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贺龙再次找到彭真，彭真脸色一变：别来了，我快要被你逼疯了
世人皆知贺龙元帅是我党开国将领，却鲜有人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竟然多次＂骚扰＂北京市长彭真。1953年初的一天，贺龙又一次不请自来，径直闯入彭真的办公室。往日里见到老战友总是笑逐颜开的彭真，这一次却愁眉不展，苦着脸说：＂老总啊，别来了，我都要快被你逼疯了！＂这是为何？贺龙为什么频频造访彭真？两位开国功臣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众望所归担重任
1952年的中国，百废待兴。这一年的8月，一份《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情况报告》递交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的案头。这份由共青团中央起草的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
当时，中国的体育事业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运动员训练条件简陋，全国没有一支正规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更是从未见过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种局面，与新中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共青团中央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一位将军来担任。＂这一提议并非无的放矢。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就在重庆创建了＂战斗＂体工队。这支队伍不仅在篮球、排球等项目上名列前茅，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体育人才。
消息传到西南军区，正在重庆工作的贺龙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电话那头是邓小平，他告诉贺龙：＂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过了，都觉得由你来最合适。＂
贺龙却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毛主席的意见如何？＂得知毛主席也表示赞同后，贺龙才坚定地说：＂既然是党和人民的需要，我就去干！＂
11月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会议通过这一提议后，贺龙立即着手组建工作班子。他调来了一批在延安时期就熟悉的老战友，还从各大院校物色专业人才。
贺龙深知，要建设新中国的体育事业，首先要有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他四处寻访体育专业人才，其中就包括在西南工作的张之槐。当时很多人都不愿意从事体育工作，认为这是＂打打跳跳＂，没有前途。但贺龙坚持亲自做工作，他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也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战线，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就这样，贺龙开始了他在体育战线上的新征程。他带着军人的作风，从严治队，从严要求。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了艰难却充满希望的起步。但是，困难也接踵而至，最紧迫的就是没有办公场所，没有训练场地。这就不得不说到他与北京市长彭真之间的故事了。
贺龙的＂骚扰＂战：一天一封信，天天去堵门
1953年春节刚过，贺龙就带着一帮人马杀到了北京市政府。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要一处能用的场地。当时的北京，能用作体育场地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大多都归北京市管理。这就让贺龙不得不频繁造访彭真。
第一次见面时，彭真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老战友。当贺龙说明来意后，彭真露出为难的表情：＂老总，您也知道，北京正在大规模建设，地方都有规划用途。＂贺龙不甘心地说：＂体育运动也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啊！＂
从这天起，贺龙开始了他的＂骚扰＂战术。每天一封信，信中详细列举体委的困境：运动员无处训练，干部无处办公，连开会都要借用别人的场地。除了写信，他还经常带着人直接去北京市政府＂堵门＂。有时碰不到彭真，他就在办公室外面一等就是大半天。
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一天，彭真正在开会，秘书又来报告：＂贺龙同志又来了。＂彭真只好暂停会议，出来见贺龙。这一次，贺龙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上面列举了北京市区内所有可能用作体育场地的空地和旧址。
面对贺龙的执着，彭真终于松口了。他让市政府的工作人员陪同贺龙实地考察几处地方。其中，位于东长安街的一片空地引起了贺龙的注意。这里原是清朝时期的演武厅旧址，解放后一直闲置。贺龙当即表示，这里就很合适。
但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这块地虽然闲置，却已经被列入了其他建设项目的规划。贺龙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我们的运动员连个训练的地方都没有，如何为国争光？＂周总理看完报告后，批示要求北京市政府认真研究此事。
在上级的关注下，彭真最终同意将这块地划拨给体委使用。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保留场地上的几棵古树。贺龙欣然答应，并表示要把这些古树融入到未来体育场馆的设计中。
然而，场地问题刚解决，贺龙又开始为建设资金发愁。当时国家财政紧张，拨给体育事业的经费十分有限。贺龙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骚扰＂行动。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财政部长。为了节省开支，他甚至提出让部队的工程兵来帮助施工。
