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副西方人的面孔，尽管戴着哈佛教授的“名校光环”，这些天，宋怡明走在永泰乡村，竟没有一丝违和感。也许，是因为他一身简单轻便的装束；也许，是因为他一口福州腔调的中文。

作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原主任、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宋怡明这些年的关注点频频投向位于福州一隅的永泰山区。数年时间，这位加拿大学者关心平头百姓的家长里短，探寻普通家族的荣辱兴衰，带着学生来做调查，甚至放出话“要把下半辈子贡献给永泰民间文书研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什么？哪些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让我们跟随宋怡明的研究路径，一起走进哈佛教授的永泰“三课”。

第一课：

学习永泰 认识中国

在永泰的第一课，我们或可将宋怡明的身份定义为“学生”。他以永泰为原点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为持续进行的课题研究找到了方向。

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多年，宋怡明仍记得三位老师对他的指导：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带他推开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科大卫教导他，若想研究中国历史，就应该到中国去；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郑振满指引他，若想理解中国社会，就应该到农村去。

数十年研究中国农村，他发现了什么？从他与永泰的故事中，或可窥见端倪。

麟阳鄢氏，这个来自永泰的普通家族，在中华民族的浩瀚历史中微不足道，却被宋怡明写入了他的研究。

“故事以飞来横祸降临兴旺之家开篇，这只是噩梦的开始，祸殃接踵而至，鄢家几乎倾覆。几名幸存族人卧薪尝胆，最终克服种种困难，东山再起……”这是宋怡明所著《被统治的艺术》第三部分“在军屯”的开篇故事，也是他投身永泰民间文书研究的原点。“我在南开大学找到这本族谱，深受触动，族谱故事丰富，对我来说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后来，得知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正在进行永泰民间文书研究，他毫不犹豫，马上加入。

他还记得，2017年第一次来到永泰，只跑了几个村，这里的民间文书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保存状况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宝库。”

“宝库”有什么作用？“可以回溯一个家族的变迁。”

在嵩口镇漈头村，宋怡明与学生发现，相当一部分民间文书都提到了吴姓人，可通过走访，他们得知村里并没有吴姓人居住。吴姓家族的人去哪儿了？

整理研读文书，加以分析佐证，吴氏家族长达200多年的故事浮出水面：佃农欠租，变卖家产，离乡背井……一份份契约文书串联起这个家族的历史，宋怡明觉得和他们建立起了情感连接。“历史不应该只由成功者来书写，吴姓家族的人，都是普通人，没有当官、没有名气、没有后代，通过民间文书来为他们重建族谱的过程十分困难，但是我们一直都希望能让这些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中国。”宋怡明说。

不仅如此，永泰民间文书还成为了反驳学术界主流观点的依据。20年来，社科著作《大分流》引起热烈讨论，该书回应了经济史研究中最为经典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西欧是世界上最先转型至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地区，而曾经与它相似的中国却在19世纪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有学者认为，是经济制度的原因，西方所有权明确，而中国人没有正确的产权意识，这点就和我们在永泰研究所发现的相悖。永泰的民间文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契约，我们发现，即使是最贫穷、不识字的村民都有了非常强烈的产权意识，我们通过这个事实就能反驳一些学者的观点。”宋怡明说。

第二课：

回到哈佛 介绍永泰

宋怡明的永泰第二课开在了哈佛。这堂课里，他成为一名传播者，让更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学子走进永泰故事。

2018年，宋怡明在哈佛开设了中国民间文献阅读的相关课程，许多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带着好奇走进教室：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外国教授来教我们阅读自己的文化？可当宋怡明拿出永泰文书的扫描文本时，学生们震惊了——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读不懂了。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地契都要注明面积对吧？我就拿着永泰的地契问学生，这块土地大不大。他们都一头雾水，回答我：没有写呀。其实，这是永泰人特殊的计量单位，说土地面积，用的不是亩，也不是米，而是斤。”更令宋怡明惊喜的是，这个习惯延续至今，这次来永泰田野考察，村民们闲聊时依旧用斤来计量土地的面积。这一习惯主要是因为永泰多为山区，用常见的面积计量单位来计算山地的土地面积不太合理，因此永泰的居民转而采用对他们而言更好用且更有意义的计量方法——斤。通过描述一块地能播多少斤的种子，农民得以预估秋天从这块土地上能有多少收获，也就对土地的面积有了大致的估计。

“原来还有这样的讲究！”学生们都大感意外。在哈佛，旁听这门课的人比选修的人还要多，郎超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一个地道的西安姑娘，在宋怡明的影响下，也开始研究永泰民间文书。“我每年至少要来两三次，每次都有同样的感觉，这些民间文书就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历史的大门，让我们能够窥探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郎超说。

研究永泰民间文书的经历，也让郎超有了一次观照自身的机会。作为满族人，她的父辈从山东到河南再到陕西，一路迁徙，这让她对祖厝、祭祖、宗族家庭等一系列概念都十分陌生。“我们很难回答自己从哪儿来、为什么留在这里这样的问题。对于别人一生追寻的事，永泰人生下来就已经有了答案。”

除了宋怡明师徒，近年来，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批专家学者也相继投入到永泰民间文书的研究中。即便是过去四年无法实地调研，宋怡明也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的师生们保持紧密互动，每周进行线上文献阅读与分析。

