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会记下这个日子的。”

1950年的11月24日，两场大戏徐徐拉开帷幕。

一边是在朝鲜半岛。

身为“联合国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这一天巡视了第八集团军各部，并向时任24师师长的丘奇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人打了包票，圣诞节让他们回家过节！打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

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畅想一个月内结束战争，他一贯是这么高傲。只要等到明天，媒体便会将他的这番豪言壮语传遍大街小巷，那将会是何等的风头。

相比而言，此时的志愿军就要“低调”得很多。同样是这一天，西线13兵团在成功实现“诱敌深入”的战略计划后，于当天夜里发起全面反攻。而在东线，号称“美利坚之剑”的陆战一师正被一步步引诱至预设的伏击圈—长津湖，等在这里的是志愿军9兵团的10万大军。

另一边是在纽约。

当地时间凌晨6时13分，一架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纽约机场。这架飞机的到来，无疑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

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在联大的首次亮相，不是别人请去的，而是争来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的战火刚刚燃起，美军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仅仅3天之后，就宣布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第七舰队驶入海峡。

此举可谓心思甚众，第七舰队横插这一脚，不仅可以保住战略前沿，而且也做到了所谓的“牵制”，他们认为只把东南局势搅乱，我方就断然不敢冒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出兵北上援朝。

但很显然，他们低估了主席的决心。

主席对两步行动都做了针对性极强的回应：

第一：明确“三八线”是对于朝鲜战争的底线，一旦美军越过这条线，志愿军就将开赴朝鲜。

第二：致电联合国，控诉第七舰队的行为。

这两步棋，都是美方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只有“小米加步枪”的志愿军敢于向军事现代化的美军宣战？为什么当时只有18个邦交国的我们敢将状纸递到联合国？

在战场上夺得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丢掉，这次去联合国的意义，并不亚于再打一场抗美援朝，正如主席所说的那样：

“要派一名大使级的特别代表去，务必一鸣惊人，一炮打响，让他们知道我们不光在军事上不怕美国，在外交上同样是不好惹的。”

谁能担当此任？

主席想起了一个人：伍修权。

伍修权出身于湖北武昌，家族原本供职于清朝的湖广总督衙门，后因辛亥革命断了生计。家道中落的伍修权，甚至一度吃不上饭，只能跟着几个哥哥在长江边挖菜叶薯根充饥。因为革命，伍修权从一个富家公子几乎沦为乞丐，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少年时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17岁的伍修权乘着一艘煤船前往苏联。此时的他一无所有，路费是小学老师张朗轩四处借的，身上御寒的大衣是好友何立人送的。

在组织的安排下，伍修权先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步兵学校深造，成绩皆名列前茅，这也引起了苏联高层的注意。为了留下人才，苏联不仅把伍修权安排到待遇优厚的地方工作，还特意介绍了几位年轻的苏联姑娘给他，催促他赶紧结婚定居。

若继续留下来，财富红颜，甚至是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但伍修权却悄悄地返回了祖国。

回到苏区后，留过洋、上过军校的伍修权很快脱颖而出。

他先是在瑞金红军学校工作，编译战斗条令，撰写骑兵战术，起草政治训令，没有他不会的。后来又从闽粤赣军区司令部的参谋，一直做到红三军团的副参谋长，协同指挥了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系列战斗。

在新中国选派第一批将军大使时，主席第一个点了伍修权的名。在联合国第一仗“只能赢不能输”的绝境下，主席又点了伍修权。

伍修权、乔冠华、龚普生、安东、陈翘、浦山、周砚、孙彪、王乃静，9个人要对阵数十个国家，压力可想而知。

在当时的各大报刊上，都是《麦克阿瑟将军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圣诞节土兵可以回家》《胜利在望——圣诞节不远了吗？》等为题的报道。相比于享受乐观的敌人，伍修权却不敢有任何放松，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他曾说过这样一个细节：

“当时大家看到地毯上因静电擦起的火花，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什么特殊的特务装置。为了防止被窃听，大家不在房间里谈论工作，需要商量事情的时候，就到饭店旁边的一个公园里，边散步边商量。”

如此小心翼翼，可能在旁人看来有些滑稽。但对于伍修权来说，这却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敌人的潜伏和渗透无处不在，有时候只要一个疏忽，都将意味着满盘皆输。

