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晋景公派晋国大夫籴茷前往楚国，进行正式的外交访问，这既是近五十年来、楚国第一次接受晋国使者的拜访，也是晋国回报上一年楚国太宰子商（即公子辰）出使晋国的外交礼仪；而籴茷此次出访楚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与楚国君臣就‘晋楚和议’之事，进一步地进行协商沟通。
但籴茷这一次到了楚国之后，就在楚国的境内停留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期间，身负重任的籴茷与楚共王以及楚国诸臣就晋、楚两国之间如何达成和议，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双方谈判代表都不肯做出太大的让步，及放松对各自势力范围内盟国的控制权、影响权；晋、楚的谈判代表在每一次沟通中都是针锋相对，不肯首先退一步。
而在晋、楚两国已经开始以和平外交方式展开和议谈判期间，在这之前被晋景公以武力扣押在晋国的郑国国君郑成公，依旧还处在软禁状态下，留在晋都新田的监舍内，没有被晋景公释放回国；
并且，郑成公被扣押后，郑国特意派出的求和使者、郑大夫伯蠲也被怒气未休的晋景公给悍然诛杀，以泄私愤；诸侯霸主晋国的这种强硬的敌对态度，让代替郑成公管理国政的郑国国内执政诸卿士们惶恐不安，不知接下去该如何是好。
当时，面对这严峻的局面，郑国大夫公孙申在朝议中向各位执政的卿士建议说：
“现在，晋国扣押了我们的国君，又杀了我们派去求和的使者，我们如果再派使者去向晋国求和，不但有可能要不回国君，而且我们的使者又会被晋人所害；不如我们改变对策，直接出兵包围许国，同时假装做出在国内另立新君的样子，以这种方式去向晋国表示——我们郑国并不在乎国君是否被扣押，也不在乎与晋国的盟约；而且，我们不要再急急忙忙地派使者去新田向晋国二度求和，暂时搁置此事；那么，晋国必然认为继续扣押着我们的国君是没有必要、也是没有利益的，就会在衡量之下释放国君、让他回国了。”
当执政的郑国卿士们还在对公孙申提出的建议犹豫不决、拿不定最后的主意之时，晋国首先开始发动了——周简王五年（前581年）春，卫国大夫子叔黑背（卫定公之弟）率卫军入侵了郑国，这明显就是奉了晋景公的命令，意在继续惩罚郑国的‘背盟附楚’行为（但晋国大夫籴茷现在就在楚国，和楚共王以及楚国群臣磋商、沟通两国之间的和议，这件事情，晋景公就不提了；所以说只能州官放火、而不许百姓点灯）。
此次卫国出兵伐郑之役时间不算长，叔黑背很快就结束了出兵、返回卫国了（卫国的实力不算强，奉晋景公之命伐郑也是比划比划一下、意思意思就算了），但此事给了郑国代掌国政的诸卿士们一个严重警告：再不采取应对措施的话，恐怕晋国的下一次军事打击，马上就又来了。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三月，代掌国政的郑国执政卿士公子班（称其为‘公子’，那就是某一任郑伯之子；但之前的历代郑伯，郑穆公十三子中没有名‘班’的，而郑灵公、郑襄公、郑悼公、郑成公的儿子中也没有名‘班’的；所以，公子班应该是郑穆公之前某一代郑伯之子）为了消除郑国所遇到的外部威胁，终于接受了公孙申的建议，在郑成公尚被扣押在外的情况下，改立、郑悼公、郑成公的庶兄，郑襄公的庶长子‘公子繻’为郑国新君，以此来向晋国显示——郑国并不在乎被扣押在新田的郑成公，也不惧怕晋国接下来的军事压制手段（其实，公子班、公孙申乃至郑国其他卿士大夫们都慌得一批，对晋国接下来要采取的动作无计可施；但他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得死马当作活马医，用公孙申的办法来试一试了）。
但公子班改立新君后，还没等到晋国发动的新一轮伐郑行动来临，郑国的内部就开始乱了起来——前面曾说过，公子班虽然是郑国的执政卿士，但他并不是郑穆公的后代，也就是说——公子班不是‘穆族’；而他听信公孙申的建议，改立公子繻为新任郑伯的做法，不出意外遭到了全体‘穆族’（不仅仅是指七穆家族，而是郑穆公的全部后代；当然，除了公孙申这个七穆的叛徒之外）的反对，他们想要扳倒不属于同一利益集团的公子班，而另立自己属意的人为新的国君，以维护利益；这也是‘穆族’成员们想要控制郑国朝堂、排挤其他贵族势力的潜在心思。
