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到平民百姓家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备品。饮茶在古人的眼中不仅仅在于其味道甘甜，值得品味，还因为它在其方面诸如色、香、形，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因此，饮茶越来越讲究与之配套的茶具，伴之以优美的环境，从而在饮茶中享受的是整体的美感。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茶由最初的药用或食用发展为后来的一种文化。由“饮茶”逐渐过渡到了“品茶”的同时，相应地再到茶之为“品”的阶段，茶具也越发得到人们的重视。

早在南北朝时期，外族文化就已经随着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流入中国北方地区，但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乱，来自外族的这些异域文化没能和中原文化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缺乏和平的社会环境，而这一和平的社会环境恰恰是不同文化间融合的基础。

而隋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走向了统一。发展到唐朝时，其国力之强盛，版图之辽阔，使得当时的统治者对自己的国力、文化等更加自信，不会担心外来文化的传入会危及到本国的统治，因此在对待异族文化方面始终抱着一颗包容的心态。

此外，这种文化包容心态的另一个原因是隋唐统治者天生的异族血统据史学家考察研究，隋、唐皇室均有浓厚的异族血统。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拔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族纥豆氏。长孙皇后父母皆为鲜卑人，故唐高宗李治的汉族血统只占四分之一。

有人据此认为，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以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这种不同血统之间融合的背后实际上是文化之间的融合，它给长期以来在中原占统治地位的汉族文化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唐朝的统治者们也比较善于接受其它民族的文化，这就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政治和文化氛围。

唐朝胡汉文化的融合实际上是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鲜卑游牧文化和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的结合。这样一来，那过分儒雅而又有些孱弱的南朝文化和过分刚烈而又有些原始的北朝文化，便通过隋、唐的融合而扬弃了其各自的片面性，一种新的时代面貌出现了。

在这种新的时代面貌下，“万象更新”，文学艺术百花齐放，此一时期的美学风格可以用“磅礴大气”来概括。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妍，昌盛盈矣”（王芑孙，清，《读赋巵言》）。

从中可以看出唐代在艺术上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因为赋这种气势恢宏的文学体裁，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是很难兴盛的。此外除了“赋盛于唐”之外，由于唐朝统治者，尤其是盛唐以后，对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采取了不分先后、同时并举的政策。因此，在唐代出现了儒、道、释鼎足而立的多元文化背景。

于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就出现了体现“沉郁顿挫”忧患意识的儒家思想的代表诗人杜甫。在道教回归自然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审美文化并存的场面，如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山水诗人李白，以及体现佛教超凡脱俗境界的田园诗人王维。

在一个社会中，无论是哪个时期，文化的支撑永远是艺术成功的保障。因此，在文学艺术的其它领域，如诗歌、书法、绘画陶塑、陶瓷、等也空前繁荣。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但都是在共同的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都体现出一种“磅礴大气”、“恢宏壮阔”的时代精神。

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加之饮茶之风的盛行，大大促进了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各种不同风格、具有不同特色的窑系。其中尤以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最为著名，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形成了“南青北白”的辉煌场面。

宋朝建国初期，以政变出身的赵匡胤深知兵权旁落的危险。为了不重蹈前人的覆辙，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官，建立了一个文官政府，这使得宋朝在军事上十分软弱，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屡次退让。

然而，正是这种“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在某种程度上却有助于文化的繁荣，在审美文化上也开拓出了与唐代截然不同的新气象，呈现出阴柔、细腻、儒雅的特点，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一种文化享乐的气氛。而这一特点，体现在北宋的各个方面。

从都城上来看，北宋都城开封远没有长安的那种开张的气势。而宋代皇陵中的建筑和雕刻也显得较为儒雅、精致，“东陵中的狮子头部偏转、重心后移，并无厮杀征战之意”。

在日常生活中，北宋的最高统治者热衷于赏花、钓鱼、诗赋等宫廷活动。于是，整个社会都在效仿北宋统治者的行为，最终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习俗和风尚。并且，宋代女性缠足的习俗更加反映了当时崇尚阴柔、排斥阳刚的审美趣味，于是在宋代出现了一个与唐代审美品格不同的文化艺术的繁盛时代。

