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社会，但法家传统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相比于儒家的道德教化，法家更注重制度的约束，而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异则备变”，法家认为，当原有的制度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时，就必须对其进行变革。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一次次的变革，而在每一次的变革中，法家思想都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甚至超越儒家，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因素。

变法的过程是权力的重塑过程，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张居正到梁启超、谭嗣同，变法者们必须面对不同利益阶层的挑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成功的道路。

晚明的中国，百业凋零，江河日下。朝廷既不能内安百姓，又无法外抚四夷，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在这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一场变法挽救了国家。短短10年间，官员勤勉廉洁，百姓安居乐业，北方边防稳固，一派中兴景象，史称“万历新政”。

熟悉明史的人们都必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推动这次变法的正是当朝首辅张居正。

梁启超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盛赞张居正为“近三百年大明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政治家”。谷应泰在书中称张居正为“救时宰相”。就连张居正的政敌，著名思想家李贽也称张居正为“古今宰相之杰”。“万历新政”带给明王朝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这场变法不仅将明王朝从垂死的道路上暂时拉了回来，甚至使明帝国在财税、军事等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然而，超出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年。“人亡政息”是对这场变法终结的最好描述。变法在领导者张居正去世之后戛然而止。变法措施被逐条废止，甚至张居正本人也遭到了政治上的清算。一切都发生在张居正死后的一个月内，似乎是蓄谋已久的阴谋。上至皇帝，下至言官，无一不对张居正以及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表现出巨大的仇恨。

张居正所有的封号均被褫夺，家人也受到连累。在皇帝的授意下，朝廷逐步废除了变法，“万历新政”似乎只是一场梦境。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愿意客观的谈论这场变法。终神宗一朝，无人敢为张居正鸣冤、辩白。直到天启年间，国力日衰，人们才想起张居正和他的“万历新政”。人们渴望再度重现万历初年重振山河的光景。于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最高统治者恢复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荣耀，张氏后世子孙重新获得了荫蔽。

明代中后期，国家的第一急务是国防，“土木堡之变”的惊心动魄还历历在目，俺答部的铁骑越过边境大肆劫掠已是家常便饭，堂堂中华竟无法抵御。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寇大同，越长城，入蓟州，攻古北口，北京城近在咫尺，帝国的首都已经站在了抵御侵略的第一线，情况万分危急。顺天御史王忬在通州一带死守，但是俺答的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北京的围攻。

明代的北京城，是国家的第一要塞，明成祖朱棣按照战时体制，在北京设立72京卫，计40万人，加上畿内各府军队28万，大宁、山东、河南班军16万，在北京周围的部队就有80余万人，照理说拱卫京畿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到了嘉靖初年，成祖时的规模已经不再了，经过数次裁撤，京营额军仅剩10.7万人，武备废弛可见一斑。

此次俺答进犯京畿，兵临城下时，兵部尚书丁汝夔清点各营，只剩5.6万人。丁汝夔下令各营出兵于城外驻防，但这群残兵个个叫苦连天，愁眉苦脸，京畿的部队是无法指望了，朝廷无奈之下颁布了勤王诏书。大将军仇鸾等人一共带来了5万余人增援京畿，朝廷依然不敢轻易开战，因为一旦战败，朝廷无路可退，后果不堪设想。

当朝首辅严嵩甚至已经在秘密谋划迁都一事了。大将军仇鸾奉命与俺答接洽，只要俺答不攻城，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此时，朝廷内部对于俺答此次进攻北京的意图未能形成共识。以严嵩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俺答此次仅仅是劫掠和求贡，并无占领京城的战略意图，而以徐阶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俺答此次绝非仅仅是为了劫掠，如果金银珠宝仍不能满足俺答，朝廷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然而，不论俺答此番攻城是劫掠也罢，是光复大元江山也罢，朝廷在短期内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抗了。在危急时刻，徐阶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派遣使臣到俺答营中，指出“求贡书”是用汉文写成的，为防止日后产生争议，应当依据惯例，用鞑靼文再写一次，同时临城求贡于礼不符，俺答应将部队退至长城以外，等鞑靼文的正式文书写好，由负责镇守山西大同的守将接收，传至京师，方可商量。

