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 老兵来探望许世友，遇熟人，许世友知道后写信给上海：抓起来
1957年的一个秋日，南京军区司令部内紧张忙碌。许世友刚刚处理完一堆军务文件，准备用午餐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断了他的计划。电话那头是他的一位老部下徐永卿，要求立即见面。许世友虽然疑惑，但还是同意了会面。当天下午，在南京一处偏僻的招待所里，徐永卿神色焦急地对许世友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在上海偶遇了一个熟人。听完徐永卿的叙述，许世友的脸色瞬间凝重起来。当晚，一封加急信件从南京军区司令部发往上海，信中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封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徐永卿在上海遇到了谁？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偶遇会让两位老战友如此紧张？让我们走进这段尘封的往事。
一、战火中的初遇（1940-1942）
1940年的山东，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压力不断加大，为了打开局面，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层决定在济南设立一个特殊的情报站。这个情报站的选址就定在了济南铁路局。
济南铁路局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天都有大量的日军物资和人员经过。通过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掌握日军的调动情况，还能获取敌后的重要军事情报。为此，组织专门挑选了一批精通日语、熟悉敌情的同志担任这项任务。
在这批人选中，徐永卿的表现最为突出。他不仅精通日语，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方言。更重要的是，徐永卿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1940年9月，徐永卿以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入济南铁路局。
起初，徐永卿在铁路局的修理车间做工。通过认真工作和热心待人，他很快就获得了日本管理人员的信任。三个月后，他被调到了行政办公室，负责文书工作。这个位置让他能够更好地接触到各类重要文件。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河下谷清的日本工程师来到了济南铁路局。这个年轻的日本人不仅中文说得很好，还经常主动与中国工人交往。他自称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反对战争才被派到中国工作。
河下谷清的到来引起了徐永卿的警觉。通过观察，徐永卿发现这位工程师经常出入日军驻济南特务机关，而且总是在深夜才回到宿舍。更可疑的是，每当有重要的军事物资运输时，河下谷清都会提前得到消息。
1941年初，徐永卿通过秘密电台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地很快派来了两名地下党员，以清洁工的身份进入铁路局，协助徐永卿监视河下谷清的活动。
随后的调查发现，河下谷清不仅与日军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还经常与一些可疑的中国商人来往。这些商人表面上是运输物资，实际上却在为日军收集情报。为了进一步查清真相，徐永卿开始有意接近河下谷清。
通过几次偶遇式的交谈，徐永卿发现河下谷清对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了解，而且对共产党的活动也颇有研究。这更加印证了徐永卿的判断：河下谷清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工。
二、隐秘的较量（1942-1944）
1942年初，济南铁路局的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河下谷清开始频繁出入日军特务机关，每次回来都带着一叠文件。这些文件经过徐永卿的秘密观察，都与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计划有关。
同年3月，一个重要情报传到了徐永卿的耳中。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将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将乘坐特别列车前往北平。通过铁路局内部的消息渠道，徐永卿得知这趟列车的安保工作由河下谷清负责协调。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徐永卿发现了一份意外的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即将到访的神秘客人竟然是日本皇族的一位重要成员。这位皇族成员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视察华北占领区，同时还要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商讨重要军事部署。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日军特务机关在济南组建了一个名为＂反战同盟＂的组织。这个组织表面上是由反对战争的日本知识分子组成，实际上却是一个情报收集网络。河下谷清就是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
徐永卿通过地下党的联络员，将这个重要情报及时传递给了根据地。根据地随即制定了一项周密的计划：一方面继续监视河下谷清的活动，另一方面秘密调查＂反战同盟＂的其他成员。
1943年夏天，事态出现了新的转折。一名叫做田中实的日本工程师加入了铁路局。这位工程师声称是河下谷清的大学同学，但他的举止行为却处处透露出军人的气质。经过调查，徐永卿发现田中实其实是日军特高课的一名军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田中实和河下谷清经常一起行动。他们不仅收集铁路运输情报，还暗中调查铁路局工人中的地下党员。这种情况让徐永卿的工作变得更加危险。
1944年初，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一份写给河下谷清的秘密文件意外落入了徐永卿手中。这份文件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河下谷清不仅是特务机关的高级特工，更是日本陆军省派驻华北的特别调查员，专门负责调查日军内部的腐败问题。
这个发现让整个事态变得更加复杂。河下谷清在铁路局的活动已经不仅仅是收集情报，他还在暗中调查一些亲日分子的贪污行为。这种双重身份让他在日军内部也树立了不少敌人。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反战同盟＂内部发生了一起叛变事件。一名成员向日军特务机关告发了组织内部的几名中国地下党员。这次事件让徐永卿意识到，必须尽快查明内奸的身份，否则整个地下情报网络都将面临暴露的危险。
三、意外的转机（1944-1945）
1944年深秋，日军情报部门在华北地区展开了一项代号为＂樱花计划＂的秘密行动。这项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打击中国共产党在铁路系统中的地下组织。河下谷清被任命为该计划的特别调查员之一。
就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前夕，一份绝密文件出现在了济南铁路局。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日军准备在华北铁路沿线设立特别检查站的计划。每个检查站都将配备专门的特务人员，对过往的铁路职工进行严密排查。
与此同时，新四军情报部门也在积极布局。为了应对日军的新一轮搜查行动，根据地决定在济南、青岛等重要城市建立多个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由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负责，专门收集和传递铁路系统的情报。
1944年12月的一个深夜，徐永卿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河下谷清竟然私下保存了一份完整的地下党员名单。这份名单不仅包含了铁路局内部的党员，还记录了其他城市的联络人。更令人意外的是，名单上的一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地下党员。
