演义》没有采用。
我们把史书中荀彧、毛玠和沮授的建议都选来作对照,排列在一起,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袁绍与曹操的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的高下。
又如:赤壁之战前,曹操的智囊团对曹操急于进攻东吴的决定是有不同意见的,贾诩和程昱就是这类意见的代表。
据《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记载: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
据《三国志·魏书·程昱传》记载:
《三国志校诂》
太祖征荆州,刘备奔吴。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昱料之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
《三国志》这两段文字,《资治通鉴》都没有收入,《演义》也没有采用。
贾诩和程昱的观点,代表了曹操的智囊团对曹操急于进攻东吴的决策的不同意见,以及对孙刘两家在曹操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必然结盟的预见。对贾诩和程昱的意见,曹操一改以前虚心纳谏的作风,都拒不采纳。可见曹操因刘琮投降、不战而得荆州,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轻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三国志》这两段文字,尽管小说未采用,但对研究历史有意义,因此也选入了对照本。
《三国志校笺》
八、重复对照
同一段史书文字,有时需要和《演义》的两处或两处以上文字作对照。
如:《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
这段文字表述了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的蜜月关系,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刘备和孙权分别向朝廷上表举荐对方任职,二是周瑜承认刘备占据油江口一带的事实。因此这段文字需要与《演义》中以下两处文字进行对照:一处是嘉靖元年本第一百十一则、毛本第五十六回和叶本第一百十一段,顾雍向孙权建议,派人赴许都,“表刘备为荆州牧”。另一处是嘉靖元年本第一百六则、毛本第五十三回和叶本第一百六段,刘备“改油江口为公安”。
如果将这段史书文字分割成两部分分别与上述两处《演义》文字作对照,就会造成语意的不完整,不能完整体现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的蜜月关系,所以我们采取了重复对照的方式。
又如:据《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
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瑜上疏于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吕范亦劝留之。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揽英雄,不从。备还公安,久乃闻之,叹曰:“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亦虑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诚险涂,殆不免周瑜之手!”
《资治通鉴考异》
这段文字包括了两个内容:一是周瑜向孙权献计软禁刘备;一是刘备亲自去东吴见孙权借荆州,行前诸葛亮认为有风险,劝他不要去。(《演义》所写恰恰相反,写成刘备不敢去东吴招亲,诸葛亮力主前去。)这段文字也需要与小说的两处文字进行对照:一处是嘉靖元年本第一百七则、毛本第五十四回和叶本第一百七段,诸葛亮劝刘备去东吴招亲;另一处是嘉靖元年本第一百九则、毛本第五十五回和叶本第一百九段,周瑜向孙权建议软禁刘备。
九、史书文字的适当编排
为了说明《演义》的描写与史书记载的区别,有时不能将史书中相应的文字直接插入小说文字之后进行对照,而有必要先将史书有关的文字按时间顺序排列,集中在一起,然后再插入小说文字的适当位置。
历史考证版《三国演义》
例如:关于张任之死、庞统之死和诸葛亮入蜀的对照。
这三件事,小说描写的顺序与史书记载不同,小说从突出诸葛亮这一目的出发,有意变动了史实的顺序。
史实顺序是:
(1)建安十八年五月,刘备进军围雒城,张任出战,战死。
(2)一年以后,建安十九年五月,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率军入蜀。
(3)此时,刘备围攻雒城已近一年,庞统为流矢所中,身死。
《演义》的顺序则是:
(1)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
(2)诸葛亮率军入蜀;
(3)诸葛亮指挥捉张任。
可以看出,小说记载这三事的顺序与史书不同。作为文学作品,进行艺术虚构当然是允许的,但我们做文史对照则有必要指出小说与史书的不同。如果在小说所记三事之后分别插入相应的史书文字进行对照,就看不出小说与史书记事先后顺序的区别了。
