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执笔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论是民族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式都是多样的，包括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意识形态的，而战争则是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最高形式。所有这些斗争，既有公开的一面，又有隐蔽的一面。公开的斗争，赤裸裸地表现在人们面前，而隐蔽斗争则是采取地下的、伪装的方式进行。一系列的隐蔽斗争，组成特殊的战线，形成特殊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以及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劳苦大众的压和斗争，从来就是如此。八年抗战，冀中平原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除了和敌人公开地烧、杀、抢、掠进行轰轰烈烈艰苦卓绝地英勇斗争外，还大力进行了锄奸保卫工作，进行了尖锐的、复杂的隐蔽斗争，在这条战线上，同样挫败了敌人各种阴谋诡计，为整个斗争的胜利起了保证作用。
我们仅就冀中军区在锄奸保卫工作的主要情况，加以记述，作为历史的经验总结，并以此纪念在这条战线上牺牲的同志。
一、伸向冀中的魔爪
冀中地区处在平汉、津浦、北宁、石德四条铁路中间，周围有平、津、保、石、沧县、德州等大中城市，一片沃野，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交通便利，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七七事变”前，这个地区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就错综复杂，十分尖锐。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这个地区早就有所觊觎,他们深知要控制华北，必须控制平津,而要控制平津必须掌握平津周围地区,因此冀中便成为他们极端重视的地方。特务工作是贯彻它的侵略政策的有力手段，遍布各地的特务，成为它的“第五纵队”，是它军事行动的前哨。“七七事变”前，它的罪恶魔爪,就秘密地深入冀中腹地。他们利用日本买办、走私商人，收买失落政客、流氓匪徒、封建会门等建立秘密据点，甚至日本浪人都曾公开到冀中内地高阳、献县、辛集一带进行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冀中地区的特务工作,“七七事变”前，两支毒箭双管齐下，一为日本关东军所属，一为日本华北驻屯军所属。
有名的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就是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当时他除了指挥东北地区的特务工作外就积极伸手华北。“七七事变”后，他调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后改为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这样就把日本在华北的特务工作，统一领导起来。土肥原贤二是个野心勃勃、阴险毒辣、极端反动的军国主义分子，由于效忠“天皇”，组织特务活动有“功”，曾被授予少将军衔。日本投降后列为甲级战犯，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风流一时、女扮男装特务川岛芳子，原来就是关东军特务机关派出的。川岛芳子原名金壁辉，她本来是中国清朝贵族遗属(肃亲王善耆十四女)后为日本特务川岛浪速抚养，训练成为日本特务。“七七事变”前，她就往来于东京、沈阳、平津、内蒙、上海等地发展特务，组织特种部队，盗窃情报，在冀中就有她收买的爪牙，在天津偷劫溥仪的皇后婉容及其他宫廷人员赴“满州”，就是她干的。“七七事变”后，她以特殊的身份，进行特务活动，更是疯狂一时。1948年在北平被处决。当时华北驻屯军的特务工作，以天津为总据点，设有隐蔽的特务机关，在北平东交民巷亦设有特务组织。他们的活动都不限于城市，触角都深入到冀中地区。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军事上的进展，所占军事要地，都建立起特务机构，有的公开，有的秘密，有的以职业掩护，有的以外围组织形式出现，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组成了广泛的特务工作网络。
日本的特务工作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特务工作主要是暗杀、破坏、跟踪盯哨、盗窃情报等。实际上,“特务工作”在日本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的内涵远不止一般人常说的那些，而是包含了更多的政治性内容，它的破坏性、危害性更深的多，更大的多。就其在侵华战争期间活动内容说，大体包括以下几项:
①“宣抚工作”。他们以“皇军自居”,居高临下，把中国人看作他们的臣民，进行“宣传”“安抚”，把赤裸裸的侵略说成是“圣战”“建立王道乐土”，要中国人与他们“共存共荣”“建立东亚新秩序”等;
