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哈里斯，预计将激化国内新一轮党争，双方在移民、医保、堕胎和民主等分裂议题层面的斗争将会加剧。而就国际层面而言，特朗普主打经济牌、移民牌和反战牌并获得胜利，说明美国的“逆全球化”势头猛烈，民粹主义更多地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议程。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面临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陡增。他的第二个任期大概率将加大国际社会的“逆全球化”潮流。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预计将推进一系列国内外激进议程，包括但不限于大量驱逐非法移民、加征高额关税、撕毁国际协议和退出相关安全条约等。拜登执政时期同印太和欧洲盟友达成的一些经济方案，也可能面临调整，比如“印太经济框架”。即便是“奥库斯协议”，特朗普也有可能重估其经济成本。
最不希望“逆全球化”势头强化的地区就是欧洲。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好不容易利用俄乌冲突强化了跨太平洋经贸与安全关系，如今奉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再次回归，将令法德等欧洲巨头尴尬且忧虑重重。欧洲的自主化发展问题再次被提上首要议程。尤其在俄乌冲突方面，特朗普当选虽然并不意味着战争马上会结束，但美国的对乌援助将会被叫停。
所有这些可能的举措都基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清醒认知，即美国没有必要，也无力承担国外的安全义务，要想让美国再次强大和繁荣，必须强化美国国内。拜登执政时也注重强化国内，投资国内关键产业，同时依然通过强化盟友合作维护美国霸权。
拜登当选时，国际社会认为不需要夸大逆全球化的反弹，认为全球化势头依然强劲。在个别关键领域，贸易合作仍在扩大。但从拜登执政延续特朗普时期关税和特朗普“二进宫”来看，美国经济逻辑已经开始服务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
相比第一个任期，特朗普能够再次胜选，说明美国国内不同产业面临的长期问题在过去四年并未得到解决，战场州的工薪阶层对“全球化”依然抱有不满。从美国铁锈地带工人阶层再次以高的投票率支持特朗普来看，他们仍然不满全球化所导致的国内产业链向外转移，拜登执政三年多来采取的“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等一系列投资于产供链的政策并未让他们得到实际回报。
在第一任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基础上，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将继续撕扯全球供应链。他现在的智囊团和潜在内阁人选仍然是那些以“反全球化者”为主，比如，白宫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已经发出了更危险的信号。根据他在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建言，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美国将通过加征“更高”关税的方式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经历拜登政府的政府投资与补贴后，特朗普也会通过补贴及关税的手段发展和壮大本土产业。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对中国和欧洲等国加征的关税，以及拜登上台后投资和补贴的制造业，相比较而言都是循序渐进的做法，对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的冲击短期内是可控的。但是，再次归来的特朗普可能会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包括加征10%至200%不等的关税迫使贸易对手让步，增加美国国内的收入。也就是说，加征关税不再是第一任期迫使贸易对手谈判和让步的手段，而是最终目的。根据莱特希泽的说法，第二任期特朗普可能不会因为新的协议调整或降低关税，有些关税可能是持久性的。据《华尔街日报》分析，届时美国征收的关税税率可能会达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实际上，特朗普本人不主张“脱钩断链”，因为商人出身的他也非常务实，也注重美国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依存关系。他本人虽然反对“全球化”，但他的MAGA议程其实也离不开“全球化”，只不过要以对内限制移民和进口为前提、以对外加征关税为手段，迫使其他大国为MAGA议程买单，并且希望制造业大国出台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和资本政策，扩大美国的海外市场。尤其在维护美元霸权方面，特朗普也希望塑造一个资本“不受约束”的全球化经济环境。而且，特朗普幕僚团队甚至建议通过贬值美元来促进出口，并迫使贸易伙伴让本国货币升值，否则将征收新关税。如此极端的举措也离不开国际市场。
但是，特朗普和拜登相继执政和特朗普再次执政下的美国，必然会继续采取单边主义、自私自利的政策措施，并且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无视国际道义和国际合作。这也会给气变、全球卫生级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全球治理带来障碍。
虽然世界“全球化”的大方向不变，但特朗普强势回归，将进一步阻碍全球贸易、供应链、资本流通和人员流动，延长当前的“逆全球化”周期。全球其他的主要经济体也有可能进一步采取“反全球化”举措。比如，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期间发动贸易战，印度也曾效仿，通过对外加征关税的方式保护国内农民和数字企业。这就要看其他经济体如何合作缓冲这一“逆全球化”潮流带来的冲击。比如，欧盟以及印太日韩等盟友也对特朗普执政的危害有清晰的认识，也会想办法另辟蹊径，包括缓解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强化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共同应对特朗普执政团队的单边贸易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