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五年，山西巡抚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章，奏章中记叙了一则令举国皆惊的大消息：封地在山西的庆城王朱钟镒的第九十四子呱呱坠地，再次打破了朱氏宗族的“生育纪录”。面对这份奏章中的内容，坐在龙椅上的朱祐樘哑然失笑。

可以说，对于庆成王朱钟镒，朱祐樘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朱祐樘有点奇怪，生了那么多子女，他能够记清儿女的模样和名字吗？

朱祐樘的这个问题，堪称明朝中叶的世纪思考，许多朱姓王爷都曾面临类似的问题。历代庆成王，似乎都继承了先辈们出色的生育能力。

就拿朱钟镒来说，不但他与妻妾生育了九十多个子女，他的长子也与妻妾生育了七十多个子女。朱钟镒的第九十四子出生时，他的孙辈的人数已超过一百六十人，曾孙辈业已突破五百人大关。也就是说，朱钟镒的直系子孙的数量，这一年就已超过七百五十人。朱钟镒的大小老婆，其子嗣的大小老婆，其孙辈的大小老婆，有名分的加在一起多达千人。

显然，庆成王本人根本无法认全四辈家庭人员，除非他用编号来统计子孙和他们的妻妾，即便如此朱钟镒能否记住他们的模样都要两说。记不住名字和模样事小，如何管理才是大问题。我们根本无法想像，朱钟镒是如何管理这特殊的“四世同堂”的家庭的。

就像朱祐樘所担心的那样，没过多久由“庆成王”留下的纪录便被另一位“庆成王”打破了，打破纪录的“庆成王”正是朱钟镒的后代。世袭了“庆成王”这一超生称号后，该庆成王不辱使命，生下百余名子女，光儿子的数量就突破了百人大关。

超生的庆成王府一度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每逢年节家宴，同胞兄弟之间相互寒暄，都需经“熟人”引荐，介绍姓名，否则彼此根本不知对方叫什么名字，辈分如何。

在礼教森严的古代，叫错了辈分可不是闹着玩的，丝毫含糊不得。史料中记载王府家宴的盛况，多是在描写宴会场面如何宏大，如何有排场，但在记叙庆成王府的家宴时，就出现了“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的尴尬场面。

庆成王府的超生情况持续到正德初年时，庆成王终于无法统计家庭成员的数量了，他非常焦躁地向朝廷递交奏章，请求朝廷协助查考：“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

然而，庆成王府的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这种情况在其它王府均有出现，皇帝对此已司空见惯。朱元璋一统江山后，将朱姓子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四十九个王爷就像是种子一样，在各地扎根，经过一两百年的生长后，各个家族开枝散叶，繁衍出数量惊人的朱姓子孙：

洪武年间，朱元璋只在山西分封了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继承了爵位的晋王子孙多达1851位，这还只是嫡出的子孙，庶出的子孙根本无法估量。洪武年间，周王被分封到河南，到了万历年间，继承了爵位的周王后代多达五千名。粗略计算下来，明朝时期每隔三十年，朱姓宗室的人口即增长一倍。

从人口增长率上来看，明朝宗室人口的增长率远超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九倍。

被收录到玉牒，也就是明朝皇家档案中的宗室子弟，洪武年间共有五十八人，到了永乐时期增长至一百二十人，到了嘉靖时期增长至一万九千人，到了万历时期突破了八万人。要知道，这还只是被收录到玉牒上的皇室成员，不包括那些未被收录的底层皇族。据不完全统计，明朝末年，朱元璋的直系子孙已突破百万大关。

明朝皇族宗室的人口爆炸有多可怕？

我们不妨拿清朝爱新觉罗宗室的人口增长做对比。严格来说，爱新觉罗氏的起源并非努尔哈赤，而是他的父亲塔克世。从源头上来看，清朝皇族宗室成员数量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比明朝朱元璋时期多了几倍。

我们知道，两个朝代的立国时间大体相当。那么，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有多少呢？两万九千名，足比明朝朱氏子弟少了三十倍。实际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速膨胀，不但在我国封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连世界人口史中这种情况都是极为罕见的。