②“建立新政权”。所到之处，组织汉奸傀儡，建立“新政权"，并对“新政权”进行“监督”“指导”，实现其所谓“以华治华”的策略;
③“维持治安”。建立他们所要求的殖民地“治安秩序"，实行“军、政、会、民一体化的治安强化运动”。要中国人都成为他们任意宰割的“顺民”“良民”、“新国民"，特别强调“灭共”“剿共”，训练特务，制造恐怖，滥捕滥杀，血腥镇压;
④“组织群众”。组织“新民会”,实施“保甲连坐”,开办各种“训练班”，成立不同的“会社”，宣扬“中日新亲”，消灭我民族意识，按照他们的意旨，严密监视群众的动静，把群众都控制起来;
⑤“经济指导”,他们提出“以战养战”，大量地破坏性地掠夺搜刮我经济资源，洗劫性地抓捕青壮年，运回“满洲”及日本本土，以补充它由于侵略战争造成的物资和人力的不足，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并进行各种经济破坏阴谋，企图使我无法生存;
⑥“情报工作”。这确是特务机关很重要的一项活动。为了达到搜集情报的目的，采取各种破坏行动，如窃听、暗杀、策反、招降、派遣、收买等等，战争爆发前多着重搜集战略性情报，战争爆发后则直接搜集我根据地党、政、军、民活动情况，特别是我军事行动情况;
⑦“内部破坏"。打入我内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如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制造纠纷,鼓动骚乱，特别注重破坏我军民关系，此外投毒、放火、爆炸，用暗号指引飞机进行轰炸等等，企图造成我内部混乱。
敌人对特务工作非常重视。通常反动统治阶级由于他们的反人民性，就多靠镇压及特务工作维持其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侵略中国，更是缺乏政治资本，因此更特别注意特务工作，企图以军事占领配合政治阴谋谋略等手段，达到他们的统治目的。
日本在各地的特务工作受各地最高军事领导统一节制，但内部又具体分为不同的系统，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一)特务机关系统
这是它们进行特务工作的主要机构，在冀中周围普遍建立了特务机关。
北平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七七事变”前为松井太久郎大佐，事变后为松崎直人少将)
天津特务机关(分为两个单位，一为天津特别市特务机关，机关长雨宫翼少将，一为天津特务机关，机关长山下哲夫中佐)
保定特务机关兼河北省特务机关(机关长松本繁大佐，后为铃木繁二少将。)
石门(石家庄)特务机关(机关长石田牛大佐，后为加岛武大佐)
德县(德州)特务机关(机关长田道大佐)
各级伪政权中派遣的“顾问”、“督察员”、“联络员”以及各地设立的警察局(所)，都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控制的特务人员与特务组织，大部分警察局设有“特高课”，多为日本特务直接主持，专门对付我党我军。
(二)宪兵系统
在日本总部设有独立的宪兵总监。按其宪兵的性质原系军事政治警察性质，本来任务是管理日本社会及其军队自身的事情，意在使一般群众、军队遵守它的约束，特别是防止其内部发生异己力量，但派来中国的日本宪兵则主要是镇压中国人。他们同样担任“灭共工作”“谋略防卫以及政治警察工作”，他们也训练特务，进行秘密活动，搜集情报，抓人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比之特务机关有过之无不及，专门设立“特高课”。各大中城市及较大据点大都设置有宪兵队，另外在各地还配属野战宪兵及兵站宪兵。
(三)部队情报系统
在独立派出的作战部队以及联队、旅团以上作战部队都设立谍报组织，并利用现代化技术专门搜集情报，各级司令部第二课专管此事。并把各方面提供的军事情况集中研究。他们同样发展特务并广泛利用各种关系，直接或间接派遣、策反或设立坐探等。
(四)产业情报系统
敌人为了掠夺与控制我物质资源，专门在经济部门建立特务工作，除了搜集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情报外，也发展特务，进行秘密活动。如“七七事变”前，日本即通过“满蒙”控制的龙烟铁矿作掩护，大量发展特务工作，直接深入华北各地。冀中也在内,“七七事变’后，敌人又设置“华北综合调查所”，由“华北开发有限公司”及“满联华北经济调查所”综合组成。他们除研究经济情报外并研究有关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情报。如“华北交通公司”即专门设有“调查班”，通过联络及交通状况的调查、通讯、派遣间谍等，收集所谓“治安情报”。还有与日本国内直接联系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也组织指挥这些事。
(五)专项特务组织
在冀中地区周围负有专门任务的特务组织:
茂川机关，设在北平，机关长茂川秀和中佐。以对中国重庆国民党方面的“谍报谋略”作为主要任务。
日高机关，设在北平，机关长为日高富明中佐，它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调防班”，担任中国以外的以其他国为对象的“调查防谍工作”
渡漱机关 设在天津，机关长为多喜弘少佐(后由渡漱八郎接任)，专门担负对苏的“谍报谋略”工作。
黄城事务所是“华北灭共委员会”的一个组织，设在北平城内，对外称“黄城事务所”。专门研究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问题，着重研究利用中共叛徒进行活动。
