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出现于魏晋易代之际,是与当时思想上玄风渐盛,政治上争权夺位日趋残酷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魏晋易代之际,儒家的正统观念屡遭政治现实的冲击而日趋崩溃瓦解,同时道家所倡导的顺应自然更适合苟全乱世的需要,因此这一时代涌现出大量追求幽虚玄远、放诞不羁的名士。
竹林七贤是继何晏、王弼之后兴起的名士团体,在《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嵇康传》中,皆以阮籍、嵇康、山涛并称。山涛在七贤中年龄最大,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长五岁,比嵇康大十九岁。
山涛与嵇康、阮籍二人的私交是很不错的,但同时,与他们二人远离政治、恢弘放旷的“竹林精神”旨趣却相去甚远。山涛的后半生可说是官运亨通,受到司马师和司马昭极大的信任,统领吏部,位列三公。但他却能一直保持着与不和司马氏合作的嵇康的友情,这就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山涛的政治理想也应值得注意。从史料可以知道,山涛最开始入仕是为魏效力的,后来感觉到了司马氏的不臣之心,于是辞官避祸,在司马氏代魏为晋以后,又来投靠司马氏。这一点,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因为儒家是历来追求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但是把山涛解释为贪图功名也不正确,因为《晋书》上说他为官几十年了,自己家的房子都还很破旧,不够自己的儿女居住,后来晋武帝还赐了他一套房子。
这明显又是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同样,在对待嵇康的儿子嵇绍是否入仕的问题上,山涛的一席话也可堪琢磨“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因为这句话,山涛后世一直遭到儒家的批判。从这些材料我们能够知道,山涛是一个做官圆滑但又不附势,清廉简朴但又遇事通达的人。
《世说新语·赏誉》里面就记载过王戎评价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说人们都能够看出来他的超卓,但都不知道他的能力究竟有多大。而这些是不是就来自山涛早年的竹林之游,他的玄学背景,就是使得山涛在乱世中得以保全自己,屹立不倒的思想精髓呢?
山涛出生于建安十年,即公元205年。从《晋书》上的记录来看,山涛才识过人,卓然不群,颇有早慧。但因为山氏家族在当地不算一个士族,社会地位是庶族,所以无法依恃。士族,就是指世家大族,一般是世代为官而且有爵位、有封地的名门望族。庶族,也可称之为寒族、寒门,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政治地位不高,只能靠自己努力才能获得一官半职,并且职位通常都不高。
汉代以来,士族和庶族可以说是界限分明,壁垒森严。士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占有垄断地位,甚至拥有世袭的特权,基本上牢牢把持了仕途的要冲。而山涛祖上没有出过任何一位名人,父亲山曜,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县令,而且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山涛成年后入仕无门,只好“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但山涛的愿望仍然是踏入仕途。
在魏晋时期,一个人的风神气度往往能够影响他的名气,甚至影响他的仕途,所以山涛相信自己能够在官场做出一番成就来。对他来说,如果只是为了获得个官职,他并不是投靠无门。因为司马懿也是河内郡温县人,跟山涛是同乡。不仅如此,司马懿还娶了山涛的从祖姑张春华,因为这门亲事,让山涛跟司马氏除了同乡之谊以外,更多了一层亲戚关系。
《晋书·后妃传》载曰:张春华行事果决,自然是很得司马懿看重,张春华的母亲河内山氏,就是山涛的从祖姑。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个比山涛小三岁,一个小六岁,都年纪相仿。所以,山涛要靠着从祖姑张春华的裙带关系,登门求官,司马懿也未必不会给山涛一官半职。
但山涛没有这样做,具体原因虽不可考。但从他后来跻身竹林名士行列中来看,他对“士”的节操和品行是有着自己的坚持的。从他生平来看,曾经就有过入幕司马氏的机会,因为他年轻时就显露不凡才识,于是就有山氏的族人在司马懿面前推荐他。
后世很多学者对此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因为山涛十七岁的时候,还是黄初二年,即公元221年,那个时候还是魏文帝曹丕在位时期,司马懿在当时还只是任侍中、尚书右仆射。为曹丕对抗吴、蜀而出谋划策,羽翼未丰,因此纲纪天下未免言辞太过。何况当时司马懿正值壮年,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分别是14岁和11岁,未及弱冠,就算此时欲“纲纪天下”,那也应该是跟司马懿而不是他的儿子。
而且,倘若司马懿当时真起了篡位之心,也不可能让一个远房亲戚就能看出来,那样的话,早就等不到曹睿托孤的那一天了。因此,对于这个记载,更客观的情况是根据后来的历史发展添加的,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情况。但是,这条记录仍是能够提供另外一些可靠的信息。首先是山涛十七岁时确实是有才干,成为山氏家族的后起之秀,受到了族人的推举。
