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逝世。他在位时发动了侵华及太平洋战争，常隐匿于东条内阁背后，以此规避责任。
东京审判期间，裕仁凭借美国庇护，以天皇无权为由，成功规避了审判。
日本人认为裕仁天皇对结束战争起关键作用，因其曾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故称其为“热爱和平”的天皇。
此事实属离奇，荒谬无比。其行为完全颠倒常理，令人难以置信。
裕仁天皇实为侵华战争主谋，二战时日本成战争机器，他难辞其咎。他及日本国民均未认识到自身错误，不认为侵华战争有误。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裕仁频向部属表达不满，指出先前低估了中国军力，此乃极大失误。
裕仁天皇在侵华战争中的角色是什么？他在这场冲突中具体发挥了何种作用，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裕仁天皇被冠以“爱好和平”之名，但其真实行为需深入审视，以确保评价准确。此称谓是否恰当，应依据历史事实与其行为综合考量。
谈及日本天皇，人们常误以为其如英国王室般仅为象征，权力微薄。实则不然，至少在二战前，日本天皇是拥有实权的。
裕仁天皇为日本史上权力最大天皇，掌控日本政治、军事及外交决策。他一手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侵华战争。
关于侵华战争与裕仁天皇的关系，目前尚无定论，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认为裕仁直接负责，另一则主张其无罪。此处先探讨后者。
日本普遍认为，裕仁天皇无实权，全面侵华战争由军方决定，他仅被动接受。天皇既未明确反对，也未支持该决定。
裕仁天皇反对军国主义，秉持和平立场，为君主立宪下的正常君主。他未挑起侵华战争，却承担其责，实属勇敢的失败者。
总之，裕仁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被视为纯洁无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作家比克斯支持“裕仁有罪论”，著书《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详细阐述其观点，逻辑清晰，论证充分。
写书前，比克斯详研皇室官员、政治家、军方将领的官方文件，并参考日本学者对裕仁天皇及侵华战争的研究，揭露了裕仁表面的虚伪形象。
比克斯描述裕仁天皇自幼受儒教与武士道影响，崇尚武力，继承了日本民族中极端、阴暗的特质，成为偏执之人。
他执政的前二十年，身处日本权力巅峰，肩负艰巨重任，难以想象，于默默承受中逐渐蜕变。
他漠视一切，专注政治，以守护皇室、光耀日本为终生志向。为此，他不惜牺牲任何个体与国家利益。
中国并非裕仁天皇壮大日本的“踏脚石”。此表述有误，它歪曲了历史事实，中国在日本扩张过程中是受害者，而非助力者。
侵华战争中，裕仁天皇始终为决策核心，非“被动接受”，责任不在军方。他掌握实权，若未首肯，军方无法越权擅自决策。
《真相》中，比克斯援引权威史料，阐明裕仁天皇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推进战争及指挥对华所有军事行动上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5年，裕仁命令朝鲜的日本军队侵入东北，此举可视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初步行动或“前奏”。
1931年，裕仁天皇策划庞大军事方案，核心为掌控满洲，进而沿中国海岸南下，夺取新加坡等战略要地。抗战史实显示，日本确按此计划行动。
需指出，彼时裕仁天皇尚无对华开战之意。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裕仁天皇虽默许，但仍心存犹豫。
他犹豫的是战争胜负，非战争必要。见关东军占领东北后，裕仁天皇安心。受现实主义与机会主义影响，他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军方。
“九一八”事变后，裕仁天皇向关东军颁发“敕语”，以示对其行动的赞许。
关东军将士在嫩江、齐齐哈尔或锦州地区，顶风冒雪英勇抗敌，以除匪患，扬国威。朕嘉其忠烈，望将士坚忍自重，奠定亚洲和平，不负朕望。
日本军队自称“皇军”，此称谓源自对“敕语”内容的直接采用。
1937年，近卫内阁决定全面侵华，裕仁天皇以最高统帅身份表示支持，并更积极地参与相关军事决策。
他批准增兵华北方案，主张扩大侵略。对侵略华北、内蒙的日军，裕仁天皇再发敕语赞扬其攻克敌阵，宣扬国威：“朕赞其忠烈……”
此外，南京大屠杀这一国人心中永恒的创伤，亦由裕仁天皇主导。他命松井石根攻占南京，城陷后又对日军统帅部表示，对攻陷南京及大屠杀行为满意。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华实施“三光”政策、虐杀俘虏平民、违用化学武器及人体实验等暴行，裕仁天皇均知情且未阻止，反对施暴者予以嘉奖。
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军国主义追随者，战争狂热者，人称恶魔。裕仁天皇越过亲近皇室，任命他为首相，此举透露了关键信息。
哪位崇尚和平的君王，会委任一个热衷于战争的人担任首相职务？
裕仁天皇此时已深陷战争利益中，他满怀壮志，驱使日本战车前行，意图摧毁中国民众，视亿万人为其帝国辉煌的垫脚石，追求“大东亚共荣”。
然而，严峻的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让他的脸庞肿胀不堪。