特种情报班”设在北平。班长为秩富次郎中佐。“七七事变”前属华北驻屯军，战争爆发后改属日军华北方面军，专门负责密码破译、电子窃听、测向、特种通讯调查等项工作。(据日军材料称，冀中1942年五一反扫荡初期，我来往电报部分为敌破译。)
伸入到冀中地区以及周围的各种特务组织，形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这是一个穷凶极恶，野蛮残忍，作恶多端，极端反动的组织。它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给冀中军民造成极大的危害。敌人的特务工作服从敌人的军事行动。它活动的重点和方法，随着每个时期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在战争初期，用了很大力量放在与我争夺舆论，欺骗蒙蔽群众，威吓群众，阻止群众起来抗日，在冀中抗日部队发展初期，乘我组织尚不巩固，他们设法引诱、拉拢，组织叛变，或里外配合，把部队搞散，或设法打入，长期埋伏、伺机行动。
1939年方强同志带领的“冀中战地考察团”在冀中考察后向军委报告中，把敌人在冀中特务活动特点列举了十七点:
①经过伪组织的威胁利诱办法，派人刺探我军情报。或打入我部队、政权、群众团体、地方武装中煽动逃亡、策动叛变、破坏、瓦解、暗杀、放毒。
②强迫抽丁，抽青年儿童或在天津经商的人，施以训练，然后派回施行上项工作。
③利用照像馆、输运栈，在据点或汽车路、沿河道路设立秘密特务机关，
④利用国民党与中央军名义勾引我落后部队叛变。
⑤策动一切有利于敌之活动，只要不利于我，他们什么都干。
⑥派遣我党叛徒，混入我部，经过许多个人关系，打入我内部活动。
⑦企图经过冀中而伸入后方进行更大的阴谋活动。
⑧捕捉抗属，威胁动摇我干部投敌。
⑨利用土匪扩大土匪地区，缩小我活动地区，使我不易剿除。
⑩利用伪军争取我部队。
⑪利用据点开设学校(由新民会出面主办)，建立妇女会等群众团体，以扩大其影响。
⑫经常召集村长会议，宣传诱惑，请吃饭、看戏等从事拉拢，收集情报。
⑬演戏开“皇会”以粉饰太平，夸张胜利。
⑭有的变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进行欺骗,谎说日本与蒋介石已订立合作剿共协定。
⑮打入落后团体，如大刀会，并给物资援助，策动暴动。
⑯利用已投降的国民党员对我进行活动。
⑰建立各种外围组织，为其所用，如留日同学会、讲武堂同学会、各地同乡会、正字慈善会、普降佛教会、普利讲教会等。
以后随着斗争的深入，敌人的特务活动更是花样翻新。当我根据地日益发展，部队日益巩固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给敌人很大威胁时，其特务工作重点，放在了解掌握我部队活动情况，了解部队行动规律、编制、装备、干部、战术及驻地设防等情况，配合武装部队对我进行“扫荡”、“合击”，企图一举歼灭。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人大力进攻根据地，据点遍地，碉堡林立，敌人特务工作重点则放在配合武装部队“反复清剿”、“治安肃正”，大量发展伪军,瓦解我游击队，镇压抗日群众，破坏我党、政、群组织，发动“自首运动”“新国民运动”,企图使部队无法活动。1944年以后，敌人已感到大势已去，其特务工作又转为收缩阵地，加快与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勾结，一面继续挣扎，一面企图长期埋伏，伺机再起。
在冀中地区除了日寇的特务工作外，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工作，他们对冀中地区也不断进行破坏。远在抗战前在冀中周围的大城市以及冀中内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工作活动就很猖獗，专门对付我党。复兴社、CC都积极发展自己的特务势力，北平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就杀害了我很多地下党员和无数的革命同志。国民党军统局前身军委特务处，特别设有“华北工作委员会",1935年何梅协定后，平、津及河北省的国民党的公开机关(包括宪兵第三团)在日寇的威逼下被迫撤出，但相当的力量转入地下，冀中各县的国民党也是如此。
1938年国民党军委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由戴笠主持后，立即在平、津设立分支机构，以天津为其主要据点。抗战开始，在全国抗日浪潮影响下，他们也标榜抗日，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对我党的破坏，特别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冀中大发展时，更不甘坐视，他们想方设法与我争夺武装。
在发展初期，有的“联庄会”及某些土匪流氓武装:就有国民党特务工作的背景。冀中独立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的叛变就是一例。柴原为国民党员，任新镇县保安队长，抗日战争开始，他以联庄会为基础发展部队，后被我收编为独立第二支队。原国民党新镇县县长王宗琦与柴系亲戚,暗中策划并勾结日寇,导致了二支队的叛变。
