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伊始，伴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横空出世，世家大族的子弟逐步占据了朝堂之上的核心要位。

即便到了唐代，科举制度被推行，旨在吸纳更多出身于寒门的杰出人才进入朝廷效力，然而由于唐代所采取的乃是不糊名阅卷的方式，故而士族子弟依旧具备着极为显著的先天优势。

直至晚唐阶段，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分崩离析，掌控军权的武人开始登上历史的大舞台。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士族子弟长期以来形成的傲慢态度和对武人的轻视，深深激怒了掌握军权的武人。导致他们对于士族出身的文官满怀厌恶之情，最终朱温于白马驿大肆屠戮了唐廷的数十位高官，这一事件无疑标志着士族政治的彻底落幕。

不过，朱温并非未曾尝试过拉拢士族文官，那么他究竟为何最终转变了想法？

在白马驿之祸的背后，究竟还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隐情呢？

朱温身为晚唐时期的乱世枭雄，因其出身贫寒，自幼便未曾接受过教育，这一状况致使他始终遭受着文官集团的排斥。

即便他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进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文官们依然不情愿将他视为同列之人。

朱温曾多次向文官示好，却总是遭到冷漠对待，这让他内心的不满不断积累。但朱温心里也很清楚，自己若想要建立丰功伟业，是决然离不开这些文人的襄助的。

于是，他开始对落魄文人予以接济，期望他们能够成为自己的有力支撑。

唐末声名远扬的诗人殷文圭，便是在朱温的协助之下成功考取了进士。

然而，后来他在途经朱温的驻地时，不但不曾前来拜谢，反而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

这一情形使得朱温怒发冲冠，难以遏制心中的怒火，进而认定文人皆是薄情负心之辈！

文人对朱温的尖酸刻薄态度，使得朱温变得极为敏感。

例如汴州文人崔禹昌在考中进士之后，为了保障家族产业的安稳，主动向朱温表达友好之意，而朱温对于他的主动示好也相当满意。

然而，在后续的交谈过程中，朱温询问他庄里是否有牛，当时的俗语将“无”称作“不识得”，崔禹昌便回答“不识得牛”。

此语一出，朱温瞬间暴跳如雷，他认定崔禹昌是在嘲讽自己的农民出身，毕竟只有像他这种出身于农户之人方才识得牛。随后，他便下令要将崔禹昌处死，幸得旁人及时加以解释，这才挽救了崔禹昌的性命。

由此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朱温在与文人交流之时是极其敏感的。这也充分反映出当时文人对于朱温怀有强烈的敌意，而这也令朱温对他们恨之入骨。

后来，朱温更是将这种针对文臣的仇视，放大到了所有读书人的身上。

有一次，朱温出行时看到几名书生装扮的人在柳树下乘凉，便说道这株柳树的树干非常适合做轮毂。

书生们不明白朱温的意图，一时间面面相觑。

几位头脑灵活之人想要讨好朱温，开始随声附和说：

是适合做车毂。

没想到朱温立即翻脸，表示只有榆木才适合做车毂，柳树根本不行。

随后，他又宣称书生之流就是喜欢“顺口玩弄他人”，那些开口附和之人最终也被朱温残忍地杀害。

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便能清晰地知晓朱温对文人的厌恶，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但在晚唐时期，士族官员依然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朱温虽然极度讨厌他们，然而为了增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还是想要拉拢其中的领袖人物，所以朱温起初并未刁难这些人。

在成功击败李茂贞并迎回唐昭宗之后，朱温已然成为晚唐朝廷当中权势最为煊赫的人物之一。

为了能够更进一步地削弱唐昭宗所具有的影响力，朱温甚至迫使晚唐朝廷从长安迁移至洛阳。

至此，他已然成为了那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方枭雄。

朱温原本以为自己拥有了如此权势，文官们就会对他敬畏有加，但即便达到了如此地步，文官们依旧不将他放在眼中，这种状况让朱温恼怒至极。

他认为这乃是唐朝政治体系长久以来的顽瘴痼疾所导致的结果，因为唐朝长期以来重文轻武的传统，使得文官们在潜意识里轻视朱温这样武人出身的权臣。

于是他便要求唐昭宗颁布律令，再次申明文武官员的平等地位，期望借此能够获取更多人的认同与支持。

但在该命令颁布后没多久，文臣领袖裴枢便再次激怒了朱温。

当时，朱温意欲让优人（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出身的宠臣张廷范，出任太常卿一职，然而裴枢在接收到朱温的命令之后，坚决拒绝执行。

