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昊明，1965年出生在江苏扬州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83年高中毕业那年，我响应国家号召，怀着建功立业的梦想参了军。

那是个收音机里放着《小白杨》，大家都穿蓝色的确良军装，挂着"六五式军用水壶"的年代。每到休息时间，战友们就会围坐在宿舍的木板床上，听着老式录音机里邓《甜蜜蜜》。

记得1987年那个夏天，我已经是装甲团通信连的班长。

我们连来了个新战友叫赵东升，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因为理想信念要来部队锻炼。他比我小两岁，性格内向，却十分好学。

那时候，我们连队负责一个重要的军事通信工程。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训练，晚上还要加班调试设备。赵东升虽然学历高，但对设备操作还不够熟练。

转机出现在一个深夜。值班时，赵东升误操作导致一台价值不菲的通信设备短路。按照规定，这种责任事故要记过处分，还可能影响他的入党申请。

我看着他惶恐的眼神，想起了他经常提到的理想：要在部队好好干，将来为国防通信事业贡献力量。一个冲动的决定，我顶了这个处分。

"设备是我调试的，我承担责任。"我对连长说。

处分下来那天，赵东升红着眼睛来找我："杨班长，为什么要替我背这个黑锅？"

"咱们是战友，这点处分算什么。"我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好干，别辜负自己的理想。"

两年后，赵东升凭借优异表现，被选送到军事通信工程学院深造。临走前，他说："杨班长，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笑着摆摆手："努力成才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1992年，我已经是副连长，要参加晋升连长的考核。考核当天，我看到主考官时愣住了——赵东升，少校军衔，通信部技术科科长。

他西装笔挺，坐在考官席上，目光如炬。五年过去，当年的腼腆大学生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军官。

理论考试时，我的手微微发抖。这些年，我一边带兵，一边自学，但和科班出身的军官相比还是有差距。

"请说明新型通信设备的工作原理。"赵东升公事公办地问道。

我深吸一口气，把这些年摸索的经验和学到的理论结合起来，详细作答。答完后，我看到他嘴角微微上扬。

实操考核更是出乎意料。赵东升给出的科目，恰恰是我最拿手的应急通信抢修。这是我这些年带领战士们一次次演练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

考核结束后，赵东升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

"杨班长，不，应该叫杨连长了。"他笑着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你。你知道吗？当年那个处分，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

原来，这些年他一直默默关注着我的成长。他说，我虽然没有高学历，但实战经验和带兵能力都很强，正是基层军官最需要的品质。

"组织上早就撤销了你的处分。"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些年，你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1993年春节前，我正式成为连长。在晋升大会上，赵东升作为嘉宾发言："军人的价值，不在于军衔的高低，而在于对责任的担当。"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处分反而成了我军旅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它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战友情，什么是军人的担当精神。

"人生的道路虽然坎坷，但紧握方向盘的人，总会看到前方的灯塔。"

从1987到1992年，我和赵东升这对战友，用五年时光诠释了什么叫军人本色，什么叫患难真情。

在部队，我们常说："军装虽然褪色，军人本色永不褪。"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代军人最朴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