1940年起，日本在中国战场形势严峻。裕仁天皇渴望战争红利，却不愿承受失败后果，对任何失败可能都无法容忍。
日本军事专家频遭裕仁天皇责备，因其责怪他们低估中国军力，并对战争中每个人的错误判断表示不满。
我本不希望与中国开战，但中国实力超乎预料。所有人都误判了局势，军事专家也不例外。
军事专家意外被提及，无奈只能默默承担责任。
裕仁天皇发言后，在屋内踱步，满面忧色，认为日本面临绝境。
众人对战争均判断失误，尤其是陆军专职部门。需迅速终结战事，并规划未来十年国防军力重整，以确保安全。
战争既启，非裕仁一言可止。东条英机领导的军国主义者煽动下，日本全境沦为战争工具，军民皆狂，三岁孩童亦不例外，何谈停战？
裕仁因骑虎难下且心存侥幸，未停战而是寻求他途，企图通过扩大战争至太平洋来弥补，意图借此翻身。
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裕仁重燃希望，转而着手规划未来。
和平重现后，他渴望探访南部海域。他心中暗想，这应无碍，毕竟那些区域或将归属日本。
裕仁梦想破灭，日本未能翻身反陷困境。他深感焦虑，频言日本低估中国实力，错误地发动了对华战争。
我不愿与中国交战，因顾忌苏联。战争一旦爆发便难终止，发动需谨慎，一旦开始，便须全力以赴。
这马后炮极为滞后。因此，大家是否已发现问题所在？
裕仁始终日本战争胜负，忧虑本国损失，未曾深思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也未审视该战争的正义性。
他未与中国开战，并非无此意愿，实则因担忧无法取胜。
冷酷无情，自私残暴，此般行为彰显野兽般的思维特征。
因此，裕仁非无辜，实为抗战罪魁祸首。追究责任时，裕仁天皇必为首当其冲被严惩之人。
然而，在东京审判中，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并随后被美日两国树立为备受尊敬的和平君主形象。
他作为热心海洋生物研究、不涉政治的佛系君主，频繁亮相，这一形象触动了中国民众的敏感神经。
裕仁天皇为何能避免审判？
东京审判：记录尽显荒谬之处，审判过程与结果充满不合理与荒诞，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公与偏见。
1945年，广岛与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迫使战争狂热的日本冷静。裕仁天皇历经数年懊悔，最终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投降前夕，裕仁假意哀伤：“我的子民所受之苦，使我难以目睹，内心痛苦万分。”
裕仁明明战败投降，却故作为国为民、深明大义之态，演技精湛，若奥斯卡无他，实难令人信服。
裕仁未反思，若非他挑起战争，子民岂会蒙受苦难？
裕仁为避罪责而辞职，其举动看似将他从侵华战争中撇清，由“策划者”转为“旁观者”。他主动投降并表现出对国民的关怀，使日本人认为他是善良且爱好和平的君主。
裕仁最终未能离开，仍留在天皇之位，原因在于美国的阻止，迫使他继续履行天皇职责。
东京审判中，裕仁作为战争主导本应受罚，类比甲级战犯东条英机被判绞刑，裕仁或面临相同命运。但远东军事法庭未追责，称“天皇无权”。
日本二战前为君主立宪制，天皇虽处权力顶端，却无实际权力，无法全面控制军队，故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应归咎于天皇。
日本人认为，侵华与太平洋战争均由军部和政府决策，裕仁仅象征性确认，未参与决策，故无需承担责任。
上文已证“天皇无权”观点不成立，裕仁非无权，实不愿担责。稍作调查即可发现，该说法难以立足。
史料显示，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曾会晤日本天皇裕仁。
裕仁当时自称对日本战时政治军事决策及行动负全责，表明他清楚自身责任，同时美国也深知裕仁的罪孽。
然而，在美日领导人均知裕仁有罪的情况下，远东国际法庭仍判其无罪。原因何在？显然是美国暗中干预所致。
众所周知，美国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因故干预审判，助力裕仁逃脱制裁。此举因担忧裕仁受罚后，日本民众会激烈反抗，对他们构成威胁。
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亟需日本作为盟友，共同对抗共产主义。因此，两国合作显得尤为关键。
日本国民对天皇盲目崇拜，天皇若遇危机，日本社会将陷大乱。因此，维护裕仁天皇，能团结日本保守派，确保社会稳定，助美国巩固对日占领统治。
裕仁在美国的保护下顺利过关，未因其侵略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日本天皇未受制裁，战争责任问题悬而未决。日本否认并美化侵略历史，此现象并不意外。
日本国民与天皇在侵略中国上系共犯。若天皇无需对战争负责，日本国民更无从谈起承担相应责任。
这解释了日本至今不承认历史的原因：他们自觉无误。若真有错，裕仁天皇为何未受追究？可见，从政府至民间，日本一脉相承的无耻态度显而易见。
1946年，美国操纵下，裕仁成为傀儡皇帝，将国家权力移交麦克阿瑟。至此，裕仁失去实权，如其所愿。
1947年，日本因裕仁推动进入立宪民主时代，裕仁天皇走下神坛，塑造自己为热爱和平、尊重民主的君主形象。
他准许平民与皇室合影，支持皇室与平民联姻，热衷海洋研究，遍访全国，会见记者并接受采访，尽职履行吉祥物角色。
然而，外表光鲜难掩内在腐朽。裕仁无论如何伪装无辜与良善，都无法洗脱其背负的深重罪孽。
东京审判未定罪裕仁，但学界、舆论界及战争亲历者多认为其有责。所有中国人都明白，裕仁天皇和善外表下，隐藏着无数同胞的悲惨牺牲。
1989年，88岁的裕仁天皇因癌症逝世，历经折磨。他生前犯下重罪，死后必遭世人谴责，留下千古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