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张国焘权欲熏心，向中央“逼宫”，一心要取得全国红军的绝对领导权。他先斩后奏，勒令左路军返回阿坝，然后致电中共中央，强硬要求右路军南下松潘，造成了草地分兵的恶果。

老覃在多年前还发布过《此开国元帅考黄埔军校时，复试官是毛主席，其晚年称有事愧对主席》一文，讲的是徐向前元帅和毛主席之间的深厚的革命情谊。

徐向前是开国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也是与毛主席相识最晚的一位。

草地分兵前夕，毛主席曾悄悄征询过徐向前的个人意见。

徐向前一时没有多想，如实相告：“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毛主席听了他的回答，就没有再说什么了，黯然点了点头，站了一会，走了。

第二天，中央和毛主席率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有些不明就里的官兵叫嚷不已，眼看就要发生一场“火并”，徐向前勃然大怒，呵斥道：“胡闹，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鼓噪声这才平息。

事后，徐向前还是痛哭了一场。

这件事，影响和刺激了徐向前的一生，到了晚年，他是因为自己当时没有明确表示跟中央一起走，没有和中央领导共同北上，不能原谅自己，认为自己“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对于这一个错误，早在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他曾私下里向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作过检讨，明确表示：“中央和毛主席的北上方针是对的。我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且主力队伍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带得动的。”

西方有一句谚语说：上帝想要一个人灭亡，就会先让他疯狂。

狂妄的张国焘在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上狂奔，他不但带走了四方面军的全部人马，还“拐”走了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9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上赫然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

他在会上昂首叉腰，摇头摆尾地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

会后，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残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

10月5日，部队南下到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张国焘觉得还不够过瘾，又公开宣布开除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悍然另立“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我们都知道，红一方面军多帅才，红四方面军多将才。

张国焘所带领的红四方面军，乃是一支猛如狮虎的雄壮之师，有八九万人。

惜乎张国焘的战略路线是错误的，这就注定了他的南下之路是注定要处处碰壁的。

他在10月24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放言说要占领成都。

但是，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调集了王瓒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中80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夹门关、太和尝百丈等地区严阵以待。

战斗空前激战。

其中的百丈之战连续打了7个昼夜，红军损失了四五千人，气势大沮。

四川军阀主力尽集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

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展开，第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则在西南面康定、沪定地区收缩封锁。

南下红军陷入了困境，难以自拔。

广大指战员这才开始有了警醒，对张国焘的南下政策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偏偏，毛主席、周恩来率领的第一、三军团不断从陕北传来了胜利的消息：他们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县，红军在不断发展、壮大。

大家都在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在直罗镇打了胜仗后，中央红军把这个捷报通过发电报的方式直接发给了徐向前和陈昌浩，

徐向前高兴坏了，一时没有多想，兴冲冲地拿着电报去找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张国焘的脸阴沉得可怕，阴恻恻地制止说：“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徐向前像被人兜头泼了盆冷水，内心冷了半截，心想，这人对中央红军打了胜仗都要封锁消息，不敢让下面知道，可见，他的内心对中央是充满了恐惧的。

徐向前并不知道，张国焘内心的罪恶并不止于此。

原五军团的参谋长曹里怀，到了红四方面军后，因为对张国焘有看法，被张国焘调到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担任局长。

不久前，曹里怀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后，悄悄告诉了身边的两位同志，竟被张国焘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要处死。幸好朱德出面死护，才救下了曹里怀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