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期，国内舆论场上兴起了关于我国遭遇外部势力打压的态势已发展至“持久战”的地步，并以此形成诸如“我国可以摆脱全球化，然而全球市场却离不开我国的生产制造”等一系列极度不合理的观点。

鉴于我本人不只在一两个自媒体博主所发表的文章或视频等载体上瞧见此类表述内容，很明显其已形成一股思潮般的舆论风向，在此不得不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意见。

首先，他们宣称当前的全球化秩序之所以会崩溃，乃是因为西方势力仍基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对以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尤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行不啻于殖民的各类打压措施。

对此，我觉得其看法或见解太过于狭隘和片面，将阶级叙事泛化并上升到对国际秩序所谓的解构，比如将2013年美国收购阿尔斯通事件看成是法国丧权辱国的标志性事件，然后一味地着重描述其消极影响，实则就是单一视角下过度片面化的反映。

以他们那些依旧崇尚想象共同体叙事的人来说，该事件的积极影响恐怕压根就不存在吧？

但事实是，其不仅促使欧美利益共同体的加速形成，站在全人类或世界公民的视角看，或许就是往后超级全球化秩序框架的雏形得以有了一丝蓝图模样的开端事件。

知道为啥会有“汇率差”这玩意儿吗？

本质原因就是当今全球化秩序依旧属于占山为王且各自为营的那套丛林法则的运作逻辑，他们可以说现代化法治社会的原则，包括人权观念、契约精神、权利意识等不适合某些当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社群，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价值观对全人类而言具有类终极性质的价值理性。

要是没有良性制度和主权信用的存在，即使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无法使一个社会乃至族群真正富强起来。

或许在他们眼里，北韩这类国家的尊严最为崇高，只需花一美元就能享受基础设施的便利，外国游客尚需花费上百美元。

然而，问题是他们的民众连饭都吃不饱，此乃只谈国家尊严而舍百姓利益之举。

其次，澳大利亚的矿工之所以比巴西矿工的工资高，而澳洲原材料资源卖得比巴西贵，不只是汇率的问题，还得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待和分析。

澳洲高端产业下诞生的企业能与德州仪器相媲美，其尖端医疗器械设备及生产技术乃是全球最先进的那一批，而这些产业较高的工业附加值会促使其整个社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型，从而带动所有工种的劳动溢价率。

反观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地区，一来它们尚未发展到发达国家的那个阶段，说好听点就是还有发展潜力，二来它们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始终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或许永远处于进行时而迟迟等不来完成时。

我认为，真正具有智慧的人要做的是研究这些关于实际状况中的经济学课题，而不是偷懒成将其一杆子打翻成是“西方经济学”，然后对其大加批判。

所以说，那些专家和学者并不是在逃避这些自媒体博主提出的所谓关于“底层逻辑”的一系列问题，而是这些问题都过于片面化，进而只从单个视角或叙事探讨的话，很可能得出毫无现实参考意义的鬼话连篇。

再来，我国早前从工业化过渡到城镇化所采取的方式，即走上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的道路，以及后来形成以债务驱动型信贷扩张和行政部门投资为主的大基建模式，乃是属于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并扬言如若没有采取这一发展模式，则社会财富必然不会积累成如今这般，且民众绝大多数的财富体现在房产上，就算能积累起财富，通过提前过度抬高社会福利保障的措施，也会使大多数财富于一代人的时间被消耗殆尽。

关于以上这一观点乃至观念，我必须对其纠正至少两点谬误：

第一，关于楼市发展方面，原本就有日本这一前车之鉴，结果还是一脚油门踩到底，将楼市发展趋于极端化。

本来一手抓收入和福利，一手抓楼市或股市这类资本市场，两头都下注，共同发展、协同演化就挺好的，非得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力押注地租经济和土地财政，然后又在2016年强行续命了一波。

搞到现在，既错失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或改良资本市场的手段以提振经济基本面的机遇，又将地方财政、城投债务规模，以及楼市价格走势受到去杠杆和去泡沫化的影响，从而推向万丈深渊的地步。

之所以说当前提高居民的工薪收入和资产运营所得收入已经无助于经济基本面从通缩螺旋效应的泥潭里挣脱出来这一问题，是因为近些年来大量的显性或隐性失业潮，以及变相降薪裁员等现象或行为，早已对居民部门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资产负债表或日常生活的收支结构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此时再想通过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以实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旨在于提振经济的目的肯定是不现实的，顶多只能将剩余的存量规模得以巩固，但能否有效转化为对实体经济消费的拉动作用，我认为短期内可以实现，长期则效果式微。

另外，关于资本市场整体性且制度性的改革推进与否这一问题已经到了时代赋予其崇高使命、处于崭新且重要到事关国运前景的发展阶段，作为从土地财政转型成股权财政的其中一个发展方向，目前以股票为主的证券交易市场乃是深化我国资本市场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场所，其金融系统整体的发展趋势必将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迈进，而这也就意味着股市未来的投资者主要构成必须从散户过渡到机构。

但由于当前正处于经济通缩的早期阶段，受到全社会投资标的荒的影响，机构替代散户以成主要结构的趋势非但不会使诸如基金定投等理财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有所提升，反而还会因时常出现的流动性陷阱，从而变相收割散户或基金持有者的财富。