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到处制造摩擦时，冀中也出现此类事端。蒋介石不顾我敌后根据地发展情况，别有用心的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民政厅长、省保安司令兼河北民军总指挥。实际上是利用他们河北的旧关系(他们原籍都是冀中地区，鹿是定县人，张是博野县人)来抢占地盘，制造摩擦。张荫梧一贯反动，他带兵从冀南深入冀中，占领博野一带，派遣特务与我寻衅。他还在河南洛阳(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设在洛阳)成立敌后干部训练班，专门训练特务，打入冀中。张荫梧曾制造“崔安铺惨案”杀害我冀中第二特委宣传部长宋振恒、深泽县委书记何昆山、深泽县农会主任何福林、深泽县基干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张振安等人，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曲线救国”的反动方针，在冀中及周围的国民党特务很多都与日特勾结起来对我进行破坏。
总之，从以上简要情况可以看出，冀中军民在个的抗日斗争中，加强反对日本特务工作的斗争，以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工作的斗争，加强锄奸保卫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
二、艰苦的战斗历程
面对强大的敌人，如何在隐蔽斗争中斩断魔爪，消灭隐患，使部队不遭受敌人的暗害，保证部队作战任务及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冀中军区部队虽然是在党领导下建立的，但在总体上说是个新组建的部队，对开展锄奸保卫工作，进行隐蔽斗争还缺乏经验。因此，从开始到胜利确实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战斗历程。从冀中发展抗日武装到1945年日本投降，部队锄奸保卫工作的建立和发展与整个部队的发展变化是一致的，但就锄奸保卫工作的具体发展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锄奸保卫工作处于各自为政阶段
这个阶段大体自1937年9月到1938年8月冀中军区(路军三纵队)正式成立。当时冀中周围大中城市陆续为敌人占领，敌人正沿铁路沿线向内地大举进攻。在党的领导下，在民族仇恨的激发下，冀中各地抗日武装蜂起，有在党领导下的六九一团为骨干组建的人民自卫军，有冀西党组织的八支队、五支队，有保属省委领导下组建的河北游击军，还有一些自发组织的形形色色的抗日武装。
绝大部分部队都设有政治干部、政治机关，但工作很不正规，更谈不上按党的要求进行锄奸保卫工作，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都在政治部下设有锄奸科，有的团、大队也设立了锄奸科，但锄奸保卫工作的任务是什么?要遵循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如何在部队内开展锄奸保卫工作，还不是很清楚，一般地还停止在“抗日锄奸”朴素的理解上。因此，工作仅限于处理公开的汉奸、特务，包括处理部队本身违犯纪律的人员。由于地方政权还没有统一建立，部队锄奸保卫部门还管理着一大部分属于地方治安、司法的工作，如土匪、贩毒、偷盗、杀人、路劫等刑事案件。此外还负责收集散在民间的枪枝等。很多部队都有独立的捕人权、杀人权。可以说处于政策混乱各自为政状态。
不管如何，当时已形成抗日的大发动，到处是“坚决抗日，不当亡国奴。”的呼声，抗日斗争风起云涌，蓬蓬勃勃，对于日本侵略者埋藏的地下基础、爪牙以及国内反动派的亲日势力，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二)开始统一建立锄奸保卫工作阶段
大体从1938年8月到1939年8月，也就是从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队)正式成立到军区第一次政工会议召开。这个阶段全区党政军建立了统一领导，部队锄奸保卫工作也随之开始统-建立。
在军区政治部的领导下组建了军区锄奸部，第一任部长师容之同志(老地下党员),不久被调走，由晋察冀军区派邓小云同志(红军干部)任副部长。锄奸部分为三个科，一科为部队侦察科，科长安洁人。二科为地方侦察科，科长张国栋(红军干部)。三科为审讯科，科长刘一鹗后为齐桐轩、李奉三。此外还有一个地方侦察队，由十几个干部组成。有五十多名战士组成的警卫队(后改为保卫队，担负机关警卫及逮捕、看押犯人)。当时二科还有一个朝鲜籍干部，以后调回本国。
逐步明确部队锄奸保卫工作的方针任务，纠正对部队锄奸保卫工作的模糊认识。邓小云同志原系红军时期老保卫干部，他带来了红军保卫工作的传统经验，这些经验有一些由于情况变化已不适用，有一些则仍然适用，这对冀中锄奸保卫工作的建立是起了作用的。
首先确定部队锄奸保卫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和奸细特务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纯洁内部，巩固部队，使部队不遭受敌人的暗害和破坏，保证部队战斗任务及各项工作的胜利完成。保卫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是部队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纪律，服从部队总的任务，并为实现部队总任务服务。工作中要依靠群众，提高警惕，分清敌我，严守机密，这是工作必须遵守的方针，那种把锄奸保卫工作，简单的看成就是“抓人"“杀人"和一般的司法工作，或者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权力，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训练干部，建立各级组织。1938年8月，在任邱青塔镇(冀中军区所在地)开办冀中军区第一期锄奸干部训练班，由各部队选送学员约110人，训练班队长胡生福(红军干部)，指导员王泽，锄奸工作业务课由邓小云同志亲自讲授，政治课由军区政治部各部长担任，约二个月毕业，学员除一部分充实机关外，大部分分配到团或相当团的单位任特派员，这批学员以后即成为冀中锄奸保卫干部队伍中的骨干。
