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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今天听到一个数字——七。

这不是彩票号码，也不是某个排行榜的名次，而是截至2024年，中国目前在世的老红军人数。

七，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沉重得让人心颤。

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是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是长征路上、硝烟战场中，生死一线的英雄。

而如今，这个数字却缩减到了如此让人心疼的地步。

红军，这个词总带着一种浪漫色彩，但真实的历史从来没有浪漫可言。19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开长征，两万五千里，翻雪山、过草地，敌机轰炸、饥饿折磨，几乎每一步都踩在生死线上。

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在饥饿中咀嚼树皮、啃草根；在脚上打着溃烂的血泡，硬是一步步走出了生的希望。

而现在，那些亲历这一切的英雄，几乎都已成为历史书中的名字。

王扶之，这位从陕西绥德县走出来的放牛娃，人生的转折点在1935年。

当时，红军进入他的村庄，没有抢夺财物，反而帮助百姓挑水扫院，这让他对红军充满向往。

年仅12岁的他不顾一切加入了队伍，虚报年龄，仅凭一腔热血迈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从一个少共青年营的小战士，到八路军的测绘员，再到朝鲜战场上指挥作战的少将，王扶之用一生书写了信仰的力量。

然而，真正让他难以忘怀的，不是沙场上的战绩，而是那些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

他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记得他们的故乡，记得他们倒下的模样。

这些记忆，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他的生命里。

索心忠，可能是另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他12岁参加红军，三次越过雪山草地。

后来，他的人生轨迹与电影事业紧密相连。

在延安，他为毛泽东和朱德放映电影；解放后，他参与建立了中国的电影制片厂。

然而，这样一个在和平年代投身文化事业的老人，心底的记忆却始终停留在长征路上。

他曾说，“长征是难以言说的苦难，但也是一生的财富。”这句话或许让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了一丝对比：我们把苦难挂在嘴边，可他们却把苦难视为荣耀。

而说到苦难，马志选的故事更像是一本生死日记。

他16岁加入红军，经历了三次草地行军。

第一次，他以为熬过去就结束了；第二次，却差点因为掉队永远留在那片沼泽；第三次，他彻底明白了，草地不是终点，而是一场场考验的开始。

那些日子里，战士们用稻草编成草鞋，用野菜蘑菇熬汤充饥，甚至误食了毒草导致全身浮肿。

气候寒冷，战士们只能相拥取暖，而每一次出发，都意味着队伍中会少一些人。

这些苦难没有击垮他，反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记忆。

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些，依然会红了眼眶。

如果说长征的苦难只是开始，那么胡正先的经历，则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另一种残酷。

作为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员，他被称为“千里眼和顺风耳”。

在西路军艰难的征途中，他用简陋的设备传递了无数关键情报。

然而，西路军的命运却是悲壮的。

在河西走廊的寒风中，2万多名红军将士最终只剩下400余人。

胡正先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剧，也深知，这些牺牲换来的，不仅是一次次胜利，更是历史的进程。

和他们一样，闵敬德的一生也是一部传奇。

他15岁参加红军，从一个苦难深重的农家少年，成长为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官。

他的身体上留下了多处战伤，那些伤疤，像是他一生的勋章。

他曾说：“我能活着，已经是天大的幸运。”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感恩心态，让他对党和人民始终充满忠诚。

他不在意自己的军衔高低，只记得那些倒在战场上的战友。

他说：“他们连名字都无从知晓，而我却活到了今天，还有什么权利要求更多呢？”

这些老红军的经历，串联起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也最辉煌的一段岁月。

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今天，我们看到的和平与繁荣，是他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有人说，老红军的精神是一种不可复制的财富。

他们用身躯走过的长征路，如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这种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渗透在他们的每一段回忆、每一道伤疤、每一个名字中。

在他们逐渐离去的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记住他们。

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些普通却伟大的人物。

有人说，一个民族的未来，需要靠记忆来支撑。

而这些老红军，就是我们民族记忆中最亮的一部分。

他们是过去的光，也是未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