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南京城，辉煌千年的六朝古都，最终在1864年化作了一片废墟。

湘军围城一年，战火撕裂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空气里弥漫着焦土的味道。

天京陷落的消息传到紫禁城，朝廷上下本该欢欣鼓舞，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满腹疑问——那个传说中“金银如海”的太平天国圣库，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更离奇的是，曾国藩在奏折中一本正经地说：“全无货财。”这可是太平天国的腹地，存续十一年，统辖着富庶之地，最后竟然一文不值？

为什么会这样呢？

曾国藩的说法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曾是洪秀全的骄傲：所有财富集中管理，战争中缴获的金银、百姓上交的财物，全归国库，谁敢私藏，直接严惩。

这套制度听起来很公平，很“革命”，但它的寿命并不长。

1856年的天京事变后，圣库就成了摆设。

洪秀全一家独大，带头挥霍，圣库的钱早已被挪作他用。

要说天京城破时国库空空如也，这确实有些道理。

但话说回来，一个国家的都城，好歹也会剩点家底吧。

毕竟当年金兵攻打北宋东京，带走的战利品装满了车队。

李自成打进北京，也“募捐”了七千多万两银子。

太平天国再不济，统治了江南富庶之地十多年，怎么可能连个铜板都没剩下？偏偏这事还真有些蹊跷。

更让人怀疑的是，天京城破后，湘军内部传出不少流言，说曾国荃“获资数千万”，甚至连曾国荃的亲侄女都说，他攻下一座城，总会请假回家，顺带“置办点产业”。

这些话传到民间，难免引来非议。

曾国荃的嫌疑为什么这么大？这事得从湘军的作风说起。

湘军的规矩是“打下一座城，搜刮三天”。

天京城破的那一刻，士兵们彻底疯狂了。

赵烈文是曾国荃的幕僚，他在日记里写得很直白：军队入城后杀人放火、掠夺抢劫，连棺材都不放过，挖地三尺搜刮财物。

天京城变成了废墟，抢来的东西却从水西门源源不断运回湖南。

赵烈文对此非常不满，还跑去找曾国荃理论，但曾国荃倒好，疲惫不堪地在大营呼呼大睡，根本不管这些事。

按赵烈文的说法，曾国荃“没沾手”，但他的手下可不一定。

这么看，曾国荃的嫌疑似乎没那么大。

巧的是，城破当天，他确实不在城里，只是在天京郊外的雨花台大营。

三天后，他才姗姗入城，当时城里的抢劫早已接近尾声。

有人说，曾国荃的确没参与洗劫，但他的部下抢得盆满钵满，事后可能“意思了一下”，这笔钱最终或多或少流向了他。

不过，关于曾国荃“获资数千万”的说法，仔细想想也有些夸张。

清朝的国库在嘉庆年间还能有1000多万两银子，到了咸丰三年只剩下169万两。

曾国荃要真能从天京抢出上千万的财富，那得比清朝的国库还富。

不仅如此，他的后人也透露过，曾国荃的家产其实并不多，六千亩田产、三处宅子，算不上富可敌国。

至于他在老家修建的豪宅“大夫第”，更不是一夜暴富后建起来的，而是早在1859年就开始修建，前后花了八年才完工。

那为什么曾国荃的风评会这么差？说白了，他的性格太高调了。

打下天京后，他不仅大兴土木，还挥金如土，甚至派人跑到北京买稀有的笺纸。

这种张扬的做派，让人很难不怀疑他从天京城里发了横财。

再加上野史笔记《南亭笔记》的渲染，说他在天王府里找到了“翡翠西瓜”“极品东珠”之类的稀世珍宝，直接把他写成了“老饕”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南亭笔记》本身就漏洞百出，连“曾国荃入天王府”的时间都对不上。

换个角度看，天京城破后，湘军确实捞了一笔，但这些财富大多分散在士兵和中层将领手里。

湘军作为地方武装，长期缺乏朝廷的财政支持，军费只能靠自己“想办法”。

所以，抢劫三天的“规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湘军维持军心、养活部队的无奈之举。

曾国荃作为统帅，可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要说他直接参与大规模贪墨，还真找不到实锤。

不过，天京城破后，湘军的洗劫行为确实让南京元气大伤。

六朝古都成了一片焦土，曾国荃虽然没有直接抢劫，但作为统帅，他难辞其咎。

有人说，历史对曾国荃的评价总是纠结于他是否“清白”，其实更值得反思的是，那一场对南京的浩劫，究竟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