第二，正是由于在城镇化中后期对房地产开发及基建投资的过度化且极端化的行为，不仅使得居民三次收入分配增速皆跑输诸如GDP、GNP等各项经济增长率指标，导致如今宏观经济出现内需不足、消费不振、产能过剩等不良现象，还将社会各个部门推向债务驱动型信贷扩张这类相对单一化的发展模式，并强化金融系统内诸如货币传导机制的不合理性。

举个例子：如若大多数个人或家庭在收入和储蓄方面的增量或存量相比当前的要有所提升，那么尽管他们仍需要采取首付款和举债的方式购置商品房，但其等所能负担得起的首付款比例会因收入和储蓄的提升而大幅增加，从而无需向银行借入多则五成、少则两到三成的贷款比例，大大缓解居民部门因房贷支出而扭曲的资产负债表或来自收支结构方面的压力。

另外，不动产向来具有非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属性，加上其交易流动性乃所有形式资产里可谓最差的，就算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亦是如此，而日本所谓失去的三十年这般历史教训仍没有引起咱们的重视，对此我只能说：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便会，看来有些劝必须要当事人踩过坑才会把它当回事，而不是当耳旁风。

所以说，假使推高房地产市场与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或改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涉及财富再分配这一底层逻辑的结构性问题能够同步实行，也不至于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演变成如今这般地步。

驳斥完以上三个观点，还剩最后一个具有片面性的观点有待矫正，那就是不论三七二十一，只会一味地放大或夸大生产制造即供给端的重要性，反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销售或消费即需求端的重要性，尤其是夸大制造生产于战备即准战时或正式战争时期这类特殊情况乃至使其常态化的重要性，严重扭曲了客观事实和真实数据的可靠性。

比方说，如若当今以特里芬难题为主的全球化体系下，主要金融国和主要生产国出现势必要打一仗的情况，则肯定是生产国一方胜出，而持有这类观点的人通常很明显是掉进了历史决定论的逻辑陷阱。

最常见的说法是金融不属于实体经济领域，而制造生产行业或环节必然涉及实体经济领域，所以前者是华而不实的泡沫幻觉，后者才是触手可及的实在产物。

针对此番谬误于逻辑链条上的驳斥推导，在此不做赘述，我只说自己对此番谬误的看法：非常不合理。

这种不合理性是有相关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及实践作为事实依据和现实基本面的支撑，比如驳斥凯恩斯主义者声称“供给创造需求”的终端市场需求才是决定包括生产供给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体经济行为的关键性因素这一理论，再比如个体作为自然界最小单位的系统具有自洽性这一理论，还有米塞斯-熊彼特的商业技术创新周期理论，以及哈耶克的自发扩张秩序论和知识分散论等等。

只要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尚未完全失去足以统治当前以金融尤甚的全球化体系的综合国家实力，其所有的对外决策必然是信用货币时代下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没有之一。

而作为生产制造的一方，因嵌入需求端所主导的国际供应链体系，始终需要面临特里芬难题逐步恶化的外部挑战，从而使其主权实体制度变革与否这一问题受到“穿上鞋”这一如同诅咒般的现代化发展悖论所掣肘。

如今，基于货币认知的全球化秩序现状已经表明：作为“币”的需求端尚可采取友岸或近岸外包的方式寻求供应主体多元化，然而作为“货”的供给端却无法承受失去欧美地区这类主要消费市场的代价，一旦失去，则意味着利润大降近九成，不仅会造成大量就业岗位因此流失的惨状，还会使咱们面临“二次入世”的巨大地缘风险。

至于有无解决办法，假若有，那该怎么做。

我认为得先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受到外部的影响，从而使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加符合全人类正向演进的发展特质也没什么不好，过分地在意所谓想象共同体叙事下的主权完整与否，非但不是一件好事，反而还会触发现代化发展整体转型以失败告终这类概率性事件，并引致最糟糕的后果。

然后就是搞懂大国博弈真正的起因，以及其中的底层逻辑为何，再然后就是顺其自然：

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比如1980年代和2010年代的日本，以及1990年代后的亚洲四小龙地区。

如今轮到我们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全社会对实体经济消费的支持力度，才能真正解决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等发展中国家于工业化或城镇化后期所遭遇的现实问题。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我国确实陷入了大国崛起必然遭遇的对外“持久战”，但此时咱们必须对舆论场上的诸多见解进行纠正才行。

尤其是对“我国可以脱离全球化，反正全球市场离不开我国”、“我国于经济发展早期全力押注房地产市场和大基建从而不顾民生乃是绝对正确的道路”、“我国作为生产国必然于接下来的大国博弈中取得对金融国的胜利”等诸如此类的观点进行旗帜鲜明地反驳和指摘，然后基于客观事实，通过数理逻辑思维的推导，对其等论述的观点进行纠正。

总之，我国想要在对外大国博弈的“持久战”中取得胜利，不仅离不开全球化，且需持续融入全球化，还得提高整个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也就是提高居民部门的三次收入分配所得，以及积极改进各项制度，使其等更符合现代化法治原则。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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