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之外，还兼擅古典文学，他一生并不把文学视为大事来抓，留下的诗词作品数量也并不太多。但分别作于1925年（32岁时）和1936年（43岁时）的两首《沁园春》，却因为极高的文学性、思想性和传奇性而备受关注。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纪录片《毛泽东的诗词人生》中，便使用了极富叙事感的镜头，将这两首作品串联了起来。

致力新中国，擅长旧体诗

毛主席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启蒙，从少年时代开始主动追求新的知识和思想，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早年对旧体诗词并不算特别喜爱，甚至还一度有过“诗赋无用”的持论。

但最迟在22岁那年，他已经完全转变了这种看法。他在和同学的通信中提到“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治学之道，他此时已经认识到了“文学为百学之源”的地位。因此他在湖南一师期间，投入了不少时间在古诗词的学习和诵读上。

许多当时的同学都回忆，他的阅读范围十分广博，其中包括大量的古典文学经典。他不但起身比其他人更早、就寝比同学们更晚，往往在校园中大声诵读，而且时常命笔试作，每每有不同凡响的惊人之句，在同学之间多有流传。

著名诗人臧克家后来曾经评论，主席能在1925年、三十出头的年纪就写出《沁园春.长沙》这样惊人的篇章，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天才灵感的灵机一动，而必然是胸中有气魄、笔下有积累的产物。

在古典诗词的领域，毛主席保持了一种既刻苦谦虚、又不拘一格的创作态度。

他之所以喜欢写诗写词，并不是简单视为某种文化人的格调，而是承袭了来自《尚书》的“诗言志”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诗刊》杂志创刊，他为此刊题词就选择了“诗言志”三个字。

他虽然认为旧体诗词束缚太多、不易学习、尤其不宜在青年中推广，所以当然“应该以现代诗为主体”。但是旧体诗词虽然格式固定、对平仄韵脚要求较高，只要运用得当，同样也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作者的情绪、志向和意境。这也正是“诗言志”、“词言志”的本质意义所在，因此旧体诗词是“一万年也打不倒”的。

他本人的诗词创作，也正证明了他的这些看法主张。对他来说，文学创作并非主业，他的此类写作也主要集中于两个高峰时期：一是长征时期，二是建国后60年代初期。也就是说，他的创作或集中于戎马奔波的战争年代，或高发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时期，因此自带鲜明的时代印记，完美承载了“诗言志”的功能。

开卷第一作：《沁园春.长沙》

从他本人角度，相比诗作，他本人对于词作更加满意一些。分别作于1925年和1936年的两首《沁园春》，也因为时代背景、创作缘由等多种原因，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意义。

“沁园春”是宋词中一个较为大众的常用词牌，据考证最早出现于晚唐。这一词牌虽然也有平仄格律的要求限制，但由于其调势较为活泼灵活，许多地方用字可平可仄，因此能够驾驭多种风格和题材，历朝历代涌现出了许多使用此调的名篇。

许多资料都显示，毛主席的诗词创作并非自1925年才开始，他早年的一些词章也有零散流传，有的还自带背后的故事。但无论是1957年《诗刊》创刊号首次集中发表的毛主席旧体诗词选登，还是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词合集单行本，都把《沁园春.长沙》列为开卷第一首作品，不难看出这首作品在他诗词创作里程中的重要地位。

橘子洲头的创作

这首词诞生之时，毛主席早已不是第一次远离乡土。在来来去去的奔波之中，在辗转于多个城市农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参加过论点各异的会议之后，关于时局走向、关于中国未来的命运，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

早在1923年，他就因为领导湖南工人运动而被湖南省长赵恒惕“挂号”通缉，不得不离开长沙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后他前往广州参加中共三大，按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要求，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次年年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主导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随后毛主席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这也是他初次在孙中山等国民党高层面前展露才华。

此后，毛主席曾到国民党执行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不同部门任职。可是随着任职的时间越长，他感到和国民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合作越来越难。关于农民问题，毛主席力主应当抓牢"枪杆子"，这又与陈独秀等人存在意见不合。内外交困之下，他的身体健康也出现了问题，胃出血常常导致咳血不止。

种种因素之下他回到了湖南老家去休养，并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梳理了自己的想法，进行大量调查、总结之后，得出了和其他人不同的结论——因为中国具有不同的条件和环境，所以只能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既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也不能轻率盲从。

等他再次途经长沙、来到湘江中流的橘子洲头，已经是1925年的8月底了。

经过了一年多的休息和思考，毛主席的心境已经不像当初在上海的时候那么灰暗，而是一种沉稳中带有悲怆的情绪。他目睹着大自然中万物自由、一片生机勃勃的图景，一如既往地坚信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一定会走向更好的未来，而所有爱国爱土的热血儿女，也早已做好准备为祖国的未来奋斗终生。

