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手握重兵却没有出兵抗日的两大军阀，他们都是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然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救亡运动中，两位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新疆督办盛世才，分别控制着西南和西北的重要战略要地，麾下拥有数十万军队。面对日寇入侵，他们或以地处偏远为由，或以防务吃紧为借口，始终未派一兵一卒参与抗战，仅象征性地提供了少量物资援助。这种明哲保身的选择，不仅暴露了其政治野心，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争议。最终，随着时代大潮的变迁，两人的结局也截然不同：刘文辉在1949年选择起义，此后获得重用；而盛世才则流亡台湾，黯然落幕。

乱世枭雄 两王称霸

1937年的中国，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西南和西北两位实力派军阀各自称雄，他们就是被誉为＂西康王＂的刘文辉和＂新疆王＂的盛世才。

刘文辉出身四川大邑县农民家庭，13岁就以超龄身份考入成都陆军小学。他的求学之路一路顺遂，相继进入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从军之路上，刘文辉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逐步掌控了四川地区，麾下统领七个师、二十余个旅，总兵力达十四万之众，地盘横跨八十一个县。到了1929年，他正式就任四川省主席，权势达到顶峰。

1939年，西康省正式建制，刘文辉被任命为省主席。在他的统治下，这片连接西藏的战略要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为了维持军队运转和地方行政开支，他采取了自给自足的发展策略。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北，另一位枭雄也正在崛起。盛世才出生于辽宁开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政治经济。他不甘于单纯读书改变命运，转而投身军旅，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深造。

1923年，在郭松龄的推荐下，盛世才获得张作霖资助，再次赴日深造。他在日本陆军大学系统学习军事理论，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坚实基础。经过多年历练，盛世才最终在1933年登上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的位置。

在新疆的统治期间，盛世才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军队，发展经济，使新疆呈现出繁荣景象。这片广袤的边疆地区在他的统治下，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和平。

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这两位手握重兵的军阀已然成为了左右西南、西北局势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地盘分别扼守着通往西藏和中亚的战略要道，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的态度和选择将对整个抗战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西康王刘文辉 只缴钱不出兵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紧急调兵遣将，号召全国军队投入抗日战场。刘文辉作为西康省主席，控制着长江上游的战略要地，麾下十四万大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刘文辉出兵支援抗日前线，但他以西康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为由推诿搪塞。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再次向刘文辉发出调兵令，要求他派出至少三个师参战。

刘文辉这次改变了策略，表面上答应出兵，实则以运输困难为由拖延时间。他声称西康地区山高路远，部队要翻越多座大山才能到达前线，需要大量时间筹备后勤物资。

为了表示支持抗战，刘文辉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提供军需物资和财政支援。他命令部下在西康境内征收＂抗日捐＂，将收到的款项部分上缴中央。

1939年，国民政府再次要求刘文辉出兵，这次直接派出代表团到西康协调。刘文辉接待了代表团，摆出了盛大的筵席，但依然没有松口。他表示西康边境与西藏接壤，必须保持足够兵力维持边境稳定。

为了安抚中央，刘文辉开始在西康境内大力推行＂献机献炮＂运动。他号召民众捐钱捐物，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这些物资确实送到了前线，但他的军队始终未动。

1940年，日军开始轰炸重庆，战火逼近四川。刘文辉仍然按兵不动，反而加强了对西康地区的防务。他下令部队在各个要道设防，修建工事，表面上是防范日军，实则是为了自保。

刘文辉还在西康境内大力发展军工生产。他建立了多个兵工厂，生产步枪、手榴弹等武器，但这些武器全部用于武装自己的部队。即便中央多次请求调拨军火支援前线，他也只是象征性地提供少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更加严峻。国民政府再次向刘文辉施压，要求他派兵增援。这一次，刘文辉干脆以西康省财政困难为由，请求中央拨款支持。

在整个抗战期间，刘文辉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表面上支持抗战，实则明哲保身。他通过提供军需物资和财政支援的方式，勉强维持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但他的十四万大军，始终未派出一兵一卒参与抗战。

这种做法虽然保全了自己的实力，却也让他背负了＂抗日消极＂的骂名。随着抗战的深入，他在西康的统治地位虽然得以维持，但威信已经大不如前。许多军政要员对他的做法纷纷表示不满，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政府也无力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这段历史充分暴露了军阀割据时期的政治现实。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地方实力派仍然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刘文辉的做法，成为了地方军阀消极抗日的典型案例。