他提出，张廷范此前一直跟随朱温南征北战，理应属于武官勋臣，此处称其为优人出身，或许是出现了差错（言外之意武人地位比优人还低），这番言辞使得朱温怒不可遏。

就在此时，其麾下的谋士李振向朱温进言道，这些士族文人“肆意扰乱纲纪”，并且难以被掌控，倒不如寻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他们彻底铲除。

李振甚至还为他们选好了葬身之所，他说道：

此辈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

朱温对李振的观点深表认同，认为他们是难以“驯服”的群体，然而在此时，这些士族文官在名义上仍旧是唐廷的重要大臣。即便朱温权倾朝野，位高权重，也无法随意对他们下手，他仍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天祐二年五月七日，洛阳的苍穹之中有彗星显现，朱温随即找人进行占卜。

占卜者宣称这乃是不祥的征兆，预示着君臣都将要遭受巨大的灾难。当下唯一的化解之法，便是诛杀一批人。

对于朱温来说，这恰似上天给予他的一个“合理”借口，让他能够更加坚定地向士族文臣开刀。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裴枢、独狐损、崔远、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唐廷的重臣纷纷遭到贬谪。

然而，他们并未前往新的任职之地，而是被朱温集中到了黄河岸边的白马驿。

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朱温冷酷无情地下令，要求裴枢等一众大臣自我了断生命，而其余的文臣则被凶神恶煞的军士们，毫不留情地投入到了白马驿旁那汹涌澎湃的黄河之中。

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便是令整个天下为之骇然的白马之祸。

在这次残酷至极的政治清洗运动当中，此前深受唐昭宗信任与倚重的重臣，几乎被连根铲除、消灭殆尽。

这一局面致使唐昭宗彻底地沦为了朱温手中的傀儡，再也没有了丝毫反抗的能力和资本，并且也为朱温后续篡夺唐朝江山铺平了道路。

在针对白马之祸的影响展开讨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将探讨的重点放置在唐梁二朝的交替之上。

朱温凭借着这次血腥的行动，成功扫除了朝廷当中的舆论障碍。朝廷内部人心惶惶，无人再敢仗义执言。那些硕果仅存的文臣们，为了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丝毫不敢反抗他的统治。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才让朱温拥有了加害唐昭宗并且最终篡位的条件。

然而，在这一直接结果的范畴之外，白马之祸实际上还具备着更为深层次的影响。

首先，白马之祸彻底扭转了从中唐时期开始的文官压制武官的局面。

这一局面的改变，致使五代时期的政治秩序变得极度混乱，战争成为了政治活动中的核心主旋律，使得无数的百姓遭受了刀兵之祸，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其次，对士族官员的大规模清洗，给我国的文化传承带来了颇为沉重的打击。

五代时期连绵不绝的战乱，使得大量文化典籍毁于战火，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

在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他虽然提出要重新构建重文轻武的政治秩序，然而面临着人才匮乏、教育体系残破等重重问题，儒家教育的恢复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困境。

最终，在孙复、石介等人的不懈努力之下，才成功重振儒学风尚，使得我国的教育和文化体系得以重新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

再者，白马之祸无情地暴露出了唐代科举制度当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在这次残酷的清洗活动当中，遭受迫害的基本上都是士族中通过科举考取进士的官员。这一现象和谋士李振年轻时多次科举落榜的经历，并非毫无关联。

笔者认为李振可能一直对自己科举落榜的遭遇耿耿于怀，抓住白马之祸的机会对曾经与科举相关的人员进行报复，才向朱温献出这样的毒计。

当年，曾经多次对科举考试进行干预的宰相卢携之子卢晏，以及最终致使李振科举落榜的考官崔澹的子孙，均在白马之祸中不幸罹难。

然而，这些人在当时的地位低微、毫无影响力，朱温按理说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加害他们的。因此，这极有可能是李振为了报私仇，而一手促成的结果。

白马之祸，作为晚唐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事件，通常被视作朱温篡唐这场大戏的精彩序幕。

而这一事件，与此同时也清晰地标志着自魏晋时期起始的门阀政治正式谢幕退场，社会阶层的流动变得更加频繁，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寒门子弟以及武人之后顺势成为了历史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

除此之外，白马之祸还对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冲击和影响。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确实成功打破了士族长期以来对学术的垄断态势，文化发展虽受重创，但也激发了人们对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思考，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

而李振出于对自己早年科举不顺遂经历的报复之举，也让人们能够直观清晰地了解到唐代科举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和不足。

这无疑促使后世不断完善这一选拔人才的制度，以确保其公平性，正因如此，白马之祸成为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参考资料：

姜维公：《“白马之祸”考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