就这样，在贺龙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体育场馆开始动工。这个场馆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工人体育场，见证了无数体育健儿为国争光的时刻。而贺龙与彭真之间的这段＂纠缠＂，也成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初期的一段佳话。
穷则思变：贺龙的＂曲线救国＂
获得场地后，贺龙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1953年，国家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端，百业待兴，资金紧张。体育事业虽然重要，但在优先序列中并不靠前。面对这种困境，贺龙开始了他的＂曲线救国＂之路。
这一年春天，贺龙找到了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他带来了一份详细的预算报告，上面写明建设体育场馆需要多少钱，但他并没有直接要钱，而是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建议：＂能不能让我们先借点钱？等场馆建成后，门票收入可以还债。＂
这个建议引起了薄一波的兴趣。在当时，大多数申请经费的单位都是直接要钱，很少有人会考虑还钱的问题。贺龙的这个提议显示出了他务实的一面。经过商议，财政部同意给予一部分贷款支持。
但这笔钱远远不够。贺龙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场地在施工期间举办一些比赛和表演，收取门票。1953年夏天，在尚未完工的场地上，体委组织了一场军体拳表演赛。这场比赛吸引了大量观众，门票收入达到了预期的三倍。
看到这个效果，贺龙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扩大经营范围。他让工作人员在场地周围搭建临时看台，每周末都举办各类体育比赛。为了增加收入，还在场地边上开设了小卖部，销售饮料和简单的食品。
这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说这是＂投机倒把＂，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精神。贺龙却说：＂我们是为了体育事业发展，不是为了个人发财。只要不违背原则，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试。＂
除了门票收入，贺龙还发动体委的工作人员自己动手，能省则省。比如，场地的围墙原本准备用砖砌，后来改用木板临时搭建；办公室的桌椅也是从其他单位淘汰的旧家具修补而成。贺龙还让体委的干部去学习基本的建筑知识，这样可以减少对专业人员的依赖。
1953年秋天，一个意外的机会让贺龙找到了新的资金来源。当时，苏联派来一批体育专家帮助中国发展体育事业。这些专家看到场地建设的困难，建议中国可以学习苏联的经验，通过举办体育彩票来筹集资金。
贺龙立即派人去研究苏联的体育彩票制度。经过反复论证，他向中央提交了开办体育彩票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成为了后来体育彩票事业的开端。虽然第一期彩票的规模不大，但为场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补充。
贺龙的这些做法，显示出了他作为军人的务实作风和革命家的创新精神。他不拘泥于常规做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可行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精神一直延续下来，影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模式。
彭真的烦恼：一个月见了贺龙十七次
1953年的北京市政府办公室里，秘书又一次匆匆进来报告：＂贺龙同志来了。＂彭真放下手中的文件，这已经是本月第十七次见贺龙了。自从工人体育场开工建设以来，贺龙几乎每隔两天就会来一次，有时一天还来两趟。
这天，贺龙带来的是一份新的请示报告。工人体育场建设过程中发现了地下文物，按规定要请考古部门进行勘察。但贺龙担心这会影响工期，特地来请示是否可以加快审批流程。彭真看完报告后说：＂文物保护也很重要，这个程序不能省。＂
贺龙不等彭真说完，就掏出了第二份材料：＂我们已经和考古部门商量好了，他们答应三天内完成勘察。这是他们的书面保证。＂面对贺龙的步步紧逼，彭真只好同意立即审批。
不仅是文物问题，从施工用水到电力供应，从材料运输到周边居民安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市政府的配合。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者，都落在了彭真的身上。据北京市政府的会议记录显示，仅1953年上半年，彭真就主持召开了二十多次专门协调会，处理工人体育场建设相关事宜。
有一次，贺龙为了解决施工用电问题，直接带着工程队的负责人来找彭真。当时北京正在进行工业建设，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彭真解释说：＂全市的供电都在计划之中，临时增加用电量会影响其他工程。＂贺龙立即说：＂我们可以把施工时间调整到夜间，这样就不会影响白天的用电了。＂
这种情况让彭真感到十分为难。一方面，他理解贺龙发展体育事业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作为北京市长，他要统筹考虑全市的发展。每次见到贺龙，他都不得不在各种矛盾中寻找平衡点。
1953年7月的一天，贺龙又带着一个特殊的要求来了。工人体育场准备建设一个大型泳池，需要大量的水泥。当时的北京，水泥供应极为紧张，每一袋水泥都有严格的分配计划。贺龙提出要从其他建设项目调配一批水泥。
彭真正准备拒绝，贺龙就拿出了一份报告：＂周总理说了，发展体育事业是国家大事。这个游泳池不仅是为了比赛，更是为了培养后备力量。将来说不定就能培养出为国争光的游泳健将。＂面对这种说法，彭真不得不再次让步。
到了年底，一位北京市政府的老干部回忆说，那年他们给彭真统计过，光是正式预约见面的记录，贺龙就来过一百多次，平均每三天就来一次。此外还有许多不打招呼就直接来的情况。最频繁的是8月份，一个月里彭真就见了贺龙十七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工人体育场主体工程完工。期间，贺龙和彭真之间虽然有过争执，但两人的友谊反而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中更加深厚。多年后，人们谈起这段历史，都说这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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