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生于河北省滹沱河畔的一个十年九涝的贫苦农村，1912年（民国元年）只有16岁的父亲离乡背井到北京大栅栏一家草帽店学徒。他在家乡念过4年私塾，有些古文和古诗词的底子，又写一笔好毛笔字，所以得到老板的器重，当了账房先生。后来父亲攒了一些钱到天津发展，买了道光年间八大家之一的“振德黄”黄静山在西北角针市街“黄家大院”的一套房子，把母亲从老家接过来在这里安了家。
父亲到天津先是做布匹生意，后来在天津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的古商业街侯家后开了一个叫“志成”的织布工厂。工厂生产出来的布匹销路极好，天津有名的大布庄，像中原公司﹙现百货大楼﹚北边的华竹绸缎庄、劝业场二楼的益大生、估街“祥”字号的瑞蚨祥、谦祥益等都从父亲开的工厂进货，其中来往比较多的是谦祥益。
作者的父亲（1896——1974）
父亲为了联系商界朋友经常请一些老板吃饭。他在创建于抗战前夕、位于劝业场哈尔滨道的中国大戏院有个包厢用来款待商界朋友，剧院落成后戏剧名家经常在那里演出。
父亲爱看古书，我家条案上摆着一个大红漆的书架，上面放满了线装书，他坐在太师椅上念书，摇头晃脑，抑扬顿挫，跟唱歌一样好听。父亲爱讲话，不论什么场合，也不论多少人，他都是主要发言人。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史记》和《东周列国志》里的故事以及报纸新闻，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都要听他把话讲完。父亲晚年失语，母亲说他年轻时把话都说完了。
父亲很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我二哥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给他买了一本英国作家迪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将他引上了读书道路。听大姐说，他还给大姐和二哥朗读《阿Q正传》，他不知道“Q”这个英文字母怎么念，把“阿Q”念成“阿贵”。他还给大姐和二哥讲鲁迅的《秋夜》，当他念到“……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意思？”还给他们讲纪晓岚、郑板桥的故事，也不管他们听得懂听不懂。
父亲有了点钱不忘做公益事业。我们兄弟姐妹6人都在天津西北角有着近200年校史的文昌宫小学毕业（即河北省师附属第一小学，河北省师是邓颖超的母校），该校的校歌歌词“文昌在天，文明之光，地灵人杰，教士场……”就是曾经在这里就读的著名学者弘一法师李叔同为母校写的。学校有座危楼需要重建，父亲主动联合其他家长和富商积极捐款，当了这所学校的“董事”。学校为了纪念这件事还立了碑，刻上捐资人的名字。教学楼建成以后，父亲代表捐资人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了话。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我的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联合其他一些私方人员成立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联营社”，父亲被推举为联营社社主任，地点在西门里。当时允许私方人员自报工资，有的人报100元，甚至还多，父亲只报了45元。没过多久，联营社并入了国营企业天津色织三厂，父亲成了国营企业的一名职工，工资调到了60元，享受着和工人一样的工资、医疗及其他福利待遇。
但就是这样一个做过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并且早已改变了资本家身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父亲，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场厄运会降临到他身上。
“文革”开始后街上每天都上演着游街、批斗、“破四旧”、烧书等等的大戏。每每听说哪个“反动资本家”被揪了出来，抄家抄出了多少黄金白银绫罗绸缎……我的父亲母亲便心惊胆战，成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父亲办着工厂的时候雇着一个叫张鹤龄的伙计，他到我家学徒时才16岁，中等身材，十分憨厚。我们都喊他“鹤龄哥”，我们从来不把他当做外人看。后来他成了家，有了孩子。公司合营以后他调到一家针织厂上班，由于出身贫寒，积极肯干，忠厚老实，不久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但不管工作多忙也抽空来看望父亲母亲。
一天夜晚，人们都睡了，母亲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从门缝看是鹤龄哥，母亲知道，鹤龄哥是厂里红卫兵的成员，不知他深更半夜来干什么。母亲小心翼翼地开了门，鹤龄哥神色紧张气喘吁吁地对她说：“婶子，明天有人来抄家，千万別疼东西，只要婶子和大叔人没事就好，別疼东西！这股风很快就过去了！”说完他便急匆匆地走了，几乎是小跑。母亲看到他手里拿着红袖章，可能是他到了我们家门口才摘下来的，也许出了这个黄家大院还得戴上。
作者的母亲（1904——1983）
第二天母亲起了个大早，趁着厂里的“造反派”还没来，就拿出我们家过年盛饺子用的画着凸起的古代仕女图的大盘子和一套茶具还有花瓶等瓷器，在门口把它们砸碎。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帮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气势汹汹的“造反派”直奔我家而来。他们生拉硬拽的把父亲和母亲拖到门外，让他们站在在二道院过道口的台阶下面，面对我家门口，在父亲的背上贴了“打倒韩XX”的大字报，然后有几个“造反派”掏出事前准备好的批判稿站出来轮番“揭发批判”父亲剥削工人的“罪行”。批判完了就开始采取“革命行动”，跑到屋里七手八脚的抄东西，其实那时我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他们能拿的就拿，拿不走的就砸，就连屋里的破烂都不放过，随手拿起来就往外扔……我家顷刻之间成了破烂市场……