我们采用的对照方法是:将史书所记三事集中起来,再插入小说的适当位置进行对照:
《百衲宋本资治通鉴》
据《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建安十八年夏五月,)刘璝、张任与璋子循退守雒城,备进军围之。任勒兵出战于雁桥,军败,任死。……(建安十九年夏五月,)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将兵溯流克巴东。……刘备围雒城且一年,庞统为流矢所中,卒。
将上述文字插入小说中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的文字之后进行对照,就可以看出小说与史书记事顺序的不同了。
采用同样的方法,在小说记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自己统兵入蜀的文字之后,插入下面的对照文字:
据《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建安十九年夏五月,)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将兵溯流克巴东。……刘备围雒城且一年,庞统为流矢所中,卒。
这样就能看出,诸葛亮入蜀在先,庞统身死在后了。
《资治通鉴纲目考证》
十、关于《晋书》
《晋书》中的三国史部分,与《资治通鉴》及《三国志》基本相同,因此,我们只选用了那些在《资治通鉴》和《三国志》中未记载的史实作对照。
如:魏太和元年六月,孟达欲叛魏归蜀,《晋书·宣帝纪》记载此事时说,诸葛亮为促使孟达尽早举事,故意向魏方泄漏孟达之谋。这一史实,《三国志》与《资治通鉴》均未记载。
《晋书·宣帝纪》的记载如下: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
将这段文字与《资治通鉴》和《三国志》的相关文字放在一起,便于我们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过程。
《晋书》
十一、关于《资治通鉴考异》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对重大历史事件,凡遇时间、地点及人物事迹有不同之处,均利用书证、物证、校勘等方式订正真伪,说明取舍的原因,编成《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一书。
《资治通鉴》记载三国时期的史事,主要依据《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同时也参考了《后汉书》。对于这些史书记载的歧异之处,司马光在《考异》一书中采用上述方法作了辨证。
如:《三国志·蜀书·刘璋传》《先主传》《法正传》均记载:建安十六年张松向刘璋建议请刘备入蜀,受刘璋派遣去荆州见刘备的是法正;而《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吴书》则说是张松先去荆州见的刘备。
《傅增湘藏百衲本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按《三国志·蜀书》记载了这一史事,并在《考异》中作了如下辨证:
韦曜《吴书》曰:“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松等具言之。”按《刘璋(传)》《刘备传》,松未尝先见备,《吴书》误也。
又如:建安八年(203),曹操进攻黎阳,《三国志》与《资治通鉴》的记载都是曹操连战连捷,只有《后汉书·袁绍传》记载了其间曹操曾被袁尚击败:
曹操度河攻(袁)谭,谭告急于尚,尚乃留审配守邺,自将助谭,与操相拒于黎阳。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战城下,谭、尚败退。操将围之,乃夜遁还邺。操军进,尚逆击破操,操军还许。
对此,《考异》作了辨证和分析:
《范书·绍传》曰:“尚逆击,破操军。”今从《魏志·绍传》。余谓此诸葛孔明所谓逼于黎阳时也,必有破操军事,魏人讳而不书耳。
文中“诸葛孔明所谓逼于黎阳”,是指《后出师表》一文所列举曹操用兵遭遇失败及陷于险境的诸多战例,其中之一就是“逼于黎阳”。
《诸葛亮集》
十二、按语
《演义》以史书为基础,作了大量虚构。为便于读者了解小说与史书的差异,本书在史书文字之后,插入了一些按语。此外,《演义》中还有大量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是没有史实依据的,我们也针对主要情节,在按语中予以指出。
《演义》的虚构,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小说根据史书的记载虚构故事;
(2)小说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没有史书依据;
(3)罗贯中误解史书而虚构故事。
下面分别做一些说明。
(1)小说根据史书的记载虚构故事
1)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合理虚构
