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这个以海盗“闻名”的贫穷国家，曾向我国购买了一批战斗机。按照常理，做生意讲究钱货两讫，但现实中拖欠货款或无法交货的情况屡见不鲜。索马里便以“延期付款”为借口拖欠战机款项，我国先后7次追讨未果，最终这笔债务几乎成了坏账。

大家或许会疑惑，这么一个经济困顿、靠海盗行径“刷存在感”的国家，他们怎么会买得起战斗机？他们又为什么想要买战斗机呢？其实这背后既有冷战时期的特殊国际格局，也可能涉及地区势力博弈的需求。但无论如何，违背商业契约的行为终究还是难逃自食恶果的结局。

索马里位于非洲之角，濒临亚丁湾与印度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二战结束后，非洲各国纷纷走向独立，索马里也于1960年宣布独立。20世纪70年代，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建立了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军事政府。

巴雷政权的活动较为活跃，其政府在国际上先后与苏联、美国、中东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都曾产生过合作与冲突。在冷战大背景下，非洲之角地区成为美苏角力的前沿地带。

索马里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一度与苏联交好，获得过大量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包括坦克、装甲车、火炮及各型飞行器等。然而，由于1977—1978年间的“奥加登战争”爆发，索马里与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被迫寻找新的武器来源。

当时的中国在对外军事合作领域秉持相对灵活务实的态度，也正在扩大军工出口以获取外汇。在得知索马里急需更新一批中型与轻型战斗机以填补空缺后，中国方面积极展开接触。

最终，中国与索马里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陆续签订了多项军售合同，其中包括出口歼-6、歼-7等机型。

当年，索马里在军购谈判初期试图先以小笔订单试用这些相对廉价、维护要求较低的中国造战机。歼-6、歼-7系列机型在当时虽算不上技术先进，但对于索马里空军而言，已经足以满足边境巡逻、低烈度冲突与示威性演练的需求。

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和索马里方面在边境冲突中对军机需求的上升，索马里在80年代初再次追加了订单，欲打造一支规模更大的喷气式战斗机群。至此，中索两国政府和军工企业签订了较为系统的武器贸易协议。

在这个交易过程中，与许多发展中国家采购武器的模式类似，索马里与中国的军购合同一般采用“先付定金，分批交货，然后付清尾款”的流程。然而，由于索马里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外汇储备严重不足，巴雷政权希望中国能在资金上给予宽松或分期偿付。

尽管当时我们也觉得这种付款方式可能有风险，可当时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对于外汇的需求还比较高，所以面对索马里的订单时，我国还是选择了给予宽松的付款方式。索马里最初确实向中方支付了部分预付款，以保证第一批战机及相关装备顺利装船发运。

但在装备抵达后，索马里多次以财政紧张、外债沉重、对埃塞俄比亚冲突不断等因素为由，延后乃至拒绝结清剩余尾款。这种情况并非索马里独有，在冷战对抗和地区冲突交织下，许多非洲国家对其债务问题采取过“拖欠”“减免”甚至“赖账”等方式。

到了巴雷执政后期，索马里国内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但是在这样恶劣的财政状况之下，军费开支还是在政府预算中占据了极其夸张的比例。过往的历史都证明着，对于一个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的国家而言，一味扩军只会导致通胀、粮荒和社会矛盾的加深。

索马里在80年代的外债规模成倍增加，除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部分债务外，也欠下了美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等多个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款项，整体外债负担极为沉重。

就在这一背景下，索马里对中国的战机尾款迟迟不予偿付。中方多次试图借助外交和商务谈判渠道进行追偿，但每一次都因为索马里方面的财政困境和政治动荡而陷入僵局。

自80年代中后期到巴雷政权倒台前后，中国方面对索马里发起了至少七次有明确记录的追债交涉，时间跨度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期。

第一次追索大约在80年代中期，当中国方面注意到索马里政局已开始走向动荡、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时，驻索马里使馆商务处及军工企业驻外代表向索马里财政部与国防部提出了清算尾款的正式请求。

索马里方面以“边境局势紧张”“财政已被军费占用过多”等理由表示无力支付，愿意推迟至“战争局势缓和再做商议”。

第二次追索在此之后不久，中国派遣相关代表团赴摩加迪沙洽谈，试图以“分期偿还”及技术补偿等方式达成协议。但索马里政府层面出现了不同派系争斗，一时难以就此达成一致。谈判结果陷入停滞。

第三次追索80年代后期，中国着手与其他非洲国家推动经贸合作时，再次希望把对索马里尾款问题纳入双边经济合作框架中，如考虑以援建项目或开发项目“抵扣”军购尾款。

然而，索马里当局要求中方先行投入基础设施资金，再由其逐步偿还。这种“逆向思维”使得中国企业无法接受，致使谈判失败。

第四次追索接近90年代，索马里国内反政府武装异军突起，巴雷政权已风雨飘摇。但中国外交部还是尝试在国际场合与索马里高层进行沟通，要求尽快明确偿债计划。索马里方面除了书面承诺外，再无任何实质动作。

第五次与第六次追索1990年前后，巴雷政权与多个地方军阀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中国方面先后两次通过不同渠道发去交涉文函，对方却以“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机关无力运转”等理由敷衍，甚至无法给出任何偿还时间表。

第七次追索1991年初，巴雷政权彻底崩溃。中国方面曾短暂联络过索马里过渡政府或各派武装，尝试保留索马里欠款的法律主张，但在内战和混乱局势下已难以取得实质进展，追债自此陷入僵局。

1991年1月，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政权被反政府武装推翻，索马里国家机器几近瓦解，中央政府失去实质管控能力，大量武器流入民间或被各派武装占据。

此后长达二十多年里，索马里陷入了无尽的内战与军阀割据之中，国家经济全面崩溃，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曾经的军购合同与债务纠纷，也随之淹没在战乱与政治真空中。

国家信誉的丧失，让索马里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主权债务体系中几乎无从立足。曾经对外欠下的大量军购债务也因多年累积被搁置，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信任度极为低下。对于中国而言，彼时的索马里已无可实际交涉的政府主体，追讨尾款更无从谈起，这笔欠款只能算作“坏账”。

现在的结果对于索马里而言，无疑是自食恶果。当年通过透支国家信用与财政来拼命扩军，却并未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也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冲突、贫困、腐败与极端主义势力的滋生，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多次对索马里进行人道援助与干预，却也难以阻止局势反复恶化。

1.澎湃新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冷战时期的非洲之角》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索马里国家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