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挤满了记者的德国《商业日报》办公室里，ASML的新任CEO克里斯托夫·富凯面对着一群期待答案的记者。

他戴着眼镜，从容而镇定地整理着手中的报告。

这次采访的背景，是美国又一次对中国芯片产业的限制措施。

富凯的言论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停下了笔或录音设备，屏住了呼吸——他不但公开反对这些限制，还为中国芯片制造的必要性发声。

这一举动无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

富凯在采访开始时首先对中国的芯片产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提到，中国在传统芯片制造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全球需求增长的情况下，这些传统芯片成为了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富凯直言：“全球芯片的需求在快速增长，而中国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生产者，如果没有中国的产能，很多行业都将面临芯片短缺的危机。”

他的话不免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西方媒体一直强调中国出现在芯片市场中的各种“过剩”问题，富凯不仅对此表示怀疑，还指出了这些传统芯片在汽车业等领域的关键作用。“事实上，这些芯片的利润并不高，但需求却在增加。

为什么西方企业不投资这些芯片，而是要限制中国的产能呢？”富凯的这一反问，让在场的记者们都陷入了沉思。

这次采访也揭示了欧美对于中国传统芯片投资的不同态度。

欧盟正在调查包括ASML在内的行业巨擘，试图了解他们对中国投资“传统芯片”的看法。

而美国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强硬，试图通过限制措施来削弱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中的地位。

富凯认为，这种限制不仅对中国不公平，还会对全球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的芯片制造商明年可能会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但这种需求是全球性的。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中国的产能对于全球供应链来说至关重要。”他进一步解释道，这种对华限制的措施很可能导致西方国家面临芯片供不应求的困境。

富凯指出，成熟芯片在很多关键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汽车行业。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的日益普及，对传统芯片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每辆汽车中都需要大量的芯片，不论是用于控制系统、导航系统还是娱乐系统。

富凯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传统芯片利润不高，但它们在市场中的需求却在极速上涨。

很多西方企业觉得这些芯片“技术含量低、利润少”，从而忽略了它们的重要性。“如果西方企业不去投资满足自身的芯片需求，那么为什么还要限制其他国家的生产呢？”富凯的这一疑问直击核心，同时也引起在场各方的深思。

中美芯片战：意识形态还是市场需求？

在谈及中美“芯片战”时，富凯明确表示，这并非一个基于技术或市场的竞争，而是更多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

他认为，美国的限制政策更多是基于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恐惧，而不是出于市场的实际需求。

富凯讲述了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细节：美国在限制中国取得EUV（极紫外光刻机）的过程中，实质上是试图打压中国在先进半导体领域的开发。

但中国也在努力通过改良DUV（深紫外光刻机）来突破技术瓶颈。

这种技术上的曲折与努力在他看来，是对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一种宝贵贡献。

他也提到了ASML前CEO温彼得的看法。

温彼得认为，中美的“芯片战”并非合理的经济竞争，而更多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体现。

他强调，ASML作为一家企业，首要任务是维护股东利益，对于任何妨碍业务正常发展的做法，他都无法认同。

采访的富凯坦言，虽然中国在先进半导体技术上还落后于美国约10年，但他们在成熟制程的传统芯片领域却已经非常活跃，是全球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富凯的言论似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他并未使用过于激烈的语言，但他那理性且深刻的分析，却在全球科技界和经济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反思，对于一个全球供应链紧密相连的市场而言，单纯的限制与打压并非长久之计，合作与创新才是未来的出路。

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技术竞争中找到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是所有国家和企业都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富凯的发言，不仅是对当前局势的冷静分析，更是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深刻期望。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中，各方如何在对抗与合作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