1939年一二〇师来冀中后，又委托一二〇师锄奸部办了第二期锄奸干部训练班，学员约计百人，在紧张的反扫荡中坚持进行训练，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经过两期训练，又从其他岗位调整了一批干部，部队锄奸保卫工作的体制即大体建立起来。军区设锄奸部，分区(支队)设锄奸科，团(大队)设特派员(一度改为锄奸股长)。有的营也设特派员(或特派干事)。大的机关(如供给部、卫生部、后方医院等单位亦设特派员。临时组建的整训兵团也设立了锄奸科(亦称为总特派员，由兰欣斋同志负责)1938年冬至1939年初，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罗文坊同志(红军干部)被任命为冀中军区锄奸部长，时间很短又调回路西。
清理坏人。破获了一些特务案件，打击了隐蔽敌人，由于锄奸保卫工作的建立与开展，各部队提高了认识，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在不断整训中，陆续清理了部队组建初期混入的一些“危险分子”,如惯匪、不改悔的地痞流氓、反动的地主分子等，从而使部队的纯洁性有了很大进步。各分区部队相继破获了一些特务汉奸案，也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警惕性。
如四分区(后改为九分区)部队，破获一起侦探案，蠡县敌人派出侦探化装为道士，专门到我部队驻地“传道”“化缘”刺探我军行踪，被我破获，后召开大会，公开处决。
又如抗战学院破获特务分子闵定中案。闵定中原系东北军53军647团(691团前身)老人。东北沦陷后，他脱离部队，在敌人沿长城一线向我进攻时，他为敌人出谋划策，凭他熟悉该地地形情况，为敌人制定进攻路线献计，并亲自为敌人带路，因而受到敌人赏识。乘冀中抗日武装大发展时机，敌人派他利用东北军的旧关系，打入我部队，进行秘密活动。他来后以参加抗日面目出现，经过熟人被分配到抗战学院工作，闵知道抗战学院是个培养干部的地方，他想学员出去后就是个连长或排长，如能联络掌握一百个学员，就等于掌握一百个连或排，这就是一个相当的势力，那时就可以有所作为，正是在这个幻想的阴谋企图下，他到学院后，即积极活动，广为结交，封建拉拢，行动鬼祟，并散布流言诽语。很快即被发觉，并从其住处搜出敌人派遣及他在敌方活动的证据，最后弄清真相，逮捕处理。
另外在静海、大城一带还破获一个发展汉奸武装的案件。由天津来的姓高的自称“司令”并带着“秘书长”耿炎(大学生，安国县人)秘密串连，招兵买马，到处发委任状，后来查明他们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的，捉住后解来军区，公开处决。
后来又发现任邱县的佛教会、无极县的大刀会也有秘密发展落后群众入会，散布谣言，打击抗日积极分子及抗日军人家属，个别地方还屯集粮食的活动，经过和地方配合，进行调查了解,对少数坏的领头人逮捕审查，对群众主要进行宣传教育处理。此外有的部队也捕获敌人派出的暗探、情报人员以及一些敌伪人员，还有的部队抓获了乘机作乱的土匪、抢劫犯等。所有这些，对于打击敌人，维护社会秩序，提高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这时各级锄奸保卫工作机构刚刚建立，锄奸保卫干部水平还不高，经验不多，各级党组织对锄奸保卫工作的领导，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因此，有的地方工作深入不下去，工作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部队发生严重逃亡，还有个别人投敌叛变。总的是尚不能适应迅速发展起来的形势。在锄奸政策的掌握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左”的偏向，如滥捕滥杀、扩大化现象，轻信口供，不重证据，特别是肉刑逼供严重存在。敌人开始对冀中进行“扫荡"，战争环境日趋紧张，部队行军作战，携带犯人困难，有的案犯上送，有的就地处理，有些案犯就在紧急情况下杀掉。有几件比较大的错案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如李晓初托派案，熊大正特务案，以及在李晓初案影响下发生的十分区苗、王托派案，九分区发生的石以铭、李德托派案(这一案当时就平反了)等。
(三)锄奸保卫工作进一步发展阶段
从1939年9月到1940年12月，这一时期，部队经过整训及战斗锻炼，党政工作逐渐走向正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巩固，部队锄奸保卫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卓雄同志(红军干部)1939年8月被任命为锄奸部长，邓小云同志仍任副部长，对军区锄奸保卫工作的领导有所加强，政策水平有所提高，使锄奸保卫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进一步整顿健全了军区锄奸部，改组各科，重新分工。一科为侦察科，科长安洁人，副科长丁克;二科为审讯科，科长杨风生(红军干部),副科长王持久;三科为教育科，科长兰欣斋后为李方，副科长董奋。办公室秘书程华，后为侯寓初、郭法成。一科下属政治侦察队(专门作地方侦察工作及敌占区工作，并设有交通队、联络站等)。二科下属保卫队，设看守长(看守长郭全可)，还有警卫员培训班、劳役队(处理犯人服劳役);三科下属干部训练队、编印组(专门编写印制各种教育资料)。锄奸部千部战士经常随队的约一二百人(包括训练队学员),独立伙食单位，平时单独驻一村庄。