我的母亲1904年（光绪三十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勤劳朴实，心地善良。“黄家大院”的里院西屋住着一家姓张的经营中药材的商人，平时着装鲜亮、笔挺，走起路来目不斜视。他在家的排行是老四，我们叫他“四伯”，他在香港有一家公司由他的弟弟老五替他打理，老五经常来往于香港、天津之间，来天津时就住在四伯家里。像这样的家庭，“文革”到来之际自然在劫难逃，四伯被打成“反动资本家”隔离审查、关押，四婶连惊带吓，生了一场大病，去医院检查，医院“造反派”先查出身、成份，弄清她是“反动资本家”家属，将她拒之门外，没过几天就扔下6个孩子去世了，最大的女儿惠英那年才12岁，下面还有5个弟弟，最小的一个还在蹒跚学步，这个家庭顷刻之间遭到了灭顶之灾。在那个“老子反动儿混蛋”、“狗崽子”等叫嚣满天飞的恐怖年月，人人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肯伸出援手来照顾这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呢？！母亲去了。她似乎忘记自己就是“反动资本家”的家属，她心里想的只是这6个孩子是否需要照顾？有没有饭吃？有没有水喝……有一次，张家大孩子惠英正在为不知怎么给弟弟做棉衣急得直哭，母亲就手把手的一针一线教她做针线活……以后每过一两天母亲就去看看，照顾一下这几个可怜无靠的孩子。母亲不仅在这几个孩子的心灵上给予了温暖与慰藉，而且在物质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听大姐说，有次她回家，穿过二道院过道还没进屋就见到母亲从后院迎面走来，手里还拿着一块白布，走近一看，原来是空的面口袋儿。不等大姐问，母亲就说：“我去给里院西屋的几个孩子送点儿粮食，做点吃的。”大姐一听，吓了一跳，心想：我的身上贴着“反动资产阶级出身”的标签，每天被红卫兵呼来唤去“狗崽子”，现在母亲不和“反动资本家”划淸界线，反而……我大姐实在被这场运动吓怕了，整日里诚惶诚恐真怕再招来什么意想不到的灾祸，便对母亲说：“这可太危险了。”但她母亲却若无其事地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怕啥！6个没爹娘的孩子，最大的才10几岁，小的刚会走，又不会买又不会做，不等着活活饿死啊？”就这样，隔一半天，母亲就提着小半口袋粮食去看这姐弟6人，帮他们做点儿吃食……
忘记具体时间了，有次我回家，黄家大院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打倒反动资本家韩XX！”父亲的名子还用毛笔打上了X！我没敢在门口停留，赶紧走进院内。没到中院就听见一片噪杂和砸东西的棍棒声！再小心翼翼的往里走，看见父亲正站在小屋门前，脸冲着墙，中间一帮红卫兵打砸着桌椅板凳和磁器。我捂着脸流着眼涙不敢看。这时住在过道屋的小时玩伴淑华偷着开了她家的门叫我：“畹芬（我小名）！快进我家来！”我看着可怜的父亲不忍心进她们屋。母亲当时不知让哪家街坊叫走了。砸那么多东西时，爸爸亳不心痛，可当那帮混蛋把父亲的线装书和老字帖抱出来焚烧时，父亲一下子就瘫倒在地放声痛哭起来！我立刻跑到父亲跟前哭着叫“爸爸！”这时几家老邻居立马跑出来把父亲扶到里屋，爸爸一口气没喘上来一劲翻白眼，大家齐帮动手有按人中的，有给抽筋的手脚按摩的，有喊韩大爷的，有喊韩爷爷的……过了好长吋间父亲才出了一口大气苏醒过来呜呜的哭出了声！我心痛得撕心裂肺一般，立即上前搂着父亲放声大哭……那帮混蛋一看要出人命，不知什么时候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我现在每每想起那一幕，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父亲醒过来时，不住的哭着说：“我的字贴，我的书，都沒了，都没了啊！”
父亲去世前几年他登着小板凳摘种在院里的丝瓜，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从此卧床不起，患了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也失去了说话能力。母亲知道父亲来日不多，决定把他送回老家，落叶归根。我爱人找朋友开着一辆三马子，由五伯、二哥和我爱人陪同将父亲送回了老家。但他不愿意离开他生活了多半辈子的天津和黄家大院，把他架起来往外走的时候，他死死地拽住门框不撒手……这里有他相濡以沫的老伴，有他的6个孩子和其他的亲人……
父亲回老家以后住在四伯家里，后来母亲回老家服侍父亲。有一天母亲见父亲哭了，问她是不是想见见孩子，他点点头，母亲伸出大拇指问他是不是想老大？父亲摇摇头，母亲又接连伸出二拇指、三拇指……他都摇头，最后母亲伸出小拇指，他点了点头……他临终心里还牵挂着我这个“老闺女”……
1974年12月12日星期四（农历十月廿九）父亲闭上双眼永远离开了这个给他带来许多欢乐和痛苦的世界……他的身边只有陪伴了他50多年的老伴和他的侄子。他有6个子女，但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在他的身边，这也许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同时也是我们做子女的终生遗憾。
（说明：韩铁铮整理，修改，文章有些材料、史实来自韩祝华口述历史《黄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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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韩享华：退休小学教师，天津市画家。曾师从山水名家纪振民、孙家禄、李大明教授学习国画山水。现为天津东盟书画苑常务理事，特聘画师，在《天津日报》、《今晚报》举办的各类书画比赛中均有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