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战争从来不单单只有正面战场上的较量，还有隐蔽战线上的博弈。比如，周公成立的中央特科，无数的地下工作者，深扎在敌人内部，冒着生命危险送出至关重要的情报，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当然，隐蔽战线从来都不是单行道。尤其是戴笠领导下的国民党军统，对我党的渗透活动也从未停止。他们深知情报的重要性，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派遣大量特工潜入我党根据地，试图获取情报、破坏我党的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为了我党的核心指挥中心。军统自然也把延安视作渗透的重点目标。一批又一批的军统特工，怀揣着不同的目的，想方设法混入延安，企图接近我党高层，获取核心机密。
这些军统特工，大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不仅要学习各种情报技能，还要接受严酷的心理考验。他们必须学会伪装、欺骗、隐忍，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这群军统特工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就是被军统内部称为“蓝色007”的特工——沈之岳。
沈之岳不仅成功潜伏到延安，还一度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要知道，延安作为我党的“心脏”，其安保措施之严密，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而且，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是经过千挑万选、身经百战的精英，任何可疑的举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那么，沈之岳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沈之岳的早期经历。
1913年，浙江仙居县，沈家大宅里传出一阵响亮的啼哭，沈家的少爷出生了，取名沈之岳。沈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虽算不上只手遮天，但日子过得比寻常百姓要滋润许多。沈之岳从小就聪明伶俐，是长辈们眼中的“神童”。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33年。20岁的沈之岳，已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能进复旦的，无一不是人中龙凤。上海滩，十里洋场，既有纸醉金迷的奢华，也有暗流涌动的革命思潮。沈之岳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疯狂地汲取着各种新思想。
他认识了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年轻人，开始接触马克思的学说。这些进步青年，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畅想未来。沈之岳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开始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那时的沈之岳，满腔热血，一心想为国家做点什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沈之岳和同学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冲出校园，参加抗日游行。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理解和支持，而是冰冷的牢房。
监狱，是沈之岳从未涉足过的黑暗世界。他亲眼看到同伴遭受酷刑，内心既恐惧，又愤怒。他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自救，否则，下场不堪设想。
一次提审时，沈之岳突然灵机一动，他对着审讯人员大声呵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们，我家里人在南京当大官！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保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他故意把“南京”两个字说得很重，希望以此震慑住对方。
这突如其来的“变脸”，让审讯人员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看着眼前这个虽然年轻、但气势汹汹的学生，心里也有些打鼓。毕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就这样，沈之岳靠着自己的“表演”，暂时逃过了一劫。
但，这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一方面把情况向上级汇报，一方面暗中调查沈之岳的家庭背景。很快，真相大白：沈之岳家境虽好，但在国民政府中并没有什么靠山。这群特务感觉自己被耍了，正准备对沈之岳严加拷打。
就在这时，一份关于沈之岳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了一个人手里——这个人，就是戴笠。
戴笠虽然冷酷无情，但又极具眼光。他一直在寻找“可造之材”，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戴笠仔细翻阅着沈之岳的资料，他看到了一个年轻人身上的“闪光点”：
这小子家境不错，但又不是那种顶级权贵。这种出身，既能让他接触到上层社会，又不会过于引人注目，方便日后开展工作。
他虽然接触了共产党，但并没有陷得太深，还有“挽救”的可能。这种“半红半白”的状态，正是戴笠最喜欢的。
更重要的是，沈之岳在监狱里的那番“表演”，让戴笠看到了他身上的潜质：机智、大胆、沉着，这不正是干特务的料吗？
戴笠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块璞玉。他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个年轻人。
