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中有多少人是有保底工资的？以乐亭县为例，我们来算算这笔账

世人常说清朝官吏贪腐成风，却不知在清朝，一个县衙里真正能拿到固定工资的人，少得可怜。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即便是一县之长的知县大人，每月也不过能拿到几两银子的俸禄。这不禁让人好奇，一个管理着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老百姓的县衙，究竟有多少人能领到朝廷发的工资？那些没有固定工资的衙役和书吏，又是靠什么养家糊口的？让我们走进乐亭县衙，看看这些有趣的历史细节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一、朝廷定下的＂铁饭碗＂

康熙四十年，乐亭县新任知县王德明走马上任，刚到任就碰上了一件糟心事。

那日，县丞张大人来禀报说：＂大人，衙门里的皂隶们要闹事了！＂

原来是上任知县离任时，拖欠了三个月的俸禄没发。这可不是小事，要知道在清朝，一个县衙里真正能拿到固定工资的人，屈指可数。

按照朝廷规定，乐亭县能领到固定俸禄的只有这么几类人：知县每年可领45两银子，典史年领31两5钱2分，两位儒学先生共领80两，至于那些衙役们，14名皂隶一年也不过84两银子。

王德明翻开账册一算，光是这些正式在编人员的工资，一年就要花去近300两银子。更让人头疼的是，朝廷还规定遇到闰月还得加发工食银。

在那个年代，一两银子大约可以买到2石米。听起来不少，但要知道一个普通人家一年的口粮就要4石米左右。所以即便是一县之尊的知县，这点俸禄也只够勉强度日。

更有意思的是，县衙里还有一些特殊的＂铁饭碗＂。比如专门负责看管大门的门子，每人每年能领到6两银子；负责抬轿子的轿夫，7个人一年能领到42两；还有那些负责看管仓库的库子，4个人一年24两。

但最让人意外的是，县衙里还养着两个＂仵作＂，也就是验尸官。他们每年也有12两银子的工食银，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份体面的收入了。

王德明清点完这笔账，不禁感叹：＂一个小小的县衙，养这些在编人员就要花去七百多两银子，可朝廷每年拨给县衙的经费却连这些人的工资都不够发！＂

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以乐亭县为例，八名马快每年要领134两4钱银子，八名民壮年领40两，再加上其他杂役的工资，县衙光是人头费用就要七百多两。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开支。那些没在编的书吏、衙役，虽然没有固定工资，但也都指望着在衙门里混口饭吃。

有趣的是，这些拿固定工资的人，反倒不是县衙里最富足的。真正能赚大钱的，是那些看似没有保障的书吏和差役。他们虽然没有朝廷发的固定工资，但通过各种＂额外收入＂，日子过得反而滋润。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拿固定工资的人至少不用担心饿肚子。他们的工资虽然不多，但好歹是朝廷定下的＂铁饭碗＂，每月准时发放，即便是遇到县衙经费紧张的时候，这笔钱也是要优先保证的。

二、隐形的＂生财之道＂

乾隆三十六年的一天，乐亭县衙门外突然聚集了一群商户，他们手里举着状纸，嚷嚷着要见知县大人。原来是衙门里新设了一项＂牙行税＂，要求所有商铺每月额外缴纳二钱银子。

这看似是一桩小事，实则暴露了清代县衙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制度。

当时的乐亭县每年光是向＂小户＂，也就是那些纳粮两钱以下的农户，就额外征收了三千多两银子。这笔钱被称为＂杂费＂，名义上是用来补贴衙门开支，实际上却成了一笔重要的创收来源。

更有意思的是，每逢节庆，衙门还会派人到各个商铺收取＂节礼银＂。这笔钱的数目不大，每户也就几分到一两银子不等，但架不住商户多啊！一年下来，就能收个几百两。

有意思的是，这些收费还都讲究个＂体面＂。比如收取＂节礼银＂的时候，衙役会给每家商户送上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恭贺新禧＂之类的话，商户便心领神会地把银子包在红封里交上去。