但与此同时，他也深知前路漫长而曲折，充满了不可知的风险和变故。

就在他抵达长沙的一周之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党部门口遇刺身亡，胡汉民被逐出广州。昔日并称为孙中山“顾命三杰”的三个人一死一走，已经只剩下汪精卫一人了。毛主席此次前往广州，本是为了参加国民党的二大，但当时的局面已经露出一些苗头，以蒋汪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开始掌握大权。

未来的神州大地即将走向何方？主宰这一切发展的力量到底把握在什么人的手中？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给出答案，但仁人志士们依然会勇往直前，这首词中从头到尾都洋溢着充满勇气和希望的浪漫主义情怀。

也正因如此，后世有研究者将它视为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告别之作，从此之后，他的诗词风格也迈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黄河边上的《沁园春.雪》

十一年后的1936年2月，他的另一首《沁园春》诞生于跨越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的路途之中。此前四个月左右，红军刚刚胜利到达陕北，并未进行太充分的休养生息，便又一次马不停蹄地踏上征途。

当时这支部队落脚在陕西省清涧县的袁家沟，时值冬日，整个西北高原被冰雪覆盖，黄河也覆盖冰凌，呈现出一副雄浑壮丽的独特景象。毛主席面对这银装素裹的大好河山，怀着热爱家国、创造奇迹的豪情壮志，欣然命笔写下了另一首代表词作，这就是《沁园春.雪》。

在当时，这首词也只是他在漫长曲折战斗过程中又一次“诗言志”的产物，作品本身并未被赋予太多特别的意义。到了重庆谈判期间，《沁园春.雪》竟然在国民党内部不胫而走、甚至引发了一场堪称闹剧的笔墨官司，这又是时隔九年的后话了。

重庆谈判期间的笔墨官司

根据毛主席的《年谱》记载，重庆谈判期间，他曾与周总理、王若飞等人一同前往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名校南开中学，拜访文化教育界名人柳亚子、张伯苓。在与这些社会名流交往之中，毛主席提到自己曾经填过一首陕北雪景的词，与柳亚子“诗格略近”，便亲笔将这首词录写出来，赠予柳亚子请他品评。

关于此事发生的具体日期，一说是1945年9月，另一说则认为发生于略晚的10月。而柳亚子获得的毛主席亲笔手书《沁园春.雪》，也共有两幅。

其中原因在于，柳亚子作为一个很有些文人雅癖的名人，对于笔墨方面的细节颇为讲究。他注意到毛主席第一次书赠他的词章写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并且上无抬头、下无落款。于是在下一次见面时，他专程携带了自己的纪念册前往，请毛主席再为他题写一遍。

毛主席欣然同意，这次题写便加上了“亚子先生教正”和“毛泽东”的上下款。柳亚子仍认为缺乏印章美中不足，于是紧急邀请重庆的年轻篆刻艺术家曹立庵为毛主席治印两方，让这幅手书变得“十全十美”。

当然，注意到这首词并对此评价很高的并不只柳亚子一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于右任也曾经当面谈起此作，认为它的立意和结句可称“气吞千古”。可见在重庆谈判期间，这首《沁园春.雪》早已不仅仅流传在共产党人中间，许多国民党人也早有耳闻了。

正当山城民众对这首引起了众多大佬关注的作品好奇不已时，在《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担任编辑的吴祖光偶然获得了此词的三份手抄稿，加以整合后抢先刊发。虽然这个版本未必就是最符合作者原意的定稿本，却仍然“一鸣惊人”，这首词很快轰动山城。

由于这首词的影响太大，被蒋介石称为“文胆”的陈布雷也感到了不对劲。他拿着报纸对蒋介石进言，认为毛主席的这首词填得水平既高又气度不凡，在舆论界引起了极大关注，“雾重庆”都快变成“雪重庆”了！

蒋介石也深感局势不妙，便下令国民党中宣部牵头，让下头各级党部只要是会作诗填词的全都上阵，务必要打赢这场“宣传战”，选出能够超过毛主席这首咏雪词的作品来，结果当然是以不尴不尬的闹剧收场。

那段时间，重庆报纸上刊登出来的种种论争甚至攻击被王若飞寄往延安，成为毛主席公事之余的笑谈材料之一。而来自敌对方的这一番针对，反而进一步推高了《沁园春.雪》的声望，让它成为更多人高度评价的名篇。

参考信息：

激情岁月：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解析；2021年03月18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的诗词人生》：解码伟人博大情怀和不朽的文学丰碑；中国日报网；2024-01-01

1945年，《沁园春·雪》在重庆首次公开发表；2021年04月22日；重庆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