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父子在成都凤凰机场乘坐专机起飞，准备飞到台湾。

蒋介石座机飞行员衣复恩晚年在《我的回忆》中，曾详细的记录了飞机起飞之后的情形，并说飞机在途经广州机场时，蒋介石曾注意到下面遍布解放军旗帜，他在惊慌失措之余，赶紧命令衣复恩加速飞过，以避免被解放军炮击。

不过，令衣复恩疑惑的事，蒋介石专机飞临广州机场，按说早就应该被机场的解放军察觉，但从始至终，他们也没遇到任何炮击，而是从从容容的飞走了。

蒋介石还在庆幸自己安全出逃，却并没有想到，当时我军是有意放走他。

这一切都还要从《洪学智回忆录》说起。

有关蒋介石是何日何时从成都乘坐专机逃台的，一直以来也有不同说法。

盖因当时解放军已经逼近成都，形势对蒋已经不容乐观，除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以及郭汝瑰起义外，城内还有潜伏的地下党，准备给蒋致命一击。

蒋介石为了能顺利逃出成都，也放了不少烟幕弹出来。

一直到抵达台湾以后，蒋介石父子仍然惊魂未定，这一点从他们父子两人的日记中就能看出来。也因为情绪上不稳定，蒋氏父子在记录何时从成都机场起飞逃台的日期以及时间也都不一样。

当然，对于蒋氏父子日记中有关时间的措辞理解也不尽相同，造成了蒋介石离开成都的日期也不一样。

事实上，唯一能作准的反而就剩下了一个，即《洪学智回忆录》。

根据洪学智的回忆，在1949年12月10日，驻广州机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曾明确接到了电文，这是一个询问电，是成都机场询问广州白云机场当地天气情况的。

当时，广州白云机场尚有一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当局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的口中就能得知：

“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从这个情况不难看出，蒋介石从成都离开，是在凤凰山机场乘坐专机，而且是在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

蒋经国的日记中也记录了这一点，称他们是在12月10日中午吃了饭以后，才在下午2时乘坐专机起飞的，蒋介石日记虽然是迟了六天（即12月16日记录）才写的，但也清楚的记了他们是在下午2时起飞的。

只是父子俩把到台湾的时间搞错了。

大概率上是因为精神太过紧张，蒋介石当天直至半夜时分才入眠。

不过，蒋介石倒是没有记录在途经广州机场时，曾透过舷窗看到下面打满了解放军的旗帜，但作为他的飞行员，衣复恩却是能清楚无误的记得当时的场景。

只是对于解放军为何不开火，衣复恩也不明所以。

1949年12月10日下午，广州白云机场在截获蒋介石飞机即将飞临广州上空时，立即就把消息报告给了时任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

洪学智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天赐良机。

如果此次能够把蒋介石这个头号战犯截住（1948年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蒋介石位列第一），那也就意味着解放战争完全胜利。

身经百战的洪学智立刻召集部署了作战部队，并迅速研究出了两套可行的方案：

一、派出战斗机升空作战，迫降蒋介石的飞机；

那时我军空军虽然已经建立，但是还没有形成战斗力，洪学智所说的是当时在广州机场的原国民党军飞机，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广州机场有一个国民党军飞行员（应该是起义了），是飞行员中有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空军中的‘四大金刚’，飞行技术很不错，在听闻要执行的任务后，不仅同意，还积极要求参加此次任务，以求为人民立功。

二、在韶关、广州、肇庆、东莞、珠海等途径线路架设高射机关炮，组建高密度的防空火力网，在拦截不成功的情况下，击落蒋介石的座机。

与此同时，广州白云机场为了能让蒋介石座机照前例向成都发去了密电，表示机场一切正常。

在指定好一切计划后，洪学智便把情况报告给了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叶剑英虽然同意了洪学智的部署，但就是不是要击落蒋介石这一问题，却坚持要请示中央后再做决定。

“作战方案暂时定下，如何打以及打不打的问题事关重大，需要请示中央，让中央做决断。”

不少文章中都提到，洪学智在了解叶剑英态度后，采取了加急密电向中央报告了情况。可根据实际查阅资料，未发现洪学智向中央请示的电文。

事实上，也不光是我们，许多专家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都曾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中，试图寻找到这份请示电，但无论如何去找，始终也没有。

根据专家学者分析，之所以找不到洪学智12月10日的请示电，有很大概率表明，这份请示电根本就没有，因为电文往来耗时颇长，时间上肯定是来不及，毕竟1949年12月，正是中央工作最忙碌的时候。

洪学智后来也称，自己曾打电话向北京请示。

应该指出的是，洪学智给北京打电话，接电话的应该不是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而是下面的工作人员。

从时间上不难看出，当时毛主席已经准备访苏事宜（12月16日），更何况那时才刚建国，整个工作千头万绪，即便是工作人员把洪学智报告的情况转给了中央，中央一时之间也难以做出决断。

这也让在广州的洪学智异常焦虑。

当时，从成都、重庆不断地发来电文，称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将经过广州。白云机场也不断地打来电话，询问洪学智何时开始行动。

洪学智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焦虑万分，于是他下了个决定，想要来个先斩后奏。

洪学智不顾一切的冲到了叶剑英办公室，叶剑英看见了他忙问：

“北京有回应了吗？”

“就是没有啊！”洪学智摇了摇头，一再请求：“再不下决断，蒋介石就跑了！”

叶剑英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耐着性子劝洪学智再等等：“中央没有下指令，我们不能随意行动，不能打！”

“我们干脆先斩后奏。”

洪学智冲到了叶剑英面前：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万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

不过，无论洪学智如何说，叶剑英始终不同意：

“无论可惜不可惜，没有中央指示就不能打。”

叶剑英站起来，拍了拍洪学智的肩膀，安慰他：

“我知道你很想抓住蒋介石，我也知道机会来之不易，但是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党，先斩后奏并不是在这种大决断下的作风，我想党中央是有自己考量的。”

洪学智一再表示，我们只是把蒋介石座机逼得迫降，不伤害他，但叶剑英始终不同意：

“这个不能干。”

尽管洪学智此时仍然想不顾一切行动，但他参加革命多年，深知组织纪律性，没有得到上级指示，就算天塌了也不能动。

洪学智耐着性子给白云机场打去电话：

“不打，不升空。在机场多悬挂几面五星红旗，让蒋介石知道广州已经被解放了，让他知道这次是人民饶过了他这个历史罪人。”

也许是对当时情形记忆深刻，衣复恩后来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广州机场遍布我军旗帜，蒋介石看到这一幕，惊慌之余赶紧命令他加速离开。

直至降落台北后，蒋介石仍然惊魂未定，他后来对宋美龄说：

“我差点无法返回，是共产党放我生路。”

尽管当时未得到中央指示放走蒋介石，但从后来局势发展来看，这件事算是作对了。

1950年以后，虽然我军做好了解放台湾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直接影响了我军解放台湾的步伐。

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虽然在各方面仰仗美国人，但对他对美国人这套说辞却很不以为然，因此授意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声明一方面接受美国人的台湾防务计划，但另外一方面却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自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

毛主席后来看到这份声明后还表示：

“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他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美国人后来多次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想借此机会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但蒋介石始终不同意，也因为蒋介石不听话，美国人推动台举行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企图拉蒋介石下马。

也因为对美国人的阴谋了如指掌，毛主席后来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表示：

“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10年、20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