于是，在一个秘密的地点，戴笠和沈之岳见面了。没人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什么，但结果是，沈之岳选择了为戴笠效力。
戴笠开始对沈之岳进行“改造”。他不是简单地把沈之岳变成一个冷酷的特务，而是要充分利用他的优势，把他打造成一个“特殊”的工具。
他让沈之岳学习英语和俄语，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他的语言能力，更是为了让他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了解国际形势。
他让沈之岳继续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也不是为了让他“改邪归正”，而是为了让他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理论，以便日后更好地伪装自己。因为欺骗外行人太简单了，你只有真的比他们还懂，才有机会。
他还让沈之岳继续保持“进步青年”的形象，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不仅是为了掩人耳目，更是为了让他在进步人士中建立起威信。
过了一段时间，戴笠开始给沈之岳一些“甜头”。他秘密安排沈之岳进入浙江警官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那是国民党培养特务和警政人才的基地。能进去的，都是有背景、有关系的人。通过警官学校的经历，沈之岳成功进入了国民党内部。
最后，为了让沈之岳彻底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戴笠还给他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让他亲手沾染共产党人的鲜血。从此，沈之岳再无退路。
戴笠对沈之岳的“改造”非常成功，接下来就是寻找时机，让这枚棋子，发挥作用。
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存亡，再次携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这片曾经被国民党重重封锁的红色土地，也终于打开了一扇与外界交流的窗口。
延安的领导人们深知，要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不仅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更要争取全国各界，乃至国际友人的支持。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地扩大延安的影响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怀揣着救国理想的青年、学者、记者，前来这片热土参观、学习。
而就在这股热潮中，一个身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化名为“沈辉”的沈之岳。
沈之岳，身负刺探情报、伺机暗杀中共高层的重任。他借着“抗日统一战线”的东风，伪装成中央大学的学生，混入了一个即将访问延安的教授访问团。一路上，他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热血青年，对革命充满了向往。当访问团抵达延安，他更是激动不已，恨不得立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在延安的日子里，沈之岳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关于红色政权的一切信息。他积极参加各种座谈会，认真聆听延安干部们讲述的抗战故事，还主动向当地的农民请教农业生产的经验。他把延安的每一处地方都看了个遍，宝塔山、杨家岭、枣园……这些在革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访问团的行程很快结束了，成员们准备启程返回。临行前，沈之岳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留在延安，参加革命！
访问团的成员们被他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纷纷向他表示敬意。在他们看来，这个年轻人是真心向往革命，准备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的。
送别了访问团，沈之岳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潜伏计划，才刚刚开始。
他很清楚，想要在延安立足，并且完成戴笠交代的任务，仅仅依靠“进步青年”的身份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获得延安方面的信任，进入到核心层，才能有机会接触到中共的高层领导人。
他把目光投向了那所坐落在延安城外的学校——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抗大”，那可是培养抗日干部的重要摇篮啊！那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还有不少经验丰富的红军将领担任教员。能进入“抗大”学习，就意味着获得了延安方面的认可，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如果我能进入‘抗大’，就能接触到更多的人，获取更多的情报，也更有机会接近那些目标……”沈之岳暗自盘算着。
但想要进入“抗大”，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严格的政治审查。
负责审查工作的，是边区保卫处的处长周兴。这个名字，沈之岳可是早有耳闻。周兴可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革命，经验丰富，在延安负责反特工作，不知破获了多少起国民党特务的潜伏案件，绝对是个厉害角色。
沈之岳深知，要想骗过周兴的眼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必须小心谨慎，步步为营。
为了应对审查，沈之岳精心设计了一个“破绽”：他自称是河南人，却在说话时，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些江浙地区的口音。他相信，以周兴的敏锐，一定会注意到这个细节。