11月28日，长津湖战役打响后的第一天，志愿军9兵团20军、27军突然发起进攻，毫无准备的美7师、陆战一师溃不成军，被分割包围成几个部分，一场决战拉开序幕。

而另一边，伍修权率领代表团正式出场。他嗓门高，劲头足，发言将近两个小时，讲稿共两万多字，言语犀利，毫不留情。

和伍修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下来出场的奥斯汀。这位联合国中的“老江湖”，习惯左右逢源，用一些荒唐的理由东扯西扯，从而达到为美军开脱的目的。

面对狡辩和矢口否认，伍修权再次拿起话筒，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质问道：

“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

“自朝鲜战争打响后的1950年8月到11月，美空军侵犯我们领空已达200次，共出动飞机1000架次以上，这是不是侵略？”

几个问题，掷地有声。一时间，整个联合国鸦雀无声。各国代表们震惊了，就连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也震惊了。自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甚至追溯到其前身“国际联盟”时期，这是第一次有人指着奥斯汀的鼻子谴责他们，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并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的。

会后的当夜，赖伊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伍修权，一名趾高气扬的强硬的人。”

显然第一场交锋下来，奥斯汀都被伍修权打成了“配角”，完全失去了对场面的控制，只能悻悻退场避战。

第二天第527次会议，讨论所谓志愿军进攻朝鲜。

为了表示对无理控诉的抗议，伍修权等人并未入座会议席，仅在一旁旁听。但一个人的突然出现和发言，却打乱了伍修权的全盘计划。

他就是蒋廷黻。

蒋廷黻是湖南邵阳人，出身商人世家，16岁赴美求学，28岁回国，先后在南开、清华等名校任教，主讲历史。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蒋廷黻在学界享受崇高的声望。

年轻时的蒋廷黻曾经是爱国的，这无可否认。他任教于南开期间，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议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会上，也曾告诫南开学生：

“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

这句话，可以体现蒋廷黻前半生的追求，却也可以反衬他后半生的狼狈。

1934年弃学从政后，蒋廷黻就变了一个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屡发表讨好上级，却全然不顾大局的言论，甚至成为“攘外必先安内”战略的忠实拥趸。

更为可笑的是，自诩清流的蒋廷黻，曾不顾自己已有婚姻在身，与清华后辈沈维泰的太太沈恩钦暗中私会，原因竟然两人因为都爱玩桥牌而情投意合。

为了休妻，蒋廷黻无所不用其极，最终逼得妻子唐玉瑞四处告状。在蒋廷黻担任驻联大代表期间，无论在哪里有公开活动，唐玉瑞都不请自到，手中举着一个牌子，控诉蒋廷黻的忘恩负义。

对于蒋廷黻的事迹，伍修权早有耳闻。但在这次的联大上，他万万没有想到蒋廷黻会主动走到台前，全程用英文为敌人辩护，甚至将引发战争的全部责任都推给自己的同胞。

一向沉稳的伍修权罕见的发了火，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人为了向他国献媚，居然会到这个地步。他坐回会议席，强烈要求发言，而对于蒋廷黻，伍修权更是毫不留情地直接斥责道：

“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最常使用的中国话，他都不愿使用。”

伍修权这段即席发言没有使用稿子，但他的话直击要害。按照联大规定，汉语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之一，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全程使用汉语发言，为了自己国家的立场而发言。而反观蒋廷黻，操这一口英语，为他国做辩护，全然不顾脸面。

伍修权发言期间，蒋廷黻侧坐着身子，用手撑着鼻子，刚好遮住了半边脸，眼睛不敢正视，只能低头看着桌子，像是在聆听，又像是发呆。

这一刻，蒋廷黻哑口无言，为了应对辩论，他准备了整整几页纸的素材，却唯独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的，蒋廷黻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用英语来应对外交场，这曾经是他最骄傲的能力，现在却让他无地自处。

更为难堪的要数奥斯汀，他原本认为搬出蒋廷黻，可以让自己从旁坐收渔利，却没想到伍修权一句话就噎住了蒋廷黻。

同时随着长津湖战役进入尾声，陆战一师大败而归，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仗打不赢，道理也讲不过的奥斯汀，只能操纵联大无限期休会。

两场战役，我们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