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那场私募基金的解散会议上，气氛凝重得仿佛能凝结成冰。投资方一个个面露不满，他们认为丁元英无故终止合作，这背后显然存有不道德的商业动机。于是，一场举手表决就此展开，每个人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丁元英进行谴责。
而郑建时，作为担保方，更是丁元英的好友，竟然出乎意料地举起了手。这一举动，无疑让在场的人都为之震惊。从道义上来讲，他的行为简直是对友谊的背叛，不够朋友到了极点。丁元英的至交韩楚风，事后也表示，他万万没想到郑建时会这么做。
在柏林私募基金解散会议上，郑建时的行为引发了众人的热议。作为担保方和丁元英的好友，他竟然举手支持对丁元英的谴责。尽管从规矩上看，他的做法无可厚非，毕竟他是个修行之人，懂得按规矩办事。
然而，这种不分亲疏的态度，恰恰暴露了他修行的浅薄。他的眼光如同他的修行一般，只停留在表面，误以为丁元英退出私募基金是出于私利的追求。
丁元英对此只是淡然一笑，他调侃道：“建时凭心凭理超度亲疏，不失佛门正本。但他的佛根里只有熔点没有正智，所以他看我是一个元宝不失德行，一坛元宝图财害命。”
最后，丁元英还不忘补充一句：“他那个佛，是修来世正果的佛，他还得到佛祖那儿多咨询咨询。”这话意味深长，暗指郑建时的修行不过是追求来生的福报，对于修行的真正意义和本心，他恐怕还未领悟。
从这起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丁元英的非凡气度与深刻洞察。他之所以对郑建时的“背叛”毫不在意，源于他能够以一种超脱的姿态客观看待事情，从而深刻尊重并理解他人的立场与选择。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立场、思维认知与价值观，这些差异导致我们在同一件事上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与反应。
郑建时虽为丁元英的朋友，但更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主的思想与生活。强求朋友遵循自己的意愿，实则是道德绑架。
私募基金作为商业活动，盈利是其核心目的。在商言商，这本就是理所当然。丁元英的理解与包容，正是对人性与商业规则的深刻洞察。
何况，郑建时当初能为丁元英提供担保，这本身就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支持，不仅为丁元英解决了实际问题，更在无形中为他带来了诸多利益。如果因为这次的选择就全盘否定朋友的付出与真心，那显然是自己心胸过于狭隘的表现。
真正聪明的人，懂得摆正自己的心态，不会让个人的道德准则和主观好恶左右自己的行为。丁元英正是这样，他没有因为郑建时的举动与自己的观念和利益不符，就轻易否定郑建时的本性及对自己的友情。正因如此，两人的关系才能得以良好维持。
后来，当格律诗音箱急需欧洲总代理时，郑建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利用自己广泛的关系网，迅速帮助丁元英达成了目标。这种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的关系，正是建立在彼此间的理解和和谐基础之上。
林雨峰的确具备出色的问题分析能力，但可惜的是，他那不佳的心态却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关键时刻将他引向了死胡同。格律诗与乐圣之间的较量，纯粹是商业战场上的博弈，胜者为王败者寇，这本就是残酷的商业法则，双方各凭本事、各展所长。
况且，在这场竞争中，林雨峰对格律诗向来是手段凌厉，毫无怜悯之心。从格律诗计划购买乐圣套件的那一刻起，林雨峰就没打算与对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友好合作，反而精心布局，意图一举摧毁对方。当格律诗寻求和解时，林雨峰更是利用媒体大做文章，借机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同时给对手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
然而，当事实证明乐圣已处于败局时，林雨峰却展现出了他输不起的一面。他将商业竞争上升到个人恩怨的层面，以一种自视甚高的民族英雄姿态，对丁元英进行道德谴责，称其为不地道、伪君子。这种行为不仅显得狭隘，更是对商业精神的亵渎。
更为严重的是，林雨峰在明知丁元英的真实目的是与乐圣寻求合作，且这一举动根本不会动摇他作为公司大股东的地位和利益的前提下，他依然固执地选择不惜一切代价，誓要与丁元英展开一场鱼死网破的较量，仿佛只有通过自己的毁灭，才能对丁元英造成伤害。
丁元英在整个过程中，从未针对林雨峰个人，他所做的只是巧妙地利用了林雨峰的性格弱点，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在商场如战场的残酷环境中，这无疑是合理且常见的策略，怨不得别人。
然而，林雨峰却无法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他将商业竞争的成败直接等同于个人荣辱的得失，过分在意自己的面子，最终因为这种狭隘的心态，亲手断送了自己原本大好的前程。
“人一旦太重视面子，总有一天会弄丢里子，唯有放得下面子，才能留得住里子。”这句话犹如一记警钟，敲打着那些过分在乎外在形象而忽视内在实质的人。面子，不过是外在的虚荣与光环；里子，才是内心的坚韧与真实。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心态往往比能力更为重要。一个好的心态能让人在困境中看到希望，在挫折中汲取力量，在成功时不骄傲自满。相反，一个扭曲的心态只会让人在顺境中迷失自我，在逆境中一蹶不振。
林雨峰便是典型的例子，他过分看重面子，以至于在与丁元英的商业博弈中失去了理智，最终不仅丢了面子，更毁了里子。倘若他能放下面子，以平常心去面对竞争，或许结果会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