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革命性的人才选拔制度，现代文官制度的源头，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其意义不下于四大发明，长期被人忽视。那么，如此革命性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中国究竟如何出现的呢？

古今任何一个组织，通常来说最核心的是两个部门，一是财政部门，一是人事部门。其中，人事部门又是重中之重（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因人成事、因人败事，用人对否后果大不相同，历史上此类案例比比皆是），所以古代吏部尚书被称为“地官”，礼部尚书为天官。

问题在于：吏部是选官的，那么该选拔什么人为官，或者说以什么标准选拔官员呢？隋唐之际，中国采用科举制选择官员，那么科举制为何出现，是突然出现、还是历史的延续？接下来，就谈谈中国科举制如何出现的。

首先，血统决定出身的时代

商周之际，周武王牧誓宣布纣王四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即纣王弃用同祖兄弟，重用四方逃亡来的罪恶多端的人。甲骨文中，记载纣王重用“小臣”，可以印证这段话。

以现在的观点看，同祖兄弟未必有才，逃亡而来之人未必无才，纣王未必做错，但当时为何成为纣王公认的罪状？原因很简单，虽然周代有“乡举里选”，但总体而言当时是贵族社会，血统决定出身，纣王是其中异类，大概看到内部危机，想要进行人事改革。

孔子教书与战国李悝变法前，史书上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基本上都有耀眼的“背景”，姜子牙先祖为四岳之官，被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本是虞国大夫等等，基本找不到没有“背景”的。总之，不管被选拔的某人当时是贫是富，但他的祖先肯定非比寻常，这是当时的“共识”！

当然，之所以如此也符合当时的逻辑，因为知识是家传的，并不对外，底层百姓也没机会受教育，连字都不认识，也没什么见识，又怎么可能有能力担任官员？

其次，风云激荡的改革时代

到了春秋晚期，无数诸侯被灭国，无数贵族沦为平民，同时孔子等开始办学授徒，知识不再被统治阶级垄断，开始走向平民阶层，于是在特殊时代孕育下才有诸子百家的百花齐放。

虽然部分平民拥有知识，但当时毕竟是贵族社会，有知识的平民依然难被选拔，只是偶有出头，比如平民子路被卫大夫孔悝用为家臣。

但随着铁制农具大规模使用，生产力飞跃进步，井田制摇摇欲坠，以及列国兼并更为激烈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救亡图存，于是魏国开始第一个变法，这就是李悝变法。

关于李悝变法，其中涉及人事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建立“武卒”制度，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即寒门子弟可以通过军功出人头地；其二，废除世袭制，取消世袭俸禄，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并向各国招纳贤才。李悝变法之后，魏国成为战国第一霸主。

李悝人事改革，虽然还是局限于贵族圈子，也涉及到中小地主，但毕竟是中国古代人事改革的重大进步。魏国之后，列国基本都有变法，都有用人改革，其中比如齐国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秦国的商鞅变法，当然秦国人事改革最为深入，秦国很多高官是寒门出身，还有军功爵制度。

因为有了从战国以来的人事改革，平民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所以才有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水到渠成。如果把陈胜放在春秋时代，他肯定说不出这样的话。

第三，汉代察举制度的崩溃

虽然战国时已有重大变化，甚至为国君诸侯服务的“门客”招揽上压根不看出身，鸡鸣狗盗之徒也行，可见当时用人变化，但总体来说当时的选官制度不完备。

汉朝之际，为了适应国家统治需要，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之后汉文帝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再到汉武帝时完备“察举制”，其中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且要求德才兼备，“德”在“才”先。

但问题是，察举制的选人权在地方长官手中，选拔名额却极其有限，因此短期内或遇到强势的皇帝还好，否则就不行了，最终地方长官出于私心举荐门生故吏、好友亲朋，甚至营私舞弊、朋比结党，导致官场被世家豪族垄断，这就成了察举制最大的弊端。

所谓阳极阴生、阴极阳生，事物在衰败中也会孕育出新生的力量，察举制也是如此。公元前132年，在察举制快要崩溃时，汉顺帝采用左雄的建议改革察举，史称“阳嘉新制”，即限制察举年龄，引入考试机制，进一步明确了人才标准，被视为科举制的萌芽。

但汉朝已经积重难返，世家豪族实力过于强大，因此在察举选人权还在地方长官手中的情况下，“阳嘉新制”只是在短期内“察选清平，多得其人”，很快又故态复萌，底层有才之人依然难以改变命运，官场依然被世家豪族垄断，察举制也走到了尽头。

第四，魏晋南北朝的选拔制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这时想要发展与壮大，就必须要进行人事改革，不能再由世族垄断官场。对此，曹操打响当时人事改革的第一枪，即发布《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不问出身、不问德行，只要有才即可。当然，有才无德也不行，但当时处于特殊时期。

曹操推出不问出身的“唯才是举”，除了吸纳人才之外，还有一点是打压士族，因为世家豪族有钱有人还有权，危害实在太大。曹丕想要调和，既要拉拢世族，也要选拔优才，于是采纳了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让世族做大，为之后司马氏篡权埋下祸根。

“九品中正制”品评的内容，主要由“中正官”品评三项，即家世、个人品行才能的行状、定品。曹魏时期，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注意只是“原则上”，实际上“家世”依然关键，到了司马晋朝，完全以家世来定品，寒门最高只能下品，世族常列上品，所以当时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其中，主要原因是司马氏为了篡位与稳定统治，而对世族妥协。

最终，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而成为门阀世族（又称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

南北朝后期，因为战乱、皇权加强、以及皇权引入寒门平衡士族等原因导致门阀士族衰落，门阀士族的真正消亡与黄巢有关。到了隋朝，中国再度恢复大一统，为了巩固国家政权，隋朝皇帝大力打击门阀士族，于是在历史选拔制度基础上，推出了“科举制”。

其实，隋唐科举制取消了家世、取消了“中间商”的举荐或品评，“原则上”是直接让士族与寒门同起跑线竞争。当然，实际上肯定无法做到一视同仁，有背景的肯定更占优势，真正相对公平的是宋朝之后，原因之一是当时门阀士族消亡了。

以上，就是中国科举制出现前的官员选拔的大致历史，伴随着王朝与地方豪强的兴衰、皇权与地方的权争，其中科举制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符合社会演进规律，这与西方历史总是违背常理大相径庭。

最后，为什么说中华文明是连续性的，中国历史是可信的，从中国官员选拔制度上就可以看到；而且，如何选拔官员，其实也可以视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程度显然是被低估了，至少相比对西方古代的评价是被严重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