如:桃园结义,史书中仅说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恩若兄弟”,小说则据此写三人结拜为兄弟。
连环画《桃园结义》
又如:水淹七军,本是一场天灾,并非关羽事先谋划。但关羽熟悉当地气候和地理,故能因势利导而取胜。小说则写成关羽派人堵住各处水口,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里,放水淹没了敌军,表现了关羽指挥大型战役的能力。
2)调整史实——改动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地点
如:太史慈病死于建安十一年(206),《演义》则说他参加了两年之后的合肥之战,中箭后伤重而死。
又如:张辽平息军中哗变,据史书,发生在赤壁战前张辽驻屯长社时,小说将其移植于建安十三年(208)孙权攻合肥时。
再如:刘琰挝妻,本是建兴十二年(234)的事,其时诸葛亮尚在;《演义》为表现刘禅的荒淫无道,将此事移植于蜀汉灭亡前的景耀五年(262)。
3)移花接木——改换史实中的人物
如:鞭打督邮的本是刘备,《演义》移植为张飞。斩华雄的本是孙坚,《演义》移植为关羽。刘备斩蔡阳、杀车胄,也都移植给了关羽。草船借箭本是孙权所为,小说移植为诸葛亮。
4)改造史实,编织故事
如:《江表传》记载,赤壁战前刘备乘单舸去见周瑜,表现了战前刘备的不安和缺乏信心,周瑜的胸有成竹和必胜信念。《演义》对这一故事加以改造,写周瑜想借机杀害刘备,因关羽随行护卫没敢动手,表现了周瑜的心胸狭窄和关羽的神威。
又如:单刀会,本是鲁肃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关羽驻地,双方将领带着随身的佩刀相聚。小说改写成:鲁肃在陆口临江亭布下伏兵等待关羽,关羽冒着生命危险,乘一条小船,渡过长江去会见鲁肃。
刘旦宅绘单刀会
5)史书仅有简略记载,小说靠艺术想象,虚构情节,描写发挥
如:长坂坡之役,赵云保护甘夫人和刘禅脱险,仅是一次成功的撤退。《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只有“云身抱弱子,保护甘夫人,皆得免难”一句话。《演义》则详尽描写赵云多次突入敌阵,先后救出简雍、糜竺和甘夫人,糜夫人跳井身死,赵云怀抱阿斗冲杀,夺得曹操青宝剑,陷入土坑后一道红光惊退张郃,终于怀抱后主,杀出重围,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写出了赵云光彩照人的忠勇形象。
又如:刘备三顾茅庐,史书只有“凡三往乃见”五个字,《演义》则用一回半约五千字的篇幅(据毛本)详尽描述,写出了精彩的三顾茅庐故事。
上述几种情形,小说与史实的差异程度虽有区别,但其中多数情形,只要将史书与小说进行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所在。但也有一些情形,由于史书记载不一,而《演义》中的实事与虚构,又常常交织在一起,使得小说与史实的差异不易一下子看出。
《沈伯俊论三国》,沈伯俊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为便于读者了解小说与史书的差异,本书对小说中的大部分虚构情节,在按语中指出小说与史书之间的差异;限于篇幅,对差异产生的原因,一般不作分析。
(2)小说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没有史书依据
《演义》中有大量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演义》虚构的人物有130多人,其中有的虚构人物还是故事的主角,或对情节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如:连环计中的貂蝉,甘露寺相亲中的吴国太,单刀会中的周仓等。
本书的按语,仅对书中重要的虚构人物,在其首次出场时予以指出。
《演义》中没有史书来源的故事,亦即纯属虚构的故事,为数不少,如:三英战吕布、古城会、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智激周瑜、庞统献连环计、诸葛亮安居平五路、诸葛亮火烧上方谷、姜维弃粮胜邓艾,均是。
对小说中没有史书依据虚构的故事,本书针对书中的主要情节,在按语中指出其虚构成分。
(3)罗贯中误解史书而虚构故事
小说中还有一种现象,即罗贯中没看清或没看懂史书的语句,就进行复述或改编,无意中虚构了故事,造成了小说与史书的差异。
《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
如: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五则,由于复述史书时对史书断句有误,增添了乌丸触这个不必要的虚构人物(毛本第三十三回作乌桓触);嘉靖元年本第七十则和毛本第三十五回因误解“单家子”的含义,称徐庶更名为单福;嘉靖元年本第一百四十八则、第二百二十六则,毛本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十五回将史书中的“五百”及“五伯”理解为“五百人”;等等。
对《演义》中的这种现象,本书选择了与人物及故事情节关系密切的若干事例,在按语中作了说明。
邓宏顺
2023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