“小伙子，你是哪里人啊？”审查时，周兴果然问到了这个问题。
“报告首长，我是河南人。”沈之岳回答道。
周兴眯起了眼睛，他没有直接点破，而是继续问了一些其他问题。
沈之岳明白，周兴已经开始怀疑他了。他要做的，就是让周兴的怀疑不断加深，然后再一点点地消除他的疑虑。因为他相信，每一次疑虑被打消，都会变成一份信任。而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
周兴顺着沈之岳的口音这条线索展开调查。按照常理，如此明显的破绽，通常特务都会极力避免。周兴起初也抱有怀疑。沈之岳似乎也察觉到了周兴的疑虑，却并没有刻意掩饰，而是在一次看似随意的谈话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自己早年曾随亲戚在江浙一带旅居的经历。
这番看似不经意的解释，却巧妙地填补了那个“破绽”。他表现出的坦然，反而让人生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错觉——如果他真是特务，又怎会如此轻易地暴露自己的口音问题呢？
事实上，除了周兴这边进行的调查，戴笠在外围也为沈之岳的身份做了周密的铺垫。他动用军统的力量，通过各种渠道散布了关于“沈辉”这个“进步青年”的各种信息，为他编织了一个看似真实可信的背景故事。这些精心编造的信息，有的通过小道消息传播，有的则通过某些“不经意”的渠道透露给延安方面，使得沈之岳的“进步青年”形象更加牢固。
内部看似不经意打消了怀疑，外加军统在外围保驾护航，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让沈之岳在审查过程中显得异常顺利，甚至顺利得有些出乎意料。
沈之岳能够如此轻松地通过审查，与他对革命理论的理解之深入也有很大关系。他接触过社会底层，对于劳苦大众的生活困境有切身体会。这使得他对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理论产生了天然的认同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他不仅能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能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进行深入的解读。在和延安当地的百姓，以及访问学者交流的过程中，他展现出对革命理论的深刻领悟，甚至于周边的很多革命者将他当做榜样。
1938年4月，沈之岳顺利进入抗大，成为了抗大二期学员。这一步的成功，标志着他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
在抗大的学习生活中，沈之岳更是将自己的“积极性”发挥到了极致。他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生活简朴，作风正派。无论是政治学习还是军事训练，他都积极参与，从不缺席。在日常的劳动中，他也总是冲在最前面，不怕苦，不怕累。
在课堂上，沈之岳展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他不仅能迅速掌握老师讲授的内容，还能举一反三，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他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常常让授课的教员都感到惊讶。
他的突出表现，使他在抗大众多学员中脱颖而出，很快就成为了大家公认的“模范生”。
沈之岳的优异表现，甚至引起了延安高层领导的关注。在一些公开场合，康生就曾对沈之岳进行过表扬，称赞他是“国统区来延安学习的进步青年的表率”，并且强调说：“同志们应该改变对国统区进步青年的偏见。” 这些赞誉，无疑为沈之岳在延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要知道康生曾长期主持延安的反特工作，能在他的眼皮底下蒙混过关，这也说明沈之岳确实有过人之处。
不久，沈之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能直接接触到延安的核心高层。
沈之岳的成功渗透，刚开始戴笠都觉得不可思议，心里在想：不到一年，就有这个成绩，莫不是这小子反水了，故意骗我。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戴笠还是对沈之岳保持着警惕。
经过多次考察后，戴笠最终判断：沈之岳在延安的表现，并非伪装，他是“可靠”的。
一份秘密情报这样描述沈之岳在延安的状态：“此人在‘抗大’积极活跃，与同学关系融洽，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颇受校方和上级领导的赞赏。目前已与中共中央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建立了联系，并能经常接触。”
这份报告，让戴笠欣喜若狂。
他意识到，自己当初选择沈之岳，执行这项任务，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沈之岳，已经成为了他在延安的一颗重要棋子，一颗随时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的棋子。
于是，戴笠对沈之岳，更加重视，也更加信任，并指示他，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在延安“深耕”，争取获得更高的职位，接触到更核心的机密。
而沈之岳，也没有辜负戴笠的期望。
他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过人的胆识，在延安的各个机关，混得越来越如鱼得水，最终成为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之一。
这个身份，让沈之岳距离中共的核心高层，更近了一步。
他可以更加方便地接触到中共的机密文件，了解到中共的重大决策，也更有机会，接近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得知这一消息后，戴笠兴奋不已。
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开始实施一项更加大胆、更加危险的计划：刺杀毛泽东主席！
在戴笠看来，如果能够成功刺杀毛主席，那么中共的革命事业，必将遭受重大打击，国民党的“剿共”大业，也将事半功倍。
