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晚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算是清末政坛三大风云人物，之所以将这三位放到一起比较，是因为他们生前都创建过“王牌军”：湘军、淮军、北洋新军。

然而，这三位“军界巨头”虽然前半生境遇相仿，但他们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

曾公被后世誉为“圣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操守和人格魅力均属人中龙凤。在晚清时期，我们很难见到像曾国藩这样严于律己的人。更难得的是，在清正廉洁的基础上，曾国藩还能在暗流涌动的官场中游刃有余，能协调好与各朝中势力的关系。

正因如此，太后才会将整个王朝的军政大权交付到此人手中。可想而知的是，若非曾公“屡败屡战”，恐怕满清早已于太平天国事件中迎来末日。

那么，曾国藩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原本按照朝廷的承诺，在击败了太平军势力后，立下汗马功劳的曾国藩有资格列土封疆。然而，出尔反尔的慈禧仅赏给曾国藩一件毫无意义的黄马褂，给了他一个所谓“荣誉头衔”而已。显然，这样的结果让曾国藩的部下无法接受。

所幸，曾国藩与历史上那些黄袍加身的叛乱分子有天壤之别，而且他十分聪明。当黄马褂送到家中后，曾国藩就已意识到自己功高震主的实绩已触动了朝廷的底线。

因此，曾国藩及时响应朝廷号召，主动交付了兵权，明哲保身。原本，湘军之中有十万名精锐。曾国藩明智地响应朝廷，裁军八万，这才让清廷对其放了心。

要知道，当时曾国藩的老部下纷纷劝主子翻身做皇帝，用手里的枪杆子与朝廷平等对话。对当皇帝这一点，曾国藩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绝不是当皇帝的料，所以他选择了明哲保身这条路。

相比之下，李鸿章的鬼主意比曾国藩多得多。

相比于曾国藩，李鸿章更像是一名投资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站在利益的角度上思考的。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政坛上的李鸿章虽然带领满清完成一系列革新，但他却始终站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方。

活在未来的我们知道，若非如此，李鸿章也不可能成为满清政坛第一人。只是，当时的人们对其缺乏理解，将无数骂名强加在李鸿章身上。即便是许多现代人，也对李鸿章颇多非议。笔者认为，李鸿章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与张之洞东南互保，推卸了开战的责任。

从当时的局面中我们能看出，李鸿章将一切罪责都推给统治者，其意为开战是慈禧太后的主张，与大臣毫无关联，如果战后要追究责任与臣子无关。在这种态度中我们就能看到，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活命他直接将自己的主子推上了风口浪尖。

令人觉得微妙的是，在八国外交官纷纷表示不会追责后，李鸿章及时调转矛头，表示要誓死捍卫慈禧。正是因为这种墙头草的做法，使李鸿章名利双收，赢得生前身后名。

相较于前两者，袁世凯就是单纯的狠毒了。

当然，他的晚年比前两位滋润得多。从能力上来看，袁世凯更像是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结合体。袁世凯拥有能颠倒黑白的政治手段，又有长远的眼光和完备的战略计划，他懂得利用一切可运用的资源为自己铺平道路。

所以，袁世凯前半生是满清王朝的栋梁之臣，后半生又化身为大清的头号大敌。

当然，袁世凯能叱咤风云的首要原因，是慈禧太后病逝。袁世凯活跃时期的统治者是隆裕与溥仪，显然这对孤儿寡母比慈禧好欺负得多。

论起袁世凯当时的境遇，与西汉末年的王莽颇有些类似，因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根本无法对其产生制约。所以，当革命之火席卷全国后，袁世凯才能悠然自得地向朝廷要着军饷，和革命党谈条件。可以说，这份手段古往今来仅有王莽能与之比肩。

不过，袁世凯上位后倒行逆施，走了一步臭棋——登基称帝，以至于他一生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满盘皆输。但他的能力是不可否认的。

今天我们讲的满清三巨头，曾国藩缺乏野心，李鸿章缺乏胆量，而袁世凯既有野心又有胆量却缺乏大义。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三位叱咤风云的巨头各有缺失，才塑造了一段令后人铭记的晚清史。

参考资料：

【《清史稿》、《袁世凯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