其次,司马懿所说的“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可能是确有其事,因为山涛确实是庶族寒门,自然是受士族的轻视,不相信山涛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山涛在青年时期很可能受到了族人推举,但因为出身低微,最终是没能走上仕途。虽然与司马氏有着亲戚关系,但司马氏在一开始并没有对山涛给予很大的重视,同时,山涛也并没有选择为了做官而投靠司马懿。
山涛在仕途上暂时受阻,但他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希望,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做隐士。魏晋时期,在之前正始名士的努力下,玄学已经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当时,不光是在野的隐士,甚至世家大族弟子,也热衷于谈玄论道,如何晏、夏侯玄、钟会等人,所以,如果能在玄学上取得一定的学术地位,有了些许名声,那么完全可以以此作为敲门砖,打开官场的大门。
按照山涛当时的情况,如果要入仕,最好的方法也就莫过于由隐士到名士,取得社会的注目;由名士入官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性好老庄、隐身自晦”更有可能是山涛无奈的选择。对他来说,他对学术的兴趣并不是很大,他的兴趣在于学术与政治的桥梁关系,但即便如此,他也难融入权贵们的圈子。
但山涛以老庄精神,坦然顺应世事发展变化,在关键时刻知道见微知著。终南捷径,这个典故虽然在唐代才出现,但这个词是对山涛这一类隐士现象绝佳的形容。所以在山涛的青年时期,他主要做的就是这三件事,读老庄,做隐士,交朋友。而这三件事中,交朋友尤为重要。
因为山涛之隐,绝非真隐,只不过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段。所以,做隐士就不能一个人做,因为一个人做,无声无息无影响,很难搏得声名,所以这样的隐居对山涛来说没有意义。因此,必须要找到一伙人一块做隐士,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搏得声名,为世人所看重。在当时,玄谈风气盛行,世间也不乏有各种学术团体,或隐或显,但是山涛没有选择加入。
原因很简单,人家已经形成了气候,此时再加入,也不过是亦步亦趋,意义不大。谚语也云: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所以不如组成个新团体。若是发展的好,隐出了名气,那么隐士自然就成了名士。如果还能够在一班名士中成为座上宾,那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隐居的越久,名气就越大;名气越大,被朝廷或者官府征召的机会就越多。
尽管山涛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到他踏入仕途的那一天,他已经四十岁了。也许是他做隐士的声名终于到达了某些人的耳朵里,这时有人来请他出山当官。山涛没做一推再推的姿态,也没有碍于隐士名士的面子,坦然地接受了征召。他先是被任命为辅佐郡长官的主簿,不多时又提拔为功曹,掌管选举郡内官吏之事。没干多长时间,又被提拔为主向中央汇报情况的上计掾。
官职虽不大,但是山涛证明了自己确实是有才干的,几十年的沉淀使得山涛做事老练沉稳,几次提拔,更是让他既熟谙了地方的风土民俗,又结识了上层的权贵要人。在营造自己政治影响的同时,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为有了这些政绩,再加上他的成熟练达,很快被郡举了孝廉。
举孝廉,是汉文帝首创的一种人才察举的制度,到汉武帝时正式确立,此后一直被东汉、魏、晋所继承。举孝,是选用一些在孝悌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举廉,是提拔某些有清廉之声的官吏。在草创之初,两者是各有职分的,举孝归举孝,举廉是举廉,到了后来,实际操作上,就合二为一,而且成为了选举官员的主要途径。
在名额限定上,基本以郡为单位,一般是由郡太守保举,大概20万人口才能产生一人。一旦被选上孝廉,便极有可能进入中央为郎官,甚至是升入各部门要员,或是州郡长官。所以在当时,如果被保举为孝廉,那么就认为是走上了仕途的大道。
山涛在被举为孝廉之后,很快就受到了州府的征召,山涛担任的是郡国从事,职责是分管和联络河南郡的事务。而河南郡,正是属于以首都洛阳周围区域为范围的特设州的管辖范围之内,州政府就在洛阳,所以山涛的这个“从事”,可以说是所有“从事”中离官府最接近的了,直接在天子脚下办事。
从一个地方小吏,爬到京城机要之地的官员,山涛只用了3年时间,这样的速度不可谓不快,仕途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按这样的发展速度,虽然起步晚,但是进入官府仍是迟早的事情。但就在这个时候,山涛选择了弃官,可以说这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当时正处在魏明帝曹睿过世不久,曹睿临死前托孤大将军曹爽、太傅司马懿共辅新帝齐王曹芳。
这时,权力之争就不可避免了。当时,曹爽采纳丁谧的计谋,明升暗贬,使皇帝下诏尊司马懿为太傅。名义上是辅佐天子的老师,实际上在曹魏时代,这只是一个虚衔,从而削去司马懿的实权。把司马懿架空之后,曹爽便大张旗鼓地开始在朝廷的各大要害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遍布党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