不仅如此，县衙还在各个市集设立了＂税局＂。表面上是管理市场秩序，实际上却成了收取各种杂税的据点。这些税局每月都要向商贩们收取＂地脚银＂，说白了就是摆摊的场地费。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这些税局通常会设在市集的入口处。每天天不亮，就会有衙役坐在那里，守着一本厚厚的账册，凡是进场做买卖的，都得先交上一笔＂进场费＂。

这些收入在账面上都不会出现，但每个月月底，知县都会收到一份详细的收支报告。这份报告不同于交给上级的正式账册，而是记录着各种＂额外收入＂的细账。

有一次，一个商人不愿意交这些杂税，衙役们就找来了一个奇怪的理由：＂这是为了保护你们啊！要是不交这笔钱，万一有人来闹事，我们可就管不着了。＂

这种收费方式在当时被称为＂潜规则＂。虽然朝廷三令五申要革除陋习，但在基层，这些收费制度反而越来越细化。比如对当铺要收＂押当税＂，对酒肆要收＂酒税＂，甚至连街边的算命先生，也得交一份＂摊位费＂。

最绝的是，这些收费还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收＂酒税＂是为了管理酒肆，防止打架斗殴；收＂押当税＂是为了防止赃物流通；至于＂摊位费＂，则是为了维持街道整洁。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县衙，通过各种名目的收费，每年能收入数千两银子。这些钱虽然不能明面上入账，但却成了维持县衙运转的重要经费来源。

三、幕后的＂关系网＂

道光十五年的一个早晨，乐亭县衙门外来了一位穿着儒服的老者。此人名叫赵明德，是新任知县特意从苏州请来的幕友。

世人都说，一个县官要想把衙门管理好，就得先请个好幕友。这话一点不假，清代的县衙里，幕友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这位赵明德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了县衙里的老人。从管钱粮的户房，到管文书的吏房，再到管刑名的刑房，他走遍了衙门的各个角落。

有趣的是，这位赵幕友并不是朝廷任命的官员，甚至连正式编制都没有。但他每年能从知县那里领到150两银子的薪水，这可比知县的俸禄还要高出不少。

在赵明德身边，总是跟着一个叫王福的长随。这王福是知县的贴身侍从，虽然官面上的身份只是个仆人，但在衙门里却极有威望。

有一次，一个商人因为欠债被告上了衙门。按照规矩，这种案子得先递交状纸，然后等候开堂。但这个商人直接找到了王福，塞了二十两银子，案子第二天就排上了堂期。

这种事在当时并不少见。长随们虽然每年只有二三十两的固定工资，但通过这些＂跑堂费＂，一年下来竟能积攒几百两银子。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长随还负责管理衙门的＂印信房＂。当时的公文都需要盖官印，而这些长随就把持着盖印的权力。想要加急办理的，自然得多付些＂规费＂。

赵明德和王福的关系处理得很妙。幕友负责出谋划策，长随负责具体执行，两人配合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把衙门里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比如户房的书吏老张，因为经常要和赵明德打交道，每逢节日都会送上一份厚礼。而王福则和衙门里的差役们称兄道弟，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照应。

清代的县衙就是这样，表面上等级分明，但实际运作却全靠这些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幕友们凭借学识和经验，在衙门里占据着超然的地位；长随们则靠着和知县的亲近关系，成了衙门里的实权人物。

一个细节最能说明问题。每当衙门里要办什么大案要案，知县都会先把幕友和长随叫到后堂，三个人关起门来商量对策。这种场面，在当时被称为＂后堂议事＂。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幕友们通过自己的学识和人脉，帮助知县处理各种疑难案件；长随们则通过和衙役、书吏的关系，把知县的意图传达到最基层。就这样，一个县衙的政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四、养廉银制度的改革

雍正四年春天，乐亭县衙收到一份特别的公文。这份公文宣布了一项重大改革：从即日起，所有知县除了原有的45两俸禄外，每年还能领到一笔额外的＂养廉银＂。

这可把当时的知县高兴坏了。要知道，在此之前，知县们手头都很紧。那点可怜的俸禄，连请幕友的钱都不够，更别说养活一大家子人了。

乐亭县作为直隶省的中等县份，每年能领到1000两养廉银。这笔钱的数额可不小，比知县原本的俸禄整整多出了20倍。

有趣的是，这笔养廉银的发放还有讲究。每年分四季发放，春夏秋冬各发四分之一。朝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让官员们能安心做事，不至于为了生计而＂中饱私囊＂。