就在公子繻被公子班拥立为新任郑伯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四月，郑国的‘穆族’抓住时机发动了政变，将新君公子繻直接杀死，并迫使执政的公子班弃国逃亡、到许国去避难；而‘穆族’中的叛徒公孙申，则被族人们扣押、软禁在新郑，以待将来的处理。
公子繻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又是被国内贵族发动政变赶下台并杀害的，所以他没能在身后获得国君的谥号，而仅仅是以‘郑君繻’的名字，被记入了史书之中。
郑君繻被国内贵族发动政变杀害之后，以公子喜（子罕）、公子騑（子驷）为首的‘穆族’（子罕、子驷更是七穆成员之一）们再改立郑成公的儿子‘髡顽’为新任国君，然后顺势把持了郑国的朝政大权。
很快，郑国发生政变，并先后改立两任新君的消息，就传到了晋国国内。
和公孙申当初所预计的后果一样，晋国朝堂上的部分卿士得知郑国改立新君的消息后，就觉得再继续扣押郑成公在手中也没有什么好的用处，还不如顺势放他回去，一来借此缓和晋、郑两国之间关系，二来也可以利用郑成公的回国，给郑国的内政造成一些掣肘（郑成公一旦回国，必然要重新整顿郑国的朝堂人事，收回国君的权力，这样郑国国内的政斗也将更加激烈）。
于是，持这种意见的晋国卿士代表人物、晋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就对晋景公建议说：
“郑国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国君了，那么还在我们晋国做客的郑伯（郑成公）就成了废子，再留他在晋国也没有任何的用处；不如我们借口出兵伐郑，顺便把郑伯给送回去，以助他复位的条件和郑国重新结盟；这样，也能将郑国重新拉回到中原诸侯联盟之中，还可以借此向郑国示恩，一举两得。”
晋景公认为栾书的建议很有道理，而且自己的火气也消散得差不多了，于是便答应了栾书的请求，准备即刻出兵伐郑，以落实栾书所提出的‘以战逼郑国求和’的计划。
但此时晋景公已经生病，且病得很重了，根本无法亲自带兵出征；于是，晋景公便让晋太子州蒲代替自己领兵出征，率诸侯联军伐郑；而在晋国当了近两年囚徒的倒霉蛋郑成公，也被晋太子带着，一起前往郑国。
而晋军来伐之际，临时执掌郑国国政的子罕、子驷等人，其心思本来就是想要和晋国议和，恢复晋、郑盟约；为此，子罕、子驷还发动了政变，杀了新立的郑君繻，驱逐改立国君的公子班。
晋军此次伐郑之役，并不是真的要对郑国发起军事攻击，只不过想借此达成降服、收服郑国的目的；因此，晋太子州蒲在收到了郑国送上的厚礼后（就是寓意不好——送其他的不可以么，偏偏要‘送钟’），立即就同意了郑国的请和请求，并与郑国请和代表、大夫子然（属于穆族，但不是七穆成员）在脩泽（河南新乡原阳县）举行了恢复盟约的仪式；另外，郑成公的叔父、郑国卿士子驷（七穆之一）也前往晋国为质，以此作为对晋、郑盟约的保证。
在得到郑国的重新归附承诺，并献出礼器、派出人质之后，出征郑国的晋太子州蒲心满意足，于是宣布撤军回国，并在撤军前将被扣押在晋国一年多的郑成公从军中释放，送其返回了郑国；当年五月十一，历尽磨难的郑成公终于回到了国都新郑。
郑成公回国之后，先将被‘穆族’拥立为郑伯的儿子髡顽给降为太子，并为其改名为‘恽’，以抹去他用‘髡顽’之名、曾担任过一个月之久（不合法的）郑国国君的‘负面影响’。
然后，郑成公开始追究当初公子班一党私自改立国君的‘罪过’；主犯公子班已经逃亡许国，这暂时不管；而首先提议另立新君的公孙申及其同伙叔禽，现在都被扣押在新郑的监室中，成了死老虎。
有关此事，左丘明在《左传》中，对公子班、公孙申等人的‘私自改立国君’行为发表了自己的评价——“忠诚，是君子的美德，即使所忠的人不合法度，尚且不可以轻易背叛，何况背叛主君的人自身也不正呢？”
《左传.成公十年》——‘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