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东北因物产丰饶、土地肥沃及日军遗留的兵工厂和武器弹药，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关键时刻，黄克诚作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提议调动十万兵力挺进东北。

此前，鉴于东北的战略重要性，为阻止蒋介石内战，中央已定下争取东北的任务，并决定派兵。黄克诚首先提议派遣多达10万的部队前往。

此战略决策为我军攻占东北的关键步骤，党领导的10万大军赴东北后，迅速掌控局势，为我军扎根东北、赢得后续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年9月23日，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5万主力进军东北，历经两月，经山东、河北、热河，于11月2日抵达锦西地区，完成了千里挺进的任务。

另一边，1945年10月至11月初，国民党军利用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兵舰，自华南及越南等区域，向东北地区大规模调动兵力与部署将领。

11月1日，国民党13军与52军经美舰运抵秦皇岛，在杜聿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指挥下，利用精良装备及炮空优势，对山海关我军发起攻击。

我军虽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敌袭，但因装备劣势且敌我力量悬殊，至11月26日，山海关与锦州新解放地失陷，国民党军趁机沿北宁线进军沈阳。

黄克诚致电上级，述我军入东北后困境：无党组织、群众支持，缺政权、粮食、经费、医药、衣物，士气受挫，加之土匪侵扰，几近赤手空拳之窘境。

黄克诚坚持武装齐备、棉衣充足后率部赴东北，使新四军三师成为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队伍。难怪陈毅曾赞黄克诚，虽近视，却如千里眼，洞察远方大事。

鉴于东北严峻形势，黄克诚权衡全局后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军东北时，暂避大城市与交通干线，主力占中小城市及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长期斗争。

该建议获中央重视。11月28日，中央发布《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及铁路线后发展方针的指示》，为东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东北我军主力四分之三，按指示以师（旅）为单位，重点分散至西满、北满、东满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任务。

1946年后，黄克诚指挥新四军三师建立西满根据地。3月，他集结三师主力，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取得连胜，助力根据地建设，并大幅改善部队装备，确保给养，提供休整与补充良机。

随后，我军于四平保卫战中失利，遂放弃四平并后撤。因此，东北地区战事暂告一段落。

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黄克诚率部在东北参与“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与兄弟部队共同挫败国民党“先南后北”战略，迅速转入战略反攻。

1947年夏秋冬三季，国民党军经三次战略攻势被分割包围，仅余长春、沈阳、锦州三城，形成逐个歼灭的有利局面。

黄克诚完成西满根据地建设任务后，转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并兼任后勤司令员及政委。

1948年4月，黄克诚被调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旨在筹备攻打锦州事宜，并强化东北战场南线的支援工作。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10月17日长春获解放，11月2日沈阳亦解放，至此辽沈战役结束，标志着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此后，解放战争局势明朗，为适应跨地域作战及军队规模扩大，中央军委指示各野战军番号由地区名改为按序数排列。

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实行兵团编制，下辖四大兵团，各含3军，每军4师，兵力约15至20万。此转变提升了四野的指挥效能与作战能力。

公布四大兵团司令员名单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最先提议调十万大军赴东北，并在关键时刻阐述东北困境及长期斗争战略的黄克诚，并未位列其中。

名单显示，四野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

萧劲光资历最深，新中国成立后获大将军衔；程子华因地方工作未参与授衔；刘亚楼与邓华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黄克诚与萧劲光同获大将军衔，未列四野四大兵团司令员名单，非资历不足。究其原因，尚需探究。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黄克诚获任新职，此任命由毛主席亲自指定，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东北野战军辽沈战役后正处休整期，国民党方面评估其需3月至半年方能入关。

淮海战役胜利推进，中央军委研判平津蒋军南撤几率上升，随即调整部署，命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速入关，与华北军区合力提前打响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战，其核心目的在于解放北平和天津两大城市。

天津，华北第二大城市，因邻近首都而分担其部分功能，拥有众多外国租界。其经济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工商业重镇，引领华北地区经济发展。

天津在帝国、封建及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下发展畸形，解放前夕人口达180万，却因国民党反对派掠夺，工业生产极度衰败，人民生活极度困苦。

在此情境下，毛主席于东野入关前便着手考虑，届时将由何人接管并主导天津局势，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最终，毛主席选定黄克诚。他认为，天津战役主要由东北部队负责，需由威望高的东北干部领导天津军管会，以确保稳定与工作推进，黄克诚最为合适。