到了明朝中后期，各地方官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无法供养那些居住在此的朱氏皇族。

为什么明朝时期的皇族如此崇尚超生呢？

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驱动所致。

朱元璋的铁腕使他的历史形象颇为恐怖，他的行事作风狠辣无情，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大臣不留情面，唯独在自己的子孙面前，朱元璋的表现呈现出巨大的反差。为了让朱姓子孙活得更好，朱元璋费尽心机。

建国未久，还没来得及论功行赏，朱元璋便将自己的儿子们分封出去，连他年仅一岁的小儿子都不例外。为了让自己的子孙高人一等，朱元璋规定朱氏子孙不受普通例律的约束，地方官府亦无权管制皇族。亲王的宅邸、衣着和车马，只比皇帝低一等，不论官爵，只要不姓朱，遇到朱姓王就必须行跪拜礼。

我们知道，朱元璋给“员工”开出的工资创了封建史新低，但他给朱氏子孙们制定的优待政策却极为可观。一名亲王，一年可以领到一万石俸禄，比宰相高七倍，这还不包括土地收入和其他封赏。为了让皇族子孙过上优越的物质生活，朱元璋规定皇族可以不用从事任何生产工作，只要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朱氏子孙，即可享受国家的优待：

超过十岁，每年都能领到一笔固定的俸禄，婚丧嫁娶均由朝廷操办。

这难怪明朝人会做出这样的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优待政策，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朱元璋幻想着，朱家子孙能够世代掌控兵权，让江山社稷永不改姓。结果，自永乐朝开始，藩王造反的情况层出不穷，历代朱姓皇帝不得不想尽办法弥补这一漏洞。朱皇帝们在保证自己过着荒淫奢侈生活的基础上，极力强化集权统治，限制藩王手中的实权。

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限制被强化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为了防止藩王们合起伙来造反，皇帝制定相关政策，局限了藩王的活动范围。藩王平时不得无故离开王府，想要出王府散散步，那得派人千里跋涉来到京城向皇帝本人递交申请书。如果皇帝不批准藩王的行程，藩王连踏出家门一步的权力都没有。到了后来，国家陷入内忧外患，形势愈发紧张。

最终，为了防止藩王作乱，朱皇帝不得不拿出“杀手锏”：“二王不相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藩王们终生不得碰面，以防止他们暗中勾结笼络，篡夺皇权。

在这种禁令中，各地的藩王几乎失去了外出的机会，成了被软禁在王府中的囚犯。藩王的生活被禁锢在一亩三分地里，无法外出，那么，该怎么排遣寂寞呢？

无非是找女人生孩子，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藩王家族的人口增长率。

除此之外，由于藩王养尊处优，无法从事生产劳动，且没机会从事生产劳动，所以他们想要增加收入，只能通过一种方式，那就是钻朱元璋优待政策的空子，多生孩子领取国家补贴。多生一个孩子，国家给出的补贴便多了一份。

前文我们提到，只要子嗣的年龄超过十岁，就能每年从国家领取俸禄。在当时，若生下一个世袭的镇国将军，每年就能领到千石俸禄。以此推算，像庆成王那样生下一百个儿子的亲王，每年能多领到十万石俸禄，相当于当朝宰相七十年的工资。生孩子的利润如此优厚，于是藩王们便广纳妻妾，靠超生赚得金山银山。

正所谓“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有了老祖宗的制度作为保障，明朝中叶开始，朱皇族们就像比赛一样争着抢着生孩子。全国各地的王爷，拼了命地将自己的种子播撒在女人堆里，娶妻纳妾尚嫌不够，有时还要派恶仆强抢民女。根据野史的记载，当时有不少皇族子弟将老婆们的生理期排成时间表，严格按照生理期依次临幸，以期增加“命中率”。在这场紧锣密鼓的“生育比赛”中，各王府的家庭成员数量不断突破新高。

倘若朱元璋泉下有知，面对这种朱氏大树开枝散叶的情况，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不论如何，这些都是朱元璋自己酿下的苦果，一切因为皇族超生引发的社会矛盾，均在明末爆发，成了颠覆明统的重要因素。

参考资料：

【《明史》、《大明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