于是，他通过秘密渠道，向沈之岳下达了刺杀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并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项任务。
沈之岳接到命令后，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他知道，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甚至丢掉性命。
但是，作为一名国民党特工，他又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执行这项任务。
于是，沈之岳开始暗中观察毛主席的生活习惯，寻找下手的机会。
他发现，毛主席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休息的时候，都喜欢抽烟。
而且，毛主席对香烟的品牌，也有一定的偏好。
为了接近毛主席，也为了博取他的好感，沈之岳做了一个看似“贴心”的举动。
他专门买了一包毛主席喜欢抽的香烟，放在自己的怀里，随时准备着给毛泽东递烟。
然而，沈之岳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看似“贴心”的举动，最终却暴露了他，让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自己在延安的潜伏生涯。
那么，沈之岳递烟是如何被发现破绽的呢？
一天，沈之岳终于等到了一个与毛主席独处的机会。
当时，毛主席正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沈之岳则在一旁整理文件。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毛主席感到有些疲惫，他放下手中的笔，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想要抽支烟提提神。
沈之岳一直在暗中观察着毛主席的一举一动，见状，他立刻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香烟，快步走到毛主席身边，恭敬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递了过去。
“主席，您抽烟。”沈之岳的声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关心。
他自认为，这个举动，既能体现自己的细心和体贴，又能进一步拉近与毛主席的关系。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看似完美的举动，却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毛主席接过沈之岳递过来的香烟，脸上露出了笑容，似乎对沈之岳的“懂事”颇为满意。
但当他转过头去，准备点燃香烟的时候，他的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
这个细微的表情变化，并没有逃过沈之岳的眼睛。
沈之岳心中一惊，暗叫不好。
他知道，自己可能露出了破绽。
原来，毛主席虽然喜欢抽烟，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有着严格的要求。
毛主席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更不喜欢身边的人投其所好，搞特殊化。
而在毛主席的印象中，沈之岳一直是一个生活简朴、作风正派的年轻人。
他从未见过沈之岳抽烟，更不知道他还有随身携带香烟的习惯。
更何况，沈之岳递过来的这盒烟，正是自己平时最喜欢抽的牌子。
一个平时不抽烟的人，为什么会随身带着自己喜欢抽的烟呢？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沈之岳又是从哪里得知自己喜欢抽这个牌子的香烟呢？
沈之岳了解这些，又有什么目的呢？
一连串的疑问，涌上了毛主席的心头。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越想越觉得沈之岳的举动，有些反常。
联想到沈之岳之前在延安的种种表现，以及他那过于“完美”的履历，毛主席的心中，已经有了判断。
此人，要么是极善钻营、惯于阿谀奉承之辈，要么，就是在延安别有用心，另有所图！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毛主席都不可能再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更不可能继续信任他。
就这样，沈之岳苦心经营多年的潜伏计划，因为一个“递烟”的举动，彻底破产了。
不久之后，沈之岳突然接到了上级的调令，让他前往江南的新四军部队工作。
这个突如其来的调动，让沈之岳感到措手不及。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被突然调离延安？
他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直到离开延安的那一刻，沈之岳仍然是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再也不可能返回这里了，自己也绝无可能完成刺杀毛主席的任务。
虽然有些不甘心，但他更多的却是庆幸和如释重负。
毕竟，能够从延安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而他更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自己过于“贴心”的举动，才让毛主席产生了怀疑，从而逃过了一劫。
调到新四军后，沈之岳依旧在不停的向军统传递情报，而且比往常更加频繁。
比如1941年的“皖南事变”，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是临时制定的，属于最高机密，国民党是如何得到精准情报的？那么，最好的解释是，沈之岳泄露了新四军的行踪。
凭借这个“功劳”，沈之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至此，沈之岳的身份水落石出，我党也将其列为叛徒。
国民党败退大陆后，沈之岳也跟着去了台湾，并且备受蒋氏父子的信任。
1990年，77岁的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于四年后病逝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