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后进入大学的那批人，着实感受到了学历贬值的大趋势。

虽然工作不再包分配，虽然收入的稳定程度有所下降，但在世界工厂的加持之下，从陈旧的教学体系下，摇身一变成了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企业的工程师。

基础教育的普及、数量庞大的理工科学生，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以及超然其他国家的平均智力水平，加上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人上人理念，这让很多人取得了自己眼中的巨大成功。

这部分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人，按照西方的叫法，被国内的学者称作“中产阶段”。

但在国内，关于哪些人属于中产阶段，从来没有确定的答案。

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互联网大厂里996工作，两年买车、五年买房、十年住进ICU病房的年薪百万码农吗？

是生活在中小城市、家里有可以接到工程、周末可以坐着高铁去省城购买的太太们吗？

按照西方的标准，后者才算是真正的中产阶段。

但显然，互联网时代，后者不敢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强大的家庭背景，前者不过是通往罗马大道上的骡马。

所以，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者。

前者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财富地位，后者则通过更隐晦的方式实现（具体参照转移支付在发达和落后地区的分布比例）。

一个住进ICU的成功者，宛如小品所言：人生最大的烦恼，钱还在，人没了。或许能说是成功者，但绝不能说是知识改变命运。

事实上，来自宏观统计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多年，我们的收入阶段，基本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十一年间，收入最低的20%家庭拥有的财富总量，和收入最高的20%家庭拥有的财富总量，基本没有变化。

不仅如此，中间偏下的20%家庭（对应2023年9.9%）和中间20%、中间偏上20%家庭，其拥有的财富总量，在十多年间，基本没有变化。

数据显示，并没有哪一个群体，实现了大范围的阶层跨越，大家都处在自己稳定的圈子里。

这是从相对的角度看待的成功。即随着大学扩招，哪怕有更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所处的阶层没就，这说明知识并没有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但为什么要把改变命运与WTO联系起来呢？

因为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我们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有着质的飞跃。

如果没有融入世界的机会，女性更多时候仍然在用生育换取生存，陪伴着丈夫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作。

但如今的女性，更多时候是坐在恒温恒湿的办公室环境中，双手不沾泥，与前者有天壤之别。

或许，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知识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