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黄维在上海锦江饭店和女儿黄慧南见了一面。
这次会面挺特别的，因为黄维当时刚跟着“战犯参观团”去了杭州和上海，回来后才约的女儿。席间他问了一句：“你去过杭州没有？”
那时候的黄维，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国民党将领了，经过十几年改造，他的心态变了不少。这次见面，既是父女俩多年没见的破冰，也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小缩影。
从黄埔军校到淮海战役黄维，1904年2月28日生在江西贵溪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条件一般，算不上大富大贵。
1924年，他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这可是个大起点，黄埔出来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骨干。黄维也不例外，他军事能力挺强，毕业没几年就崭露头角。
1927年，他升到第9军团团长，1928年又调到第11师当团长，碰上了赏识他的师长陈诚。陈诚觉得这小伙子靠谱，就把他推荐给了蒋介石。从那以后，黄维算是进了蒋介石的视线，仕途一路顺风顺水。
黄维这人打仗确实有两下子，忠诚也够，围剿红军、抗日战争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尤其抗日战争期间，他带兵打得还算硬气，立了不少功。
可惜到了1948年，淮海战役成了他军事生涯的滑铁卢。当时他指挥第12兵团，本来是想突围出去，结果在双堆集被围得死死的，最后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俘了。那一刻，他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变成了阶下囚，人生彻底翻了个篇。
被俘之后，黄维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改造生活。刚进去那会儿，他态度硬得很，根本不服气，也不觉得自己支持蒋介石有什么错。
他还瞧不上那些转变快的同伴，比如杜聿明，觉得他们没骨气。管理所让他学新思想，他不乐意，找了个借口说要研究永动机，拖着不想配合。那时候的他，心里估计还觉得自己是条汉子，不肯轻易低头。
改造岁月：从抗拒到动摇功德林的生活不轻松，黄维一开始就是硬扛。50年代，他慢慢接触到外面的消息，知道新中国在搞建设，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这让他有点动摇。到了1963年，他参加一些讨论会，虽然不怎么发言，但听着别人的话，偶尔点点头，说明他心里已经在琢磨了。
1965年之前，他跟着“战犯参观团”去了杭州、上海，看到城市的变化，心里冲击更大。杭州西湖边、上海的工厂，这些实打实的东西摆在眼前，跟他当年打仗时候看到的废墟完全不一样。他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坚持的东西是不是真有道理。
改造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黄维这人挺倔，得慢慢磨。60年代初，他开始反思国民党为什么输了。他看了不少报纸、材料，知道国民党政策有问题，跟老百姓脱节太远，这跟他早年的信念撞得挺厉害。
他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想搞明白新中国为什么能搞得起来。每天生活挺规律，早晨起来收拾床铺，散散步，下午看看材料，晚上跟人下下棋，日子过得单调但也有条理。
和女儿的疏远1948年，黄维被俘的时候，女儿黄慧南刚出生三个月。因为他被抓了，孩子压根没见过他。黄慧南是她妈蔡若曙和姨夫黄崇武带大的，日子过得还算平稳。
她在上海北郊中学读书，成绩不错，生活也挺普通。蔡若曙偶尔从北京来看她，姨夫平时带她去公园转转，但家里基本不提黄维这个人。黄维在功德林写了不少信想联系家人，可都没回音，父女俩的关系就这么疏远了。
黄维61岁那年，也就是1965年，头发已经白了，人也瘦了不少。改造生活把他折腾得够呛，但眼神里多了点别的东西，不像以前那么冷硬了。他估计也挺想女儿的，毕竟十几年没见，谁不想知道自己孩子过得咋样。
可黄慧南那边，对这个“父亲”没啥感情，甚至有点排斥。她知道父亲是国民党将领，但具体啥情况，她也不清楚，家里也没人多说。
锦江饭店的会面：一次迟来的相聚1965年4月，黄维在上海锦江饭店见到了黄慧南。这次会面是黄维主动约的，他刚从杭州、上海参观回来，心态有点不一样了。
黄慧南那会儿在北郊中学读高二，平时就是上课、写作业的普通学生。学校教导主任突然找她说父亲来了，她第一反应是不想去，觉得这个爹跟自己没啥关系。后来在姨夫劝说下，她才勉强同意。
见面那天，黄维住在锦江饭店，穿得挺朴素，桌上放着茶壶和点心。黄慧南去了之后，两人聊得不多，但黄维问了不少问题，比如她在哪儿上学、读几年级、生活怎么样、以后想干啥。
黄慧南回答得挺简单，说自己在北郊中学读高二，想学医。黄维听了挺满意，觉得学医好，能帮人。
他随口问了一句：“你去过杭州没有？”黄慧南说没去过，他就说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风景挺好。这句话听着像普通家长关心孩子，但对黄维来说，他刚从杭州回来，看到的变化让他感慨，也想通过这话跟女儿拉近点距离。
这次会面大概一个小时，黄维没多留她，送到门口就让她回去了。黄慧南走后，心里估计也有点波澜。她后来跟同学聊起这事儿，说父亲其实没她想的那么可怕。这次见面虽然短，但对她来说是个转折，多少改变了她对黄维的看法。
黄维后来的日子：思想转变黄维从杭州、上海回来，看到新中国的建设成果，跟自己过去打仗时候的印象差太远。会面之后，黄维的思想转变加快了。他回去继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得挺认真，还会做笔记。
他把杭州的照片贴在墙上，时不时看看，像是在跟过去的自己较劲。1968年，他还试着研究永动机，想证明点啥，但没搞成，人也挺失落。
1975年特赦之后，黄维没闲着。他加入了全国政协，1983年还当上了常委，挺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他写了回忆录，反思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觉得自己有责任。
他还经常讲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觉得这事儿真挺了不起。晚年身体不太好，但精神头还行，常跟人聊聊过去的事儿。
黄慧南这边，会面后对父亲的态度也缓和了。她继续学医，70年代跟黄维联系多了起来，偶尔写写信。80年代，她常去看他，这对父女，从锦江饭店那次见面开始，算是走出了过去的隔阂。
1989年3月20日，黄维去世，享年85岁。黄慧南接到消息的时候挺震惊，后来在告别仪式上，她说了一句：“他后来是个爱国者。”这话挺中肯，没夸大也没贬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