各级锄奸部门进一步健全，继续抓紧培训干部。在此期间又连续办了几期各种干部训练班，其中有一期抽调的学员大部分为现职正副科长，团总支书记，营教导员，带有进修性质;此外还办过团营特派员训练班;县大队、区小队锄奸干部训练班。经过不断培训干部，组织日益健全，政策水平、工作质量日益提高。
当时各单位锄奸保卫部门负责人是:六分区科长段辉良(红军干部);七分区科长宋文庄(老地下党员);八分区科长王泽，后兰欣斋;九分区科长罗文义(红军干部);十分区科长王桂山(老地下党员)后齐桐轩、白应圭(红军干部);军区直属队特派员王化成;供给部特派员王丹波:卫生部特派员崔玉歧;抗三团特派员苟纪明后石昆、张德斌;回民支队科长刘世昌;南进支队锄奸科长王云龙、杜子华;骑兵团特派员马法秘;北上挺进支队特派员陈xx。
加强了对锄奸工作的领导，团以上各级建立了党的锄奸委员会。成员由主要军政首长、政治部(处)主任及锄奸保卫部门负责人组成，其职责是研究本单位锄奸保卫工作的重大问题，如锄奸保卫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捕人问题、清理嫌疑分子问题。杀人要经过冀中军区锄奸委员会批准，这样就从制度上解决了乱捕乱杀问题。军区每年召开一次全区部队锄奸保卫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下一年的任务与要求。第一次全区锄奸工作会议于1939年秋召开。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同志到会讲话，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
改进领导作风，开始注意深入部队检查帮助工作。军区锄奸部不断组织工作团或工作组深入部队，最大的一次是1939年冬由卓雄部长率领的一个人数较多的工作团到最紧张的十分区检查帮助工作。参加人有安洁人、丁克、李方、王持久、陈希风、刘亚民、王大远、程华、赵保科，还有训练班毕业的十几名学员。并带着一个警卫班由九分区部队护送到十分区二十七团驻地霸县神堂，天已拂晓刚刚驻下，即被敌包围，打了一天，到晚上才突围，锄奸部的于部都参加了战斗，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绝大多数表现很好。后来工作团分头深入分区各部队检查帮助工作，帮助十分区总结了锄奸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工作团的同志也是一次很大的提高。
1939年下半年，方强同志率总政考察团来冀中考察工作，帮助整训部队，其中一个小组专门检查了冀中军区锄奸保卫工作情况，并写出了总结。分析了冀中敌特奸细活动的特点，肯定了锄奸保卫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问题，这对提高和促进军区锄奸保卫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与地方公安部门的联系也加强子，1940年，锄奸部长卓雄同志与冀中公安局长张国坚同志共同协商，确定要经常交换情况，并联名通知各县公安局及各团特派员要经常取得联系，交流经验。这样使部队与地方工作配合的更密切了。
这个时期又破获一些案件，从中可以看出敌特一些新的动向，十分区部队发生一起我方被俘人员，经敌训练后，赋予任务秘密派回案，他们回来后报告了组织，我们才发觉。敌人这种作法，过去还没有发现过。
1940年回民支队破获回奸哈少孚策反案，津浦路线特务机关利用回奸哈少孚与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同志有亲戚关系，企图阴谋策反。马本斋同志开始组织回民抗日部队时，哈少孚曾担任过秘书长，后来整编为回民支队，哈改任司令部参谋，在频繁的行军战斗中，哈少孚不堪其苦，遂叛变投敌。回民支队战斗很活跃，多次予驻石德路敌山本联队以严重打击，敌恼羞成怒将马本斋同志的母亲逮捕，并派哈少孚来策反诱降，马本斋同志及回支党组织发现后，将其逮捕解送军区锄奸部，经审讯核实，将其处决。
八分区部队，在交河县泊镇附近一寺院，捕获一个日本和尚，实际上是敌人安置的一个坐探。
由于斗争日益残酷紧张，有的单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如十分区第四大队国民党特务分子于贵，潜伏该部充任参谋，策动大队长王录祥，乘政委外出开会之际，在永清率二、三营及团直企图投敌。被我发觉后，政委协同其它人员连夜将大部受骗人员追回。政工干部10余人牺牲。
霸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靳国良及其兄弟等人，欺骗部下，叛国投敌，并逮捕我霸县县长马建民及政府干部多人。在押送去霸县敌据点途中，马建民同志等私下对押送人员中队长郭风来等人进行教育，晓以民族大义，使郭觉醒，与靳逆决裂，并保护马等被捕干部返回抗日营地，其余广大干部战士亦纷纷脱靳归来。最后只剩靳逆兄弟及少数亲信投降日寇，大队副政委张铭录被杀害。
