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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邓小平经常跟身边的人说的一句话是:
“我能游泳,说明我的身体还行;我还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行。”
游泳能够锻炼身体,打桥牌能够考验智力,邓小平通过钟爱的两项运动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了一种交替的张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抽烟很厉害的邓小平决定戒烟,并且成功了。仅从这一点上来看,邓小平的毅力是相当坚强的。
邓小平决定戒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能够亲眼见证香港的回归,为此,他还曾明确表示“要争取活到1997年,就算坐着轮椅也要去。”
因此,在医务小组的建议下,邓小平放下了手中的烟。
放下了香烟后,邓小平在每次打桥牌时,也不再吞云吐雾了。这跟他之前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有着很大的差别。
可惜的是,在戒烟没多久后,邓小平也不再打桥牌了,这跟他的身体原因有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虽然已经步入高龄,但打桥牌时,他还是坚持自己发牌。
然而,在一次打牌的时候,牌友们惊讶地发现邓小平的手边放着一个盛水的碗,见大家的目光都疑惑地停留在这个碗上,邓小平笑着解释道:“年龄大了,手也不怎么出汗了,沾些水发牌的时候能快点。”
1994年国庆节当天的晚上,时年90岁的邓小平再次坐在了桥牌桌上。但这时,他的手指已经捋不开扑克牌了,打牌的时候,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代替父亲承担起了捋牌的责任。不过,打了一会牌后,邓小平便坐不住了,他表示“出去看一看烟火。”
就这样,这场牌局便散了,而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打牌。
邓小平的桥牌技术如何呢?他的牌友“棋圣”聂卫平曾公开作出过评论:
“因为他是邓小平,所以他的桥牌水平不错。”
在没有真正跟邓小平打牌的时候,聂卫平这样的回答有恭维的因素在。但是,当他在跟邓小平打过桥牌后,他才真正见识到了邓小平的桥牌水平。
邓小平是如何开始打桥牌的呢?
其实,邓小平开始打桥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邓小平主政西南局,这一时期,他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并渐渐陷入到了桥牌的魅力中。
此后,打桥牌便成为了邓小平为数不多的业余活动之一。而从邓小平的牌风中,也能够看到他作为国家领导的统帅风范。
万里是邓小平的牌友之一。万里也是在1949年跟随刘邓大军入川的途中学会的打桥牌。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万里在工作之余,经常应邀来和邓小平打桥牌,一见到万里,邓小平便会高兴地喊道:“开战,中央对北京市开战。”话音刚落,便能够看到大家有条不紊地坐在牌桌上厮杀。
因为钟爱打桥牌,邓小平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桥牌高手。
1981年,被誉为“桥牌女皇”的美籍华人杨小燕还曾来北京跟邓小平、万里等人打桥牌。他们坐在桥牌桌上一直从晚上的八点打到了深夜的一点,连续对战五个小时,丝毫不见邓小平眼中有困意。
这次切磋给杨小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邓小平在打牌时展现出来的技术更是叫人惊讶。她甚至表示自己在这次打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邓小平在叫牌时的胆略和气魄:
“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80岁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邓小平的牌技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
杨小燕的评价可不是恭维,从打牌时便能够隐隐窥探出当年邓小平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厮杀的伟人风范。
打桥牌胜负的关键主要有四点,即叫得准、攻得狠、守得稳、打得细。在跟邓小平打牌的过程中,牌友蔡公期认为邓小平制胜的核心在于“准”。无论是叫牌还是攻守时,邓小平始终都能够做到准确。
除了准之外,他的打牌速度也是相当快的。一个小时能够打16副牌,这比正式比赛的速度还快了一倍。
邓小平虽然钟爱打桥牌,还为此组建了固定的搭档。但同时,他又不沉迷其中,十分注重劳逸结合。
年岁大后,邓小平依然不会借别人的手帮自己打牌,无论是洗牌、发牌还是叫牌、打牌、记牌,他都要亲力亲为,全程参与。
直到90岁以后,由于视力衰退看不清牌,手指捋不开牌,邓小平这才让女儿邓楠帮自己洗牌、打牌,但叫牌、出牌还是听他的。
1988年7月,中国桥牌协会聘请邓小平出任中国桥牌协会的荣誉主席,邓小平欣然应允。
在跟“同事”打牌的时候,邓小平从不谈政治,这也成为了大家的默契。也正是因为不谈政治,打桥牌就是纯粹的打桥牌,大家在跟邓小平打牌时都十分放松愉快,注意力都在牌上。
改革开放后,工作繁重的邓小平在闲暇时总要打桥牌,为此,这一时期,邓小平甚至有了固定的牌友,分别是王汉斌、祝寿河、蔡公期,后来又成了朱成、乔廷相、蔡公期。
1979年的一天,时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长的蔡公期突然接到了要去和邓小平打桥牌的通知。刚接到通知后,蔡公期心中既期待又忐忑,因为当时中国刚刚迎来转折的关键时刻。
然而,当蔡公期见到邓小平时,他心中的紧张不安早已消失不见了。蔡公期下车后,邓小平正站在门口欢迎他,并率先伸出手同他握手,邓小平的平易近人一下子就让蔡公期安下心来。
很快,牌友便聚齐了,时任友谊医院院长的祝寿河、还有王汉斌。打牌过程中,大家没有身份地位的区别,都专注在自己的牌上,争取打赢。
打牌结束后,邓小平还邀请自己的牌友在家里吃晚饭。席间,邓小平还说道:“今天蔡公期是第一次来我家,所以特意加了一个菜。但以后就不这样了,做了什么就吃什么。”
听到邓小平的话后,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此后,这样固定的桥牌搭档一持续就是数年。不过,牌友偶尔也因为有工作难以赴约,因此,固定的桥牌班底又逐渐加入了几个人,大家以轮流值班的方式打桥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友谊医院院长的祝寿河因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逐渐没有了打桥牌的精力。为此,他特意推荐了自己的哥哥朱成。跟朱成打过几次桥牌后,邓小平十分认可他的技术,就这样,朱成接替了弟弟祝寿河成为了邓小平的桥牌搭档。
朱成原名祝寿山,家中有两个弟弟,分别是祝寿河和祝寿嵩。祝家十分重视教育,父亲祝海如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后还考上了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生。全家也因此搬到北平。在北平,三个儿子都被父母送入了学校,并都是学校的佼佼者。祝寿山更是被获准免修国文和英文这两门课程。
正因如此,祝寿山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而在此期间,他学会了打桥牌,还教会了两个弟弟打和母亲陪自己一起打。
抗日战争爆发后,祝寿河考入了上海医学院,进入租界读书。祝寿嵩则考入了燕京大学医预系,其间,他教会了同学蔡公期打桥牌。
1947年,祝寿山在弟弟祝寿河的帮助下,秘密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祝寿河这时是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儿科医生,但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来到解放区后,祝寿山改名朱成,留在解放区当起了外科医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后,朱成又远赴朝鲜继续当起了一名战地医生。
离休后,有了更多时间的朱成拾起了自己的爱好——打桥牌。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了邓小平固定的桥牌搭档。
桥牌事业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陷入停滞,后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的桥牌运动才重新发展起来,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邓小平还曾经多次率队参加过中国桥牌协会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并在赛场上取得了好成绩。
为了感谢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和北美桥牌联合会秘书长杨小燕还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乔斯·达米亚尼曾伤心地表示:
“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参考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世纪》杂志2019年第五期、澎湃新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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