经过仔细分析，徐永卿发现这份名单很可能是一个圈套。河下谷清似乎在通过这种方式，试图引诱真正的地下党员暴露身份。这个发现让整个地下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1945年初，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河下谷清开始频繁与一些反战的日本知识分子接触。这些人中，有些是真正反对军国主义的进步人士，但也有特务机关安插的卧底。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河下谷清向这些人透露了日军在华北的一些军事部署。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特务机关。田中实奉命对河下谷清展开秘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一个更大的秘密浮出水面：河下谷清不仅在暗中收集日军高层的贪污证据，还在私下接触中国地下党的联络员。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新四军情报系统接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一位自称是河下谷清朋友的日本人，通过秘密渠道表示要提供重要情报。这个请求立即引起了上级的重视。
经过多方核实，这位日本人的身份得到确认。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教授，也是河下谷清的老师。通过这位教授，组织掌握了日军特务机关在华北地区的完整情报网络。这些情报对于保护地下党员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5年5月，河下谷清突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被特务机关秘密逮捕，还是主动逃离。他的失踪给当时正在进行的＂樱花计划＂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务机关不得不中止了部分行动，这为地下党员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四、战后的追踪（1945-1957）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混乱的局势中，大批日军特务人员开始销毁文件，更换身份。田中实在投降前夕就已经消失，而河下谷清的下落仍然是个谜。
战后初期，徐永卿受组织委派，负责清查济南铁路局的日伪人员。在清理特务机关留下的文件时，他发现了一份特殊的记录。这份记录显示，河下谷清在1945年5月后曾经出现在上海。但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份记录中还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张守业。
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守业是上海一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在战时与日本军方有密切往来，主要经营军用物资的运输。而河下谷清正是通过这家公司的关系，在上海活动。
1946年春天，徐永卿奉命前往上海调查。他找到了张守业的贸易公司，但公司已经改头换面，成为了一家普通的商号。公司的员工都声称不认识河下谷清，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一位意外的证人出现了。这是一名曾在特务机关工作的日本翻译。他提供的证词证实，河下谷清确实在1945年5月来到上海，并且与当地的一些情报人员有联系。但在日本投降前，他就已经离开了上海。
1947年，新的线索出现。在北平（现北京）的一家医院里，有人发现了一位与河下谷清相貌相似的日本病人。这位病人自称是来自东京的商人，但说话的口音和举止都与普通商人不同。当地公安部门立即展开调查，但等到医院再去核实时，这名病人已经悄然离开。
195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河下谷清的案子被暂时搁置。但徐永卿始终没有放弃追查。他定期整理相关资料，试图从中找出新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张守业在战后并未离开上海，而是以新的身份继续经营着他的生意。
1956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案情出现了转机。徐永卿在上海出差时，在一家茶馆里无意中听到有人提起张守业的名字。通过暗中观察，他发现张守业不仅依然活跃在上海商界，还与一些可疑的日本商人有往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调查，徐永卿基本确定了张守业的活动规律。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张守业每个月都会定期与一位日本商人见面。这位日本商人虽然经过易容，但其说话方式和举止与河下谷清极为相似。
1957年初，徐永卿将这些发现向上级作了详细汇报。上级随即决定对张守业展开秘密监视。在长达数月的监视中，情报人员发现张守业不仅与多名日本人有密切往来，还在暗中收集一些涉及军事设施的信息。
五、真相大白（1957-1960）
1957年8月的一个雨夜，上海公安部门对张守业的住所展开了突击搜查。在搜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了大量涉密文件，其中包括一些关于铁路、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的详细记录。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张守业的书房里找到了一个保险箱。
这个保险箱里存放着一份特殊的档案。档案记录了从1942年到1945年间，河下谷清在华北地区的所有秘密活动。其中包括了他与特务机关的联络记录、对地下党员的调查报告，以及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些文件都是用日文书写，并标注了详细的日期。
经过审讯，张守业承认自己一直在为某个特殊的情报组织工作。这个组织由战后潜逃的日本特务组建，目的是为日本政府收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情报。而河下谷清正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
1958年春，通过张守业提供的线索，调查人员终于在香港找到了河下谷清的踪迹。此时的河下谷清已经改名换姓，以日本商人的身份在香港经营一家贸易公司。这家公司表面上经营普通商品贸易，实际上却是一个情报收集站。
在确认河下谷清的身份后，香港当局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对其展开了秘密监视。监视过程中发现，河下谷清每月都会定期与几名来自日本的可疑人物会面。这些人中，有些是战时特务机关的老成员。
1959年初，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河下谷清的一名手下在香港街头遭遇车祸，送医后不治身亡。在整理死者遗物时，警方发现了一份加密的通讯记录。这份记录揭示了河下谷清与日本方面联络的具体细节。
通过这份记录，调查人员还原了河下谷清战后的活动轨迹。1945年5月，他在得知日本即将战败的消息后，利用特务机关的关系逃往上海。在上海期间，他通过张守业建立了新的情报网络。日本投降后，他又辗转到达香港，继续从事情报活动。
1959年底，香港警方根据掌握的证据，对河下谷清的贸易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在检查过程中，除了发现大量情报文件外，还缴获了一批用于秘密通讯的设备。这些设备显示，河下谷清一直在与东京方面保持联系。
1960年3月，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香港当局正式逮捕了河下谷清。经过审讯，河下谷清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不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高级特工，还是战后日本情报部门在远东地区的重要联络人。
在随后的调查中，河下谷清供述了许多重要内容。他交代了战时特务机关在华北的情报网络，以及战后日本方面如何继续在中国进行情报活动。这些供述为肃清残留的敌特分子提供了重要线索。这起持续近二十年的特务案件，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