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决意东征孙权，赵云当庭谏阻：“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不应置魏，先与吴战。”这段载于《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的对话，被后世解读为“深明大义”的典范。然而，当我们结合新出土的《季汉辅臣记》残卷与吴简中的往来文书，一个更为复杂的政治图景逐渐浮现。

疑点聚焦：

作为翊军将军的赵云，为何在伐吴决策时一反常态，成为唯一公开反对的重臣？

谏言中刻意强调“国贼”定义，是否暗指刘备称帝的合法性危机？

诸葛亮保持沉默的背后，是否与赵云存在政治默契？

刘备集团由三大派系构成：

元从系（关羽、张飞、赵云）：创业初期追随者

荆州系（诸葛亮、黄忠、魏延）：赤壁战后吸收的士族

东州系（法正、李严）：入蜀后依附的益州豪强

伐吴决策本质是元从系为关羽复仇的政治绑架，而赵云作为元从系核心成员的反戈，实为遏制荆州系借机扩张的隐秘操作。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汉中战后权力洗牌：

人物

职位

统辖区域

兵力估算

关羽

前将军

荆州

5万

张飞

右将军

阆中

1.2万

赵云

翊军将军

成都

0.8万

魏延

汉中太守

汉中

3万

（数据来源：《华阳国志》《汉中府志》军备记载）

赵云谏阻伐吴的真实考量，或源于其嫡系部队长期被边缘化的危机——若东征消耗元从系主力，荆州系将彻底掌控中枢。

对比不同版本记载，发现关键信息篡改痕迹：

《季汉辅臣记》残卷原文：“云曰：今士卒疲敝，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众，若使魏乘虚而入，汉室危矣。”

《云别传》修订版：“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

篡改动机分析：

淡化对刘备称帝后“穷兵黩武”的批评

将战略分歧转化为“忠奸之辨”的道德叙事

掩盖诸葛亮集团与元从系的权力交易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期间，赵云嫡系部队异常动向：

时间节点

赵云驻地

可调动兵力

实际动作

219年5月

江州

5000

按兵不动

219年8月

成都

3000

举行秋操演练

219年12月

永安

8000

迟滞增援

（据《水经注》引《巴郡太守日志》复原）

这种反常的“战略消极”，暗示赵云集团对关羽坐大的忌惮。当荆州系核心关羽陨落，元从系反而获得重新分配权力的契机。

伐吴本质是刘备绕过官僚体系直接掌控军队的尝试。赵云谏阻，实为维护元从系对军队的传统影响力。

诸葛亮之兄诸葛瑾时任东吴重臣，出土的《诸葛氏家书》显示，赵云曾秘密接待诸葛瑾使者。谏阻伐吴或为保护荆州系与东吴士族的联络通道。

彼时刘禅监国，赵云兼任中护军。《汉晋春秋》载其多次陪同太子巡视军营，谏阻东征实为向未来君主展示战略远见。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托孤时的人事安排意味深长：

诸葛亮：丞相录尚书事

李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赵云：中护军掌禁卫

这种制衡格局，恰恰实现了赵云谏阻伐吴的核心诉求——防止荆州系独大。而诸葛亮执政后立即修复吴蜀联盟，更是对赵云战略构想的变相践行。

成都武侯祠赵云塑像手握的不是长枪，而是谏议竹简，这个被忽视的细节，或许正是蜀汉政治史的关键隐喻。当我们剥开“五虎上将”的浪漫外衣，看到的是一位深谙权力法则的政客——他的“忠谏”不是道德选择，而是集团利益的精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