新疆王盛世才 借苏联势独霸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盛世才正处于其统治新疆的鼎盛时期。作为新疆督办，他控制着这片幅员辽阔的边疆重地，手中掌握着数十万军队。

与刘文辉不同，盛世才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政治策略。他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效忠，另一方面却与苏联暗中勾结，借助苏联的力量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1938年初，国民政府向盛世才发出调兵令，要求他派兵支援抗日前线。面对这一要求，盛世才以新疆边防压力巨大为由予以推脱。他声称新疆与苏联、蒙古接壤，必须保持充足兵力以维护边境安全。

为了显示对抗战的支持，盛世才做出了一些表面文章。他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还下令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9年，盛世才进一步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他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团进驻新疆，协助训练军队。这支军队号称是为了抗日，实则成为了盛世才巩固个人统治的工具。

在苏联的支持下，盛世才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统治体系。他在新疆推行＂六大政策＂，表面上宣扬民主革命，实际上却加强了个人专制。驻扎在新疆的苏联红军，成为了他维持统治的重要依靠。

1940年，国民政府再次要求盛世才出兵支援。这一次，他以新疆军队装备落后为由拒绝。同时，他向苏联购买了大量军事装备，但这些装备全部用于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盛世才还在新疆境内大力发展军工业。他利用苏联提供的技术和设备，建立了多个军工厂。这些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本应支援抗日前线，却全部用于武装自己的部队。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的政治立场开始动摇。他看到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利，逐渐疏远了与苏联的关系。但他仍然没有派兵支援抗日前线，反而开始暗中靠拢国民政府。

为了安抚重庆方面，盛世才开始向国民政府输送物资。他组织新疆的工农业生产，将一部分产品运往内地支援抗战。但这些物资的数量很有限，对于抗战局势几乎没有实质性帮助。

在整个抗战期间，盛世才始终把持着新疆这块战略要地。他利用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在苏联和国民政府之间玩弄平衡。他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始终没有参与抗日战争。

盛世才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危难时刻背离了民族利益。他把个人政治野心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利用国际局势的变化谋取私利。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抗战大局，也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隐患。

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盛世才的政治地位开始动摇。他虽然控制着新疆的军政大权，但在夹缝中生存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这种明哲保身的政治策略，最终也没能保住他的政治生命。

两王殊途命运 一降一逃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着手收复失地，整顿地方军阀势力。刘文辉和盛世才这两位曾经的一方诸侯，在新的历史浪潮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49年，解放军向西南地区进军，刘文辉面临着重大抉择。在深思熟虑之后，他选择了起义投诚。这位曾经的＂西康王＂带领部下向人民解放军递交投诚书，获得了中央的接纳。

刘文辉的起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的投诚不仅为解放军和平解放西康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带动了其他地方势力纷纷响应。解放军得以顺利进军西藏，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对于刘文辉的这一选择，中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位昔日的军阀就此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刘文辉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他将自己的军事经验和地方治理经验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在他的晚年，还参与了一些地方建设和民族工作。

与刘文辉不同，盛世才的结局则充满了戏剧性。1944年，在看清时局变化后，他开始暗中筹划退路。他秘密将家产转移到国外，为日后的逃亡做准备。

1944年9月，国民政府趁机收回新疆政权。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前往重庆。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新疆王＂，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权力。

到了重庆后，盛世才并未获得国民政府的重用。他被安排了一个闲职，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这种处境让他感到前途渺茫，开始筹划逃往海外。

1949年，在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之际，盛世才抓住机会逃往台湾。在台湾的日子里，他过着平静但落寞的生活。这位曾经的新疆督办，最终在1970年在台北默默离世。

两位军阀的不同结局，折射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性。刘文辉选择顺应历史潮流，获得了新生；盛世才则在权力游戏中失败，最终流亡他乡。

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决定其命运。刘文辉的明智抉择让他得以继续为国效力，而盛世才的政治投机则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

两人在抗战时期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刘文辉虽然没有出兵抗日，但他始终保持着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而盛世才则在苏联和国民政府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失去了各方的信任。

这段历史也见证了中国从军阀割据走向统一的艰难历程。两位军阀的不同结局，正是那个时代巨大变革的缩影。他们的故事，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