在养廉银制度实施后，乐亭县衙的开支也有了新的变化。知县把这笔钱分成了几份：一部分用来聘请幕友，一部分用来养活长随，还有一部分用来补贴衙门的日常开支。

有一次，乐亭县来了个新知县。上任第一天，他就把养廉银的支出列了个明细账：幕友每年150两，长随每人30两，再加上一些临时开支，一年下来竟然要花掉大半的养廉银。

这位新知县还特意在账本上记下了一笔有趣的开支：每月拿出50两养廉银，专门用来接待上级官员。在当时，这种开支被称为＂应酬费＂，是每个县官都避免不了的负担。

雍正皇帝设立养廉银的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有的县官把养廉银当成了自己的私房钱，有的则把它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

为了管理这笔钱，朝廷还专门制定了一套规矩。养廉银必须按时发放，不得挪用或克扣。如果发现有人违规，轻则革职，重则充军。

在乐亭县的档案里，还保存着一份特别的文书。那是雍正六年时，知县给上级写的一份报告，详细记载了养廉银的收支情况：幕友工资占了三成，长随费用占了两成，其余的则用于衙门日常开支和接待上级。

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虽然后来因为财政困难，养廉银的数额有所减少，但它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帮助解决了基层官员的生计问题。不过，随着物价上涨，这笔钱到了清朝后期，也渐渐显得不够用了。

五、清代基层治理的困境

道光十八年冬天，乐亭县衙的账房先生拿着一本厚厚的账册，走进了知县的后堂。这本账册记录着县衙一年的收支情况，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光是正常开支就超过了一万两银子，而朝廷每年拨给县衙的经费，却只有三千两出头。

这个巨大的收支缺口，在当时的乐亭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翻开当年的档案，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类似的记载：衙役们讨要工钱，书吏们要求增加补贴，各个部门都在喊着经费不够用。

有一次，县衙要修缮大堂的房顶。按理说这是公务支出，应该由朝廷拨款。但实际上，这笔钱最后是从商户那里额外征收的＂捐资＂中出的。当时的账本上，这笔钱被巧妙地记作了＂杂项收入＂。

更让人头疼的是衙门里的人情往来。每逢节庆，上级官员来视察，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位老幕友曾经说过：＂一个县衙光是应酬费，一年就得花掉千把两银子。＂

在乐亭县的档案里，保存着一份有趣的文书。那是一份给上级的报告，详细记载了一次官员视察的开支：从准备酒席到安排住宿，从打点随从到准备礼品，前前后后花了将近百两银子。

这种财政困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多衙役和书吏不得不另寻财路。有的在办案时收取＂规费＂，有的则借着公务之便向商户收取＂保护费＂。这些行为虽然为朝廷所禁止，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杜绝。

道光二十年，乐亭县来了一位新知县。上任第一天，他就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清单，上面详细列出了县衙各个部门的＂额外收入＂来源：从市集的摊位费到商铺的节礼银，从诉讼的规费到印信的加急费，林林总总加起来竟有二十多项。

这位知县后来在一份密折中写道：＂地方官员虽有俸禄，但实不足以养家。养廉之银又多用于公务，实难以维持。下属人等既无定例工食，不得不另寻生路。此弊非朝廷增加拨款，实难根除。＂

到了清朝后期，这种财政困境更加严重。太平天国之乱后，朝廷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拨给地方的经费也越来越少。很多县衙甚至连基本的开支都难以维持。

咸丰年间的一份档案显示：乐亭县一年的实际开支达到了近两万两，而朝廷的拨款却减少到了两千多两。这巨大的差额，最终只能通过各种＂额外收入＂来弥补。这些收入虽然在账面上看不到，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成了维持县衙运转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