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辽宁省丹东市的一个小区里发生一起煤气爆炸事故，当时正被警方叫去那里开门的锁匠王立军和一位办案民警当场遇难。
事后，牺牲民警不但在被追记为一等功，还得到了巨额赔偿和无数荣誉，可被民警拉去开锁结果不幸身亡的锁匠师傅王立军竟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看到当时被煤气爆炸波及到的邻居都拿到了一笔赔偿金后，气不过的锁匠妻子选择上诉，可法院却说他在死亡前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不符合因公牺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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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警方开锁却意外身亡的锁匠
2020年6月19日凌晨，锁匠王立军接到当地110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去保利小区帮助正在执行任务的民警开锁，可谁知道这一趟的工作竟让王立军踏上了黄泉路。
大约半个小时后，保利小区里的一声巨响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王立军开锁的人家发生了煤气爆炸，当场造成了3人死亡，四人受伤。
原来，在事发前一对夫妻因家庭纠纷陷入争执，一时想不开的妻子将自己反锁在家中并打开了煤气罐，察觉异常的老人立刻打电话报警求助，两名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房门紧闭，又赶忙联系了锁匠王立军。
到达现场后，王立军迅速打开了房门，可谁知道就在进门的时候，报警人的一个误操作瞬间引发了煤气爆炸，猝不及防的爆炸导致了王立军和一名民警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后，牺牲民警被追记为一等功，其家属获得了国家的抚恤和社会的关怀，很多当地的人民群众都自发地为其悼念，缅怀这位为保护群众安全而献出生命的英雄。
相比之下，同样在爆炸中丧生的王立军却似乎被完全遗忘了，这位勤勤恳恳的普通锁匠，在履行公民义务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和慰问，这种落差感让他的妻子王艳丽十分悲痛。
据王艳丽介绍，王立军在2007年与丹东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签署了一份《丹东市锁具技术开启服务人员治安管理责任状》后，就关掉了自己的锁铺，专门协助警察处理各种需要开锁的案件。
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王立军一直跟随民警奋斗在战斗一线，可如今他的突然离去，不但没有任何荣誉，就连相应的经济补偿都没有，让王艳丽希望为丈夫讨回一个公道。
王艳丽多次向相关部门申请赔偿，甚至选择将当时正在办案的振兴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她认为王立军是应警方要求前去协助，在履行公民义务时遇难，应当得到与牺牲民警同等的待遇。
艰难维权路
在丈夫遇难后，王艳丽开启了一段艰辛的法律诉讼之路，她向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却被对方用“公安机关违法行使职权造成侵权的事实不成立”的理由驳回。
面对这样的结果，王艳丽并不甘心，她坚持声称丈夫应警方召唤前去协助，是在履行公民义务时殉职，属于“因公死亡”，理应得到与牺牲民警同等的待遇和赔偿。
随后，王艳丽向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双方在法庭上就王立军协助警方开锁时的身份，以及警方现场处置程序是否合规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可惜的是，法院判决沿用了丹东市局的说法，认为王立军的死亡原因是因为报警人误操作导致的煤气爆炸，与警方无关，而他的开锁工作是以修配部的经营者身份进行的，并不属于警务辅助人员。
一审法院驳回王艳丽的诉讼请求后，她又接连进行了两次上诉，并且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案件缺少“6·19爆炸案事故调查报告”这一重要证据。
警方虽然在庭审中承认存在一份由多部门联合签发的事故调查报告，并承诺在庭后一周内提供，但直到二审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时，王艳丽仍然没有看到这份关键证据。
在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请求被驳回后，王艳丽为丈夫讨回公道的法律之路似乎走到了尽头，她选择了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希望能够借助网友的力量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案。
相关的社会争议
经过媒体发酵后，王立军的遭遇引发了很多人对于公民协助执法权益保障的思考，有人认为在各类突发事件中，需要一些职业性质的非公职的专业人士协助办案，他们的努力不应该被一句“经营行为”就抹除其贡献。
法律专家就认为，像王立军这样的特殊工种，在协助执法过程中遭遇不幸时，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因公牺牲”，反映出了现行法律体系中存在漏洞。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就认为，锁匠是一个需要公安备案的特殊工种，那么在警方邀请下执行公务期间发生意外，应当被认定为警务协助者，应该获得相应的抚恤或补偿。
此外，付律师还认为，即便王立军遭遇煤气爆炸的相关责任与丹东市局无关，但其作为服务的购买者，导致王立军在工作期间出现意外，也应当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其家属做出一定补偿。
2023年12月11日，公安派出所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在王立军遇难的三年半后，首次对王艳丽进行登门探望，这让王艳丽感到十分复杂，既对自己的努力得到肯定感到温暖，也对法院迟迟不愿认定丈夫属于协助警务殉职而感到无奈。
王立军的遭遇引发了公众对协助执法者权益保护体系的质疑，很多人认为经常帮助警方办案的专职人员尚且存在模糊地带无法保证他们的相关权益，突发事件中主动协助执法而出现意外的普通公民权益是否也会存在漏洞？
专家建议我国应当尽快在法律层面明确界定协助执法者的法律地位，对这些这些职业或偶然参与其中的协助执法者提供必要的保障，并为其建立专门的保险制度和赔偿机制，确保协助者在出现意外后能够得到合理补偿。
王立军案件的审理过程，还说明了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其中关于法院判决时关键证据的缺失、对特殊工种身份认定的争议、警方处置程序的合规性评判等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公众呼吁相关部门正视质疑，尽快采取措施改善现状，让人们看到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也希望司法程序能够更加透明、公正，确保每一个案件都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模糊做法，引发了人们对其是否做到了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产生怀疑，也影响了更多像王立军这样凭借专业知识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职业协助者”的报国之心。
王艳丽的维权故事成为了公民权益保护的一个缩影，引发了社会对相关法律和制度完善的呼声，更多人期待通过这个案例，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为今后类似情况下的公民权益保护提供更好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结语
无论王立军是否被认定为警务协助者，他都没有义务在这样可能发生煤气爆炸的危险场合进行工作，如今因为警方的征调遇到意外，他也至少应该得到一份应有的人道主义赔偿。
参考文献
上观新闻——《辽宁丹东锁匠之死，谁之“责”？》
https://www.jfdaily.com/wx/detail.do?id=69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