六分区栾城县委手枪队部分队员及该县一二区区小队部分队员共12人，在叛徒引诱下，集体携枪叛变投敌，并将我栾城县县长挟持交给敌人，这是冀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成为1940年栾城县的二·七事件，另外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率队去十分区，过潴龙河时遭敌轰炸，根据敌人行动，显系敌人事先了解。事后追查方知乃系混入我方的奸细与敌通风报信所致。这些都未能事先发觉。
(四)冀中根据地最困难最艰苦阶段
1941年到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第二年，敌人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巩固后方，集中侵华兵力企图彻底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首当其冲，敌人频繁"扫荡"和逐步“蚕食”，使根据地大大缩小。1942年“五一"又遭受敌人空前残酷的"梳篦"“剔抉”“大扫荡"，一时使根据地起了变化，锄奸保卫工作变化也比较大，斗争进入了异常，困难时期。
开展外线工作,配合部队进行反“蚕食”斗争。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在军区吕正操、程子华首长直接支持下，决定锄奸保卫部门要建立外线工作，组织专门人员打入敌占区、半敌占区进行活动，打击那些“铁杆汉奸”“死心塌地的特务"，"软化”、争取敌伪人员为我服务并争取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情况，作长期斗争准备。
准备“五一"反"扫荡”，在敌人“扫荡”之前，军区锄奸部向各分区锄奸科进行了工作布置，提出要注意掌握内部嫌疑人员的动态，了解敌探奸细的活动情况，加强保密工作，锄奸干部在反扫荡中要以身作则，英勇作战，不怕艰苦等。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需要，军区领导机关随队行动者仅留少数人，大部分散到各地区各部队坚持反扫荡。
随队行动的有卓雄部长(代理政治部主任)，秘书侯寓初，干事董奋、金克、隋洪昌;其余人员，由李方带王金泉、李治唐(鲁岗)、肖友梅、续炳哲等十余人组成的一个工作团到八分区然后转任河大地区队及河间县大队、区小队帮助工作;由王持久带二科保卫队及一部分警卫员数十人单独活动，他们在反扫荡中还参加了战斗，打击敌伪组织(由于对地方情况不了解也出了一些问题);外线工作人员、侦察人员由安洁人、丁克等分别带领进入边缘区坚持斗争。
冀中军区领导机关转入太行区后，于1942年秋，卓雄部长、董奋同志参加了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驻太行辽县麻田)组织的野战军锄奸工作会议，会议由罗瑞卿主任、杨奇清部长主持，回部后进行传达学习，进一步提高了认识。
1942年9月，冀中军区机关开始在平汉路西唐县张家庄集中，各路分散行动人员陆续归来，有些还是通过冀中军区干部收容站(胡友孟同志负责)派交通经敌战区回来的，如李方同志所带工作团(还收容了一些其他系统的失散人员)就是在他们派出的交通员引导下，于夜间在敌人占领的保定南关铁路大桥底下钻过去然后过封锁沟的。集中后总结了反扫荡期间的工作，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作，特别布署了对被俘被捕人员的审查工作及其政策界限等。此时，庞大机关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为保存干部，调出一部分到军区教导团学习，一部分去延安(邓小云同志等)，一部分同志下去加强各分区，锄奸部取消了科的机构，只留下几个部员，保卫队与政治部警卫连合并，撤销单独伙食单位，并入政治部。
1943年上半年，一度调原供给部政委朝鲜籍于斌同志任锄奸部副部长，不久即回国工作。上级统规定各级锄奸部门改称保卫部门。
五一“扫荡”后，冀中地区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中央决定:冀中主力部队由吕正操司令员率领进驻晋绥军区。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暂时撤消，所有人员并入晋察冀军区各机关。冀中各分区由晋察冀军区直接领导，冀中军区保卫部合并于晋察冀军区锄奸部，原冀中军区保卫部长卓雄任晋察冀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原冀中军区保卫部千部一部分充实各分区，一部分留晋察冀军区保卫部，留晋察冀军区保卫部的有李方、安浩人，金克、郭法成、曹德荃、张xx，张士陶、李治唐等。各分区保卫科，(一度改为股)人员也压缩，科长人选也作了调整:六分区董奋、七分区王化成后为高崇岳，八分区兰欣斋、后为洪昌、袁荣申，九分区王丹波，十分区胡文庄、陈继德。分区以下各地及县大队仍设特派员。
敌人乘五一“扫荡”后造成的形势，妄图“确保”冀中，联续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据点遍布，碉堡林立，在广大农村推行“新国民运动”“自首运动”，普遍建立“保甲制”、“新民会”，每村都要设“联络员”，大量发展伪军，稍大一点的据点都驻有“宪兵队”、“特工队”，一面残酷镇压，一面又运用怀柔手段,暗地安排耳目，一时造成我党、政、军工作极大困难。
在这种斗争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政策握极易发生偏差，地方上一度又出现滥杀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党支部由于敌人“自首运动”遭受大量破坏，为此，冀中区党委1943年1月专门作了《关于锄奸保卫工作的指示》及《反自首斗争的指示》，根据这一精神，部队保卫工作特别强调:
