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岳川

文/佚名

我把书法分成名人书法、职业书法、学者书法三类。其一，名人书法，书因人贵，其人的社会地位显赫，但书法法度不高，缺乏韵味，最后走向孙过庭所说的“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其二，职业书法，他们严格按照书法的技法操练，线条和章法都很是自信，其作品有专业的笔墨、笔法、技法，并以书法为生计，但限于文化地位和学识，甚至人文关怀精神不展，而大多成为技法的重复展示。其三，学者书法（文人书法），这些书法家大多以学术专业著称，他们大多是某些学科的顶级学者专家，如沈尹默、于右任、郭沫若、启功等，他们在学术文化和书法技法都到了专业水准以上，成为中国书法的文化中坚力量。

诸葛亮《出师表》

被书写的内容长时间会潜移默化影响到书法家书写境界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书写内容其实是书法的“根”。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历代书法名家名迹，有哪一人，哪一篇，不是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传诸后世，他们固然有书法技艺，但最打动人的，却是他们字里行间扑面而来浓浓的中国文化气息。文化，是书法本体中的本体。文化书法，是通向书法文化的密径。

我把文化书法概括为：“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回归经典，走进魏晋，指的是对源远流长的书法传统的敬畏学习。经典是宏大的，要广泛学习，同时也要归拢到魏晋，那是中国书法最为天人合一的境界，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风度。守正、创新是书法繁荣发展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最终体现在书法面貌上，则是一种与文化古国文化大国相应的“正大气象”，正大气象，即在书写过程和书写结果中展示中国书法的博大灿烂，集“多美”为“一美”。此外，练习者要不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只有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才能写出漂亮优美的书法作品来。

陶渊明《桃花源记》

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我1998年到日本去当客座教授，后来也参加了不少国际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是很微弱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升到全球的层面，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能提炼出“双赢”的普世价值等。于是，我认为，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文化输出。

发现东方，意味着中国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而文化输出是发现东方的题中之义，如果说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那么文化输出就是一种实践，其目的是通过输出，重新恢复中国在汉字文化圈的重要影响，为世界贡献解决文明困惑的另一种思考和可能性，让一切美好的思想和文化为世界人民所共享。

季羡林先生在我眼中一直是睿智而安详的，渊博而谦和，他精通英、德、梵语、巴利语、俄语、法语，以超常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

李白《峨眉山月歌》

季老对书法有自己的研究，他对学者书法有颇新颖的认识：“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从学者书法作品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而且季老很看重书法：“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特的文化。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的书法文化。”

季老还提出中国文化要“送出去”，我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文化输出很重要，而作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载体——书法，则是文化输出的第一步。我想做一项在别人看来或许无关紧要，但在我自己看来却是无比重要、甚至需要几代人接力才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最能体现我的心情吧！

刘向《战国策》句

目前，人类的精神生态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机，在西方现代性的引导下，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正在走向“理论翻新时代”和“肉体体验时代”，针对消费主义生活的名牌崇拜，消费中心主义，喧哗与贪婪等问题，人们开始反省肉身沉重而灵魂轻飘下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在这种时候，中国老子所讲：‘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主张做‘生命减法’的东方文化或许到了发挥自己能量的时候；我坚信，未来在解决世界性精神困惑难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将大有可为！”王教授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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