如此一来必定耗费数月时间，朝廷各地的勤王大军便可趁机北上拱卫京畿。徐阶的计策果然奏效，1550年的边防危急得以化解。国家武备荒废到如此地步，不能不让人心痛。作为朝廷重臣的张居正，在这次危机中清楚地认识到边患不除，国无宁日。同时，张居正对严嵩等人只求表面文章，试图蒙混过关的敷衍态度也颇有微词。

这一切都为张居正在变法中急于整饬武备埋下了伏笔。在张居正日后诸多变法举措中，巩固北方边防的措施最为强硬。为了达到最佳军事效果，张不顾朝野反对，力排众议，破格重用了戚继光等将领。在张去世后，朝野上下甚至有传言指出张居正对镇守北方的戚继光密授机宜，企图起兵谋反。虽然谣言纯属污蔑，但也足以证明张居正对戚继光的重视和信任。

要强兵必先富国，没有钱粮，国防就只能停留在幻想的层面上。然而，明代中后期，国家积贫积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隆庆二年（1568年）至隆庆三年（1569年）期间，国家的预算是收入250万两白银，而支出超过了400万两白银14，财政赤字十分严重。财政的拮据已经危害到了国家的根本，开源节流势在必行，但仅仅裁撤闲散人员还不足以弥补高达150万两白银的赤字。

于是朝廷一方面节俭皇家开支，从皇帝吃穿用度开始省，另一方面，还缩减了部分国防费用，虽然北部边患一直是明帝国的心头之患，但以当时的国力确实无法支维持如此庞大的国防战线。隆庆三年（1569年），明穆宗向户部索要银钱用于维持皇家生活，穆宗的目标是30万两白银，但户部尚书实在拿不出钱来，便向皇帝上疏，把当年收入、支出情况一一列明，拒绝了穆宗的请求。

穆宗见国家确实没钱，但皇室生活又关系到国家体面不能过于寒酸，于是便采取了折中方案，只索取10万两白银，对奏折批复到：“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

户部官员尽职尽责严守国库，连皇帝的请求都拒绝了，不能不让人钦佩，皇帝深知国家困难，对索要银两打了3折，也实属不易。万历皇帝即位后，后宫继续厉行节俭。神宗开馆编纂《穆宗实录》，张居正上疏请求免去以往例行的赐宴，以节省用度。同年冬天，张居正为万历皇帝日讲时请求免去赐宴，并且免去元夕灯火。

万历皇帝回答张居正：“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君臣如此配合默契，一方面说明张居正教引有方，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财政实在是不堪重负。国家财政如此拮据，改革已迫在眉睫。如何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成为了张居正变法的核心。张居正在任内最为关键的一项变法措施——“一条鞭法”就是为了解决国家财税收入不足、社会分配不公、百姓贫苦的问题而制定的。

“一条鞭法”的成功证明了变法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尽最大可能去满足民众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同时，“一条鞭法”也再次验证了“法律必须服从于社会实际”的法理学原理。

“效率低下”、“腐朽不已”是晚明政治生活的标签。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明代‘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赋税过重，而在于法律的腐朽和政府的低能。”

复杂的行政程序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据黄仁宇先生考证，宛平县知县沈榜声在每年要向27个不同部门缴纳所收的税款，而这些税款的总额却不到白银2千两，明代政府行政效率之低下可见一斑。这位沈县令终究还是肯干点事的，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官员无所事事，拿着朝廷俸禄，却不去履行职责，没有履行职责却又不必被追究，于是官场风气日渐官僚化，人浮于事。

中国的文官系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处于非常先进的行列，甚至许多现代国家，如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在设计和完善时都参考了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这套文官制度以个人的学识德行作为担任公职以及职务升降的依据，同时分工具体而明确。

但制度运行一段时间难免出现偏差，在明代中后期民间甚至流行一段童谣：“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廖，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化、武英两殿”。将童谣翻译为现代汉语，大意为：考试交白卷的都出自国子监；不懂天文知识的都进了钦天监；五音不全的都进了太常寺；没有比文华殿、武英殿的大学士们写字画画更难看的了。

这首童谣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虽然有些夸张，却也反映出在当时的官员们的工作状态，以及官员们在人们心中的不堪形象。“正（德）嘉（靖）之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靖）隆（庆）之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少为轻重。相与姗笑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也。”

诸如《新会县志》这样的地方志也生动记述了明代中后期官场贪腐成风，以致百姓对待贪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社会风气的日渐堕落。而“官场恶浊亦必然直接污染社会风气，使道德准绳和价值观念亦发生急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