1.宋代“品”茶文化对茶具的新要求

在这种文化享乐的社会背景下，饮茶文化发展到宋代，以品茶为雅的做法更加顺应这种潮流。如果说唐代饮茶文化只在中间阶层的文人中流行的话，那么到了宋朝，饮茶文化则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之间流行开来。于是在宫廷禁苑、地方官吏和文人学士之间出现了大量的品茶活动，饮茶文化日渐高涨，逐渐成为全民族的礼仪与风尚。

宋代饮茶，更加注重饮茶过程中的“品”。在品茶中不断提高其鉴赏水平，从而获得更高的精神享受，这种品评茶质优劣的行为发展出了游戏形式的“斗茶”，并且对茶具有了新的要求。

因为斗茶中是以谁的茶汤白为胜负标准的，因而此时的宋朝对茶具的审美上，不再是唐代陆羽所提倡的“青则益茶”了，而是蔡襄《茶录》中记录的“茶色白宜黑盏”。在斗茶中这种黑釉茶盏更加能衬托出茶的“雪白汤花”，而这正好是斗茶中决定胜负的关键。

于是深色釉茶盏，尤其是建窑烧制的黑釉瓷茶盏则成了宋代人们崇尚的茶盏颜色，也说明了宋代人在品饮过程中追求茶的色香的同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茶具的搭配关系。

与唐代不同，在宋代“斗茶”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审美是一种强对比反差的美感。这不仅体现在深色的茶盏与盏内所盛茶汤的雪白汤花的对比上，茶盏口大底小的造型，似一只翻转的斗笠，“大口和小底”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并且茶盏，尤其是建盏在烧造时，由于釉面“窑变”而出现的美丽的花纹，使注入的茶汤五彩缤纷，亦被人们所喜爱。

这似乎与文人士大夫们一味讲究的中庸、和谐的艺术美感相矛盾，然而，只有把这种茶具造型风格的出现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去考察，才能了解这一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陈桥兵变”式的闹剧再次重演，实行“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治国策略，最后导致了一种“顾头不顾尾”的局面。

表面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然而在面对周边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的进犯时却屡屡退让，都成一再南迁。宋朝的统治者及文武大臣们看似沉浸在这种文化享乐的氛围下，然而实际上则是迫于无奈。

骨子里的那种外张的性格受到了压抑，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而这种潜在的不安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此时期茶盏口大底小的造型也许就是这种不安情绪的外在表现。

然而，人总是会有向外部发展的需要的。在这种外张受到压抑之后，许多为官之人便深深地感到报国无门，于是转而寻找摆脱的方法。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同时也是为了平息向外追求的躁动，此时期人们的审美追求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

2.五大名窑争奇斗艳

在宋代由于斗茶之风的普及，使得黑釉茶盏，尤其是建窑烧制的建盏几乎成为了宋代茶具的代表。但是，宋代是中国瓷器史上大放光彩的时代，因此在宋代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窑口，尤其是宋代著名的哥窑、官窑、汝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都有独具自己风格的产品。

如汝窑具有独特魅力的青釉，定窑瓷质细腻的白釉，官窑的粉青等等，除五大名窑外，其它如景德镇的影青及耀州窑的橄榄青等都历来被世人所称颂。虽然由于斗茶的原因，人们更青睐于黑釉瓷茶盏，“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蔡襄，《茶录》），但是其它釉色的茶具也给茶具史上带来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说唐代的茶具是以釉色的丰富多彩及装饰得多变而取胜的话，而宋代的茶具则是以婉转而空灵的造型和天然的单色釉而取胜，素雅、秀丽、恬静的艺术风格与唐代的热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在装饰上也一改唐代的那种夸张而绚丽的色彩，变得保守、内敛。

如耀州窑青釉刻花注子，总体造型风格比之唐代更加修长，其弯曲的长流和把手相呼应，颈部变细、变长，瓶身的折纸牡丹纹采用阴刻的装饰手法，线条刚劲流畅。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具因人们饮茶的需要而产生。自唐代陆羽撰写《茶经》以来，中国古人，尤其是文人把茶文化视为一种修身养性的高雅艺术。然而在现今面临着激烈的世界市场的竞争，茶具已不仅仅是激烈竞争中的一件普通的产品，而是一种肩负着文化使命的艺术品。

因此，对于现代茶具设计，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道路，这就要求对于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饮茶及茶具文化要有深刻的了解，找出不同时期人们审美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并具有当今时代特点的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