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国人不远万里,抢着收养中国女童?“爱心”还是“阴谋”?

小杨历娱乐 2025-03-21 00:28:37

据统计,从1991年至2020年,超过12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大部分都是女童。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与讨论:有人将其视为“跨越国界的大爱”,也有人质疑这背后的动机。

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女童

1994年9月14日清晨,镇江市民袁女士在朋友家附近的楼梯间发现了一个包裹。起初她以为是玩具,直到包裹微微颤动,她才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婴儿。

女婴四肢健全,哭声洪亮,袁女士不忍心将其留在街头,便抱回了自己家中。

但因已有子女无法办理收养手续,她最终只能将孩子送至派出所。随后,这名女婴就被送往镇江市社会福利院,取名“周江雯”。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江雯乖巧爱笑,格外讨人喜欢。五个月后,一对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律师夫妇布兰达·卡尔特和丈夫来到福利院。他们被这个爱笑的女婴打动,决定收养她。

1995年1月,周江雯随养父母飞往美国,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布兰达夫妇对周江雯的成长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养母布兰达本人也是被收养者,20岁才找到亲生父母,因此她深知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从周江雯记事起,布兰达便告诉她:“你是中国人,应该为此骄傲。”她为周江雯报名中文班,带她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

在养父母的悉心培养下,周江雯考入了耶鲁大学,主修比较文学与东亚研究。布兰达夫妇不仅支持她的学业,还多次带她回到中国。

2009年,15岁的周江雯首次重返镇江福利院,试图寻找亲生父母的线索,却只找到了当年收养档案中养母写下的承诺:“我绝不会虐待她,更不会抛弃她。我会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

弃养女童回国寻亲

2016年,22岁的周江雯在微博发布了自己的信息,希望广大网友可以帮助她寻亲。

“我想让亲生父母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这条信息被江苏媒体发现,记者通过医院档案锁定了淮安农村的杜立芹夫妇。经过DNA鉴定证实,杜立芹正是周江雯的生母。

原来,1994年,杜立芹夫妇因家庭贫困,打算将女儿送给一位无法生育的亲戚。他们按约定将婴儿放在指定地点,却因中间人失联导致孩子被误认为弃婴。

多年来,这对夫妇始终心怀愧疚,甚至保留了一对金镯子,计划有朝一日重逢时送给女儿。

2016年7月31日,周江雯飞抵南京禄口机场。

隔着栏杆,杜立芹一眼就认出了女儿,泪水夺眶而出。父亲严三洪始终沉默,直到最后才哽咽道:“爸爸对不起你。”周江雯却摇头告诉她们:“没关系,我很好。”

这场寻亲并未终结周江雯的身份困惑,反而让她对自我认同有了更深的思考。

她将自己的中文名从“周江雯”改为“严江雯”,既保留了福利院赋予的名字,也接纳了自己血缘家族的印记。

她坦言:“我感恩养父母给了我新生命,但也渴望填补原生家庭的空白。”

这种矛盾在跨国收养群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2011年,周江雯与另一名被美国家庭收养的女孩创立了“中国的国际孩子”组织,联络全球4000多名类似经历者。

他们定期举办中文学习、寻根夏令营,试图在两种文化间搭建桥梁。周江雯说:“我们不是被‘拯救’的客体,而是主动连接两个世界的行动者。”

跨国收养的另一面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美两国几乎是同一时间打开了国际收养的闸门。1991年,中国颁布《收养法》,首次明确外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的法律程序。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婴儿荒”。

1973年美国堕胎合法化后,未婚母亲选择生下孩子的比例从89%骤降至1.7%。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导致福利院中女童数量激增。

而相较于俄罗斯等国长达3-5年的收养周期,中国当时的收养程序通常只需12-18个月。

3-5万美元的总体费用,对年均收入9.2万美元的美国家庭而言也并非天文数字。因此,在这种特殊的“供需匹配”之下,中美两国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国收养组合。

美国一项追踪研究数据显示:被收养儿童的平均身高比福利院同龄人高出6-8厘米,语言发育提前9个月,95%完成大学教育,这个数字是美国平均水平的1.4倍。

在科罗拉多州,华人社区每年举办的“寻根夏令营”里,也总能看到金发父母带着黑眼睛的少女学习包饺子,很多收养家庭也会主动让孩子接触中文教育。

这些都是跨国收养的积极意义。

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被收养者,在成年后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而在这些跨国收养的家庭中,80%以上都明确要求收养中国女童。

这些白人家庭钟情亚裔女童,多少混杂着对“模范少数族裔”的期待,以及对“温顺东方女性”的想象。

还有一些极端案例也令人担忧。

2020年,YouTube博主Myka Stauffer将患有自闭症的中国养子“退货”引发轩然大波;2017年田纳西州一对华人夫妇历经五年诉讼,才夺回被误判遗弃的女儿。

这些事件虽属个案,却也暴露出国际收养在文化适应、后续监管等方面的问题与风险。

2015年,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及本土收养率的提高,国际收养通道已经开始逐渐收窄。到2020年,跨国收养数量已不足300例。

2024年9月,中国政府对跨国收养制度作出了重大调整,新规仅允许外籍人士收养具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子女或继子女。

此次政策变革实质上是再次收紧了国际收养通道,除存在血缘关联的华人家庭外,其他外籍收养申请将不再受理。

这意味着持续三十余年的跨国收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儿童福利保障重心正式转向国内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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