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1964年，毛主席惊觉刘少奇主持的会已散，厉声道：回来，继续开会》一文，文中讲到：刘少奇在1964年12月18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会议的议程主要是围绕刘少奇负责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展开的，会议开到了28日，结束了。

毛主席没有收到会议结束的通知，非常不高兴，让陶铸和汪东兴重新集结与会人员，要求继续开会。

毛主席的反应，让陶铸大为不安，他私下里和安子文等人交换了意见，决定分头去请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各大开国元勋出面，希冀他们能从中调解。

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人的共同看法是：刘少奇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欠妥。

因此，他们都直接去找刘少奇，或通过他们递话给刘少奇，要他好好反思事情的经过，务必顾全大局，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谦虚、谨慎，充分尊重毛主席。

陶铸和安子文等人也集中到了刘少奇的住处，帮他找原因，出点子，积极做善后工作，弥补之前的不良影响。

老覃也发布了《1965年，毛主席受邀拍电影，被告知：你演你自己，想到啥就说啥》一文，文中提到了当年写出了《西行漫记》的美国友人斯诺，在1964年10月8日重回到了中国，在中国各地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参观访问，于1月8日回到了北京，并在1月9日晚上和毛主席进行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长谈。

谈话中，也向毛主席问起了对刘少奇的看法。

事后，斯诺在他的文章里这样评价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这次冲突，原文是这样写道：

“（这）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他们）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

也就是说，两个伟人之间并无私怨，都是一心为国，只不过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方法和目标不同。

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本人也是清楚的。

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他还是遵照朱德、贺龙等人的嘱咐，郑重地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我们要充分尊重毛主席。

参加了这次党内生活会的人员有：周恩来、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彭真、李井泉、王任重等17人。

刘少奇在会议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其实，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的第四天，即1964年12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了。

到了1965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重新召开，而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经到了选举国家领导人环节。

尽管刘少奇在人大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却来不及高兴，等会议一结束，马上神色凝重地赶往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现场。

毛主席看见刘少奇来了，就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提出的“打歼灭战”的提法。

他以河北省新城县为例，说：“这样一个小县，全县就28万人口，我们集中了15000人下去搞，光知道学习文件，不进村，学了40天，搞几个月还搞不开。”

说到了这里，毛主席把脸偏向刘少奇，说：

“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呢？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要我说，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搞法要改，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

大家听了，都纷纷表示同意。

邓小平更是直接站了起来说：

“方法问题至关重要，我完全赞成主席的意见。”

这样，在毛主席的主持下，会议开到了1月14日，原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最后被修改成了《二十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