黄克诚1925年入党，历经北伐战争、湘南起义，为资深红军政治工作者，沉稳务实，坚持原则，勇于创新，具备开辟新局面经验。

11月20日，中央指示东北局，要求黄克诚迅速完成工作，带领干部随东北野战军南下，并预备其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之职。

12月13日，中央正式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并兼任军官会主任，任务是接管即将解放的华北大城市天津，位列第二。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黄克诚率军管会干部进城。鉴于多数干部长期农村工作，对城市陌生，黄克诚在入城前着重强调了纪律要求。

七项“不准”规范接管干部：禁独断、擅行、乱说乱做、腐化贪污；短期禁换衣抓物、游荡、染官僚气。铭记李自成进城失败教训，确保工作严谨。

1949年1月16日清晨，天津发布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及《天津市人民政府布告》，正式宣告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成立。

军管干部到位后，立即执行接管计划，该计划由天津地下党情提前制定。自上而下紧张工作，迅速恢复了天津的社会秩序与工业生产。

黄克诚与天津市委副书记黄敬、组织部部长黄火青共同负责天津接管工作，因三人均姓“黄”，被干部们戏称为“三黄治市”，传为佳话。

黄克诚不负毛主席期望，圆满完成天津接管与初建任务，积累了接管大城市的宝贵经验。

1949年5月，天津工作半年后，黄克诚向毛主席汇报建设情况，随即被再度委以重任，负责湖南党政军工作。

黄克诚与毛主席同为湖南人，在接管天津后，毛主席再次委以重任，命黄克诚主政湖南，此举深刻体现了毛主席对他的高度信赖。

黄克诚后任湖南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三年间稳定秩序、恢复生产、调整城乡关系、发展文教事业，并完成剿匪、土改、援朝及消灭封建势力等工作，使湖南焕然一新。

黄克诚被誉为新湖南奠基人之一。正当他满怀壮志，计划引领家乡人民持续奋斗，为新湖南建设贡献力量时，毛主席再次委以重任，第三次点名黄克诚。

1952年10月，依据中央指令，黄克诚调任北京，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及总后勤部部长职务。

1954年起，黄克诚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不再主管总后，但至1957年，后勤重大事项仍由他审阅汇报。

1955年，人民解放军举行授衔仪式，黄克诚获大将军衔。三年后，即1958年，他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协助彭老总制定军队条例、政策，精简整编军队，参与指挥1953年东山岛反击战及1958年炮击金门，领导“两弹”基地选址初建，为解放军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

1959年，黄克诚遭错误指责，失去工作。至1965年，闲置六年的他请求复职，毛主席遂安排其前往山西担任副省长。

抵达山西后，黄克诚出任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步入了一段少为人知的特殊时期。

黄克诚虽身处阴影之中，但对工作热情不减，年逾六旬仍常拄杖步行下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走访。

当地干部忆述：黄老在山西一年多，常赴县下调研，鲜见于太原会议。我入省委后，闻众人议其高龄老资格，受委屈降职却斗志不衰，作风依旧，省地干部皆敬之。

好景不长，黄克诚在一段动荡时期也遭波折。1975年，他虽返回山西，但工作尚未得到具体安排。

1976年底，黄克诚因眼疾复发入京治疗。次年，其眼痛涩缓解，但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微弱。

临出院之际，黄克诚正整理行装欲返山西，突接中央组织部通知，告知其无需返回山西。

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入住招待所，并递给他一张邀请函，邀请他参加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建军节庆祝活动。

黄克诚18年未参与人民大会堂工作，这天他特地翻出旧军装，穿戴得一丝不苟，虽无肩章，却尽显尊严与威严。

1977年11月25日，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次年，他受邀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一职。

1980年初，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黄克诚发表长篇讲话，强调纪检干部选拔与培养，指出：

纪检干部应如保健护士般尽责。若无批评与自我批评勇气，何以斗“大老虎”，胜任党的保健工作？身处纪检岗位，当担责尽责，不顾个人利害，严禁敷衍塞责。

这番言论赢得了会场雷动掌声。讲话尾声，他风趣指出严峻现实：“我视力极差，不知何时会离去，若不及时培养年轻干部，怎可持续？”

1982年，黄克诚继任中纪委第二书记，虽双目失明，但仍坚持为新时期纪检事业贡献力量，直至最后。

1985年，黄克诚因多病向中央提交退休申请，获批准。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一生勋劳卓著，德高望重，至此走完了光辉的革命生涯。

黄老虽逝，其革命岁月中坚持真理、刚正直言、历经劫难而忠贞不渝的精神与事迹，必将永载史册，深刻铭记于后世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