一、要保持部队成员的纯洁，吸收人员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宇缺勿滥，要一个顶一个，能保证在分散活动时不发生问题。
二、揭露敌人阴谋，坚决反对敌人的“自首运动”，高度提高警惕，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及气节教育，防止动摇逃跑。
三、打击敌特、汉奸、叛徒的活动，密切与地方党、政、公安部门的联系、配合，在地方党的统三领导下，对死心踏地、作恶多端的分子要坚决打击，但定要讲求时间、地点、灵活策略，不能给群众造成恶果，对一般胁从分子则着重进行教育，特别注意争取敌伪人员为我服务(有的部队为了争取敌伪人员，曾几擒几纵，终于成为我方“底线”)。此外并有计划的派遣一些人员，打入敌伪组织，以便了解情况或从中掌握。严禁滥捕滥杀杰坚决避免冀中区党委指出的那些“左”的偏向。
四、服从锄奸保卫工作的统一领导，根据冀中区党委决定，各地委成立“保委会”由地委书记、专员、专署公安部门负责人、分区保卫科长参加，统一领导分区的锄奸保卫工作。冀中地区由大片根据地变为分散小片根据地及游击区，敌我交错，敌人的特务活动与我之锄奸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敌人特务机关对我公安、情报、锄奸保卫部门恨之入骨，石德路上头据点之敌就曾悬赏捉拿我六分区保卫科长董奋和分区情报股长东方同志，还曾送信至我方对该二位同志策反诱降。1943冬，东方同志在栾城县某村开展情报工作时，为敌侦知，敌采取夜间奔袭战术将东方同志俘去，东方同志光荣牺牲。
1944年4月谭政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事先经过了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体现了党中央对部队政治工作的关怀，所提问题切中部队工作的要害，报告中提出反对形式主义和孤立主义等倾向，在有关锄奸保卫工作方面提出在连队中要取消工作网、十人团的固定组织形式，指出“连队工作网的作用，是为着对付奸细与逃兵，但是证以过去经验，依靠少数耳目与固定的工作网对付好细，是不大起作用的。
防止逃兵，争取与巩固动摇分子的工作，是支部的责任，是所有党员及所有革命战士应做的工作，是属于一般政治工作，不是防奸性质的工作”。“连队中的十人团，在对付逃亡，巩固部队上，起过某些作用。但是由于其工作过分注意消极限制的方面，忽视从政治上去积极争取的方面。因此两者的固定形式都无存在的必要。只有在必要情况下，再临时组织。今后反逃亡的工作、防奸工作等，均由支部集中领导,发动群众去进行”。
这一报告精神传达到冀中军区后，保卫部门立即认真学习。大家认为原来那些作法是从红军时期沿袭下来的，开始还是学的苏联的。长期以来，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加以发展改进，因循守旧的，以致成为形式主义、孤立主义的东西，指出这一点，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认识上的一个发展。同时在实践中也深深感到在当时冀中斗争那样紧张，特务如麻的情况下，保卫工作只有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孤立主义，依靠群众才能取得胜利，认为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统一布署下，停止工作网及十人团的活动，并在党内进行了解释教育，同时提出改进保卫工作的作风及工作方法。
(五)根据地恢复、发展直到日本投降阶段
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9月,由于我党领导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敌人则战线延长，兵力、财力严重不足，困难日增。另一方面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巨大变化，整个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1943年开始，我冀中军民即主动向敌伪展开军事、政治攻势，部队亦有所发展。以后陆续收复和逼退敌人的碉堡和据点，到1944年8月即收复肃宁县城。10月，根据中央及晋察冀分局指示，恢复冀中区领导机关，重新组建军区保卫部，芦克(红军干部)任部长。1944年冬，由军区李志民副政委亲自主持，召开了冀中军区恢复后的第天次军区保卫工作会议，布置了新形势下的保卫工作。
1945年，我军主力部队进一步发展壮大，连续向敌人展开攻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汉奸特务日益动摇，不少主动向我靠拢，要求立功赎罪，但也有死心踏地的顽固分子困兽犹斗，如平汉路上的王凤岗部，津浦线上的高鸿基部，仍不断利用叛徒特务对我进行骚扰捣乱。也有的准备潜伏，等待时机与国民党特务勾结。军区保卫部门要求部队扩大时，仍然要严防坏人混入，对敌伪人员要严格审查;要充分利用有利形势，向特务汉奸进行政治攻势，要他们然悔悟，带罪立功，对日特国特勾结则要揭露其阴谋，要特别注意要挖出埋伏的特务，以绝后患，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不加悔改的汉奸特务要坚决打击。9月2日日本侵略者签字投降，我取得抗战的胜利，此后冀中军区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