“毫不夸张地说，阅读永泰民间文书，可以写无数篇论文，这次来的好几个学生，博士论文都写的是永泰。”宋怡明认为，依托永泰文书，探索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让大家可以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去书写一个不同版本的历史。

第三课：

再入永泰 田野教学

第三课，宋怡明把课堂搬到了永泰的田间地头。作为一名回归的研究者，他以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教材”进一步研究民间文书，以期和更多学者、学生们一起挖掘更多永泰故事。

时隔四年再入永泰，宋怡明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参加了厦门大学民间文献与区域史研究暑期学校活动，为同学们的论文撰写提供建议指导。

8月30日，丹云乡赤岸村乡村会客厅内，一场研讨正在进行。台上，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周煜翔刚刚结束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汇报；台下，宋怡明摘下眼镜，马上提出看法。“刚刚你有一个猜测，清代的屯田管理和明代的屯田管理是有所区别的，这确实是一个基本演变，因为在清代，屯田成为纳税的一个类别，而在明代还涉及政治身份和特权的问题……”听着宋怡明的建议，周煜翔认真地记录下来。“我博士论文做的是关于明代军屯制度的研究，与宋教授之前的研究关联密切，所以我们在调研过程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以永泰乡村为课堂，连着3天，宋怡明和调研团队一同走访了梧桐镇、白云乡、丹云乡3个乡镇的6个村庄，细细查看当地村民提供的契约、族谱以及寺庙碑文等。

为什么要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研究民间文书，就要把它们放到当地的背景中去理解。”宋怡明说，永泰民间文书的学术价值之一，就是它保持原生态，具有归户性。文书大多在老百姓手中，通过还原其历史背景、了解前因后果，才更有研究价值。

通过田野调查，专家学者不仅收获了大量研究素材，还与当地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卓竞对此感触很深。2017年起，他就在郑振满的指导下进行永泰民间文书的研究工作。“不要抱着找资料做访谈的目的和村民相处，先要以交心、交朋友为主。”

盖洋乡珠峰村是卓竞负责调研的第一个村，他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积累了信任，结下了友谊，村主任、家族长、文化站站长、民宿老板等都给了他莫大帮助。60岁的村民简绵中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卓竞。听说这次专家团队要来永泰调研，他还特地将家中收集的契约送到学者们下榻的酒店，供他们进行扫描和研读。

截至目前，厦门大学历史系在永泰县村保办等单位的协助下，已扫描收录各类契约文书5万余件，但对于全县民间文书整理工作而言，这才不过十分之一。从郑振满到宋怡明，再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他们还将在永泰书写更多的故事，也会将“永泰故事”传递到更广阔的远方。

宋怡明表示，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正是通过郑老师的介绍和引导，他才得以接触到丰富的永泰民间文献、走进永泰社会。“我常说永泰的工作是我下半辈子的工作，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宋怡明说，这学期，他打算在中国停留更久，进行更深入的调研学习。

记者手记

“小人物”也能注解大历史

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小人物”无碑无传，但他们存在过，留下的痕迹亦能为朝代的更迭、民族的变迁写下注解。宋怡明等专家学者研究永泰民间文书，正是通过“小人物”的人生碎片拼凑出众生相、大历史，以此建构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中国。

几百年前的悲欢离合尚且这般动人，当下发生的酸甜苦辣应当更能引发共鸣。和永泰鄢氏、吴氏等一样，即使是“小人物”，你我的故事也是这个时代的注解。作为记者，我们倾听普通人的声音，记录普通人的故事，不只是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感染、鼓励更多的同伴，更是相信在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后的未来，这些故事仍然值得翻阅，有人与之共鸣。

对话学者

把永泰民间文献研究方法

拓展到更多中国乡土

采访中，宋怡明坦言，对研究永泰民间文书的“野心”很大。他认为，永泰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民间文书的基地，还可以作为一个探索民间文献研究方法的“实验室”。

问：契约文书大同小异，您是怎么从中捕捉到有效信息的？

答：读契约文书其实是一个极其枯燥的过程，读懂它们需要一些经验积累。当前，我们也在探索，希望未来能借助大数据等技术，用数字化的方法提高我们的研究效率。

问：从永泰的经验来看，在做好民间文书的研究工作中，地方政府可以做什么？

答：永泰民间文书的学术价值之一在于其保持原生态，有归户性，这为我们做研究提供了很大可能。如果我是在北京的潘家园淘到一张契约，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用，只有在老百姓的手里，我才可以让它回归原来的历史背景，挖掘其研究价值，所以地方政府和民间文书拥有者的支持是极为关键的。在这方面，我真的觉得永泰的做法可以是一个模板。首先，地方政府要留意这个事情，不要认为只有振兴旅游业才有价值，还是要留一些空间给我们学者去做。其次是要有信心，尊重学术自由。

问：永泰民间文书是否具有典型的价值？

答：其实每个地方都有特点，我不能说永泰的民间文书能代表全中国，但是我觉得民间文书的研究方法是有共通性的。让我最满意的是，我的两个学生，他们把我们在永泰做民间文书的研究思路、方法应用在了中国别的地方。我希望未来，如果要做中国民间文书研究，不论是去哪里做，必须得先了解永泰。

（记者 蒋雅琛 叶欣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