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辛弃疾的人生？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又是一个难度系数很大的问题。因为既涉及到了历史也涉及到了文学，既要在措辞的精准与语言的克制之间切换，也要在历史人文的原貌与敏感词之间跳跃出脱，还要在先入为主与客观公正之间留有余地。

所以，本文以词为史，融人物传记、词作鉴赏、文学评论三位于一体，正确打开辛弃疾的一生，去评论辛弃疾，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写下了这篇一万一千七百余字的文章。

辛弃疾的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辛弃疾的词作汪洋恣肆，叹为观止。辛弃疾身上有两个辨识度与知名度同样高的标签：一，爱国词人；二，词中之龙。

看吧，这两个标签都与词有关。所以，从以词为史的角度切入，来理解辛弃疾，去评论辛弃疾，就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辛弃疾是有宋一代存词最多的词人，辛弃疾的词收录在《稼轩词》中，今存六百二十余首，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冠绝两宋，蔚为大观，被后世称之为“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辛弃疾的词作取材广泛，他不仅扩充了词的形式和内容，体裁上也得到了拓宽。

辛弃疾的词作所承载的文化体量更加宽厚，他不仅将壮志抱负，人生哲理，友情、恋情摄入词中，田园风光、民俗人情，日常生活、读书感受等各种生活素材也是他填词时考量的对象。

读辛弃疾的豪放词，会给人带来强烈的代入感和不同凡响的阅读体验感。

如读到他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时，我们会想到他那壮志凌云却充满遗憾的英雄梦想，读到“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时，我们会想到他纵马疆场的英雄豪情，读到“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时，我们会想到他的豪情满怀。

辛弃疾的婉约词清新自然，优美的旋律和清新的文字在他的笔端流泻而出。

像“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三三两两谁家女。听取鸣禽枝上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等描摹自然与乡村景物、体验乡村生活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读来倍感亲切。

辛弃疾的词作一扫婉约派绮艳婉丽的文风，他的雄健豪迈，气象开阔的词风在作品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辛弃疾将词引向壮观、广阔的艺术境地，对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词体风格也被人们称为“稼轩体”。

连挑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辑大人在评价辛弃疾的词作时，都不吝溢美之词地说道：“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

可以说，辛弃疾以其多样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让他的词作具有别开生面的特色。

在辛弃疾这么多的词作中，如果让读者选出一首自己喜欢的词作的话，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因为有人会选他那洋溢着爱国主义色彩的极具艺术性的豪放词，有人会选他那充满真挚情感的抒发友情的词作，也有人会选他那别具一格的清新自然的田园风格的词作，这就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辛弃疾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是同乡，李清照也是历城人。

辛弃疾是伟大爱国主义词人，他生活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宋金对峙的历史时期，辛弃疾自始至终都站在祖国统一的立场上，他积极主战，主张收复失地。

在辛弃疾22岁时，他毅然举起了抗金义旗，率领2000多家乡父老举行起义，参加了以耿京为首的农民义军，在义军中担任了机要秘书的职务，辛弃疾因为胆识过人深得义军领袖耿京的信任。

但由于义军良莠不齐，起义不久便有一位叫义端的小头目叛变，义愤之下辛弃疾亲自追捕，毫不犹豫地斩杀了这个叛徒。

之后，辛弃疾代表义军到临安（杭州）与南宋朝廷取得联系，并接受南宋朝廷的统一领导，据《宋史·辛弃疾传》记载：

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

当他完成使命，回到义军中时，耿京的部下张安国杀死耿京，投降金国，并做了金国的官员，义军也面临着瓦解的境遇。

于是，他又率领一支50人的小队伍，直闯驻有5万人马的金兵军营，活捉了杀害耿京的叛徒张安国。

辛弃疾以50人单挑五万人，却丝毫不落下风，且成功完成使命，可见他的战力值有多么爆表，简直是战力满格。

这一战也为他的人生履历表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至于多年以后，他都能在梦中梦到相似的战斗场景（后文会提到这首词）。

可见辛弃疾是一位骁勇善战，胆识过人，有勇有谋的人物，而且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他的这些英勇行为受到当时人们的景仰和称颂。

义军失败后，辛弃疾胸怀一腔热血，投奔南宋朝廷，本想借助朝廷之力继续抗金斗争，但却没料到，一到临安便被解除了武装，并被派到江阴军做签判，协助地方官处理政务，做了闲职。

绍兴三十二年，（耿）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宋史·辛弃疾传》

因为南宋朝廷害怕起义更不愿收复失地。尽管南宋政权对辛弃疾大材小用，但他还是不顾自己职位的低微，针对南宋政府中主和派所谓“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主张。

辛弃疾独抒己见，写成《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美芹十论》等，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上奏朝廷。

尤其在《美芹十论》在这篇奏章中，辛弃疾分析了宋金形势、和战前途、民心向背，指出了金统治者外强中干的情况不是无隙可乘。

在《美芹十论》中，辛弃疾不仅痛斥了主和派的投降主义谬论，而且还详细论述了南宋应采取的自强之策和收复中原的具体部署。

《宋史》记载：

（辛弃疾）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

《美芹十论》集中表达了辛弃疾一片忠贞的爱国之心，充分展示了他的深邃智谋和韬略。结果一味讲和的南宋朝廷却以“讲和方定，议不行”为理由而不予采纳，辛弃疾一腔热血化为泡影，报国无门。

从辛弃疾23岁南归到67岁病逝，他在这40多年里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北伐，反对偏安。但是南宋朝廷并没有采取他的主张。

每当宋金对峙激烈时，甚至危及南宋朝廷时，便任用辛弃疾临时抗金。可是只要他有了一点功绩，暂时缓解了双方对峙的紧张局面、巩固了南宋朝廷的根基。

议和派便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借口，甚至罗织各种罪名，加以贬谪、罢黜，甚至不给他任何职务。万般无奈之下，充满遗憾、信中意难平的辛弃疾也只能闲居在家。

这40多年里，辛弃疾曾两度被迫退休，近20年过着退隐家居的生活。从四十三岁起，他长期未得任用。所以他在隐居中生活写下了大量闲情逸致的田园词。

辛弃疾的田园词主要是在闲居上饶铅山期间写下的。辛弃疾在上饶是有庄园的，这还得从淳熙七年说起。

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辛弃疾四十一岁，他第二次出任江南西路安抚使。淳熙八年春天，辛弃疾在风光秀丽的上饶铅山带湖附近选址，开工兴建新居庄园。

辛弃疾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他在上饶带湖筑室百间，置菜圃、稻田，以为日后退隐躬耕之所。

辛弃疾为什么选择在上饶带湖修建新居呢？首先来说带湖的位置。江西上饶，位于信江上游，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

据洪迈《稼轩记》说，南宋“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舞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

这段话大意是说当时京城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而上饶最靠近京城所在地浙江，交通便利，所以士大夫都乐意到上饶居住。

如果从南宋的地理版图和军事防备层面看的话，上饶处于著名的浙赣走廊中段，无论东西，皆可一泻千里。

从历史上看，南宋半壁江山，浙江、江西、湖南是后方，福建是大后方，上饶是由后方到大后方的必经之地；从地理上看，上饶又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进可以到达临安朝见天子，退可以隐居山林。

从这两点来看，辛弃疾选择在这里修建新居是有规划的，也是精心计划过的一件事情。

辛弃疾谈起修建带湖新居时，他对家人说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稼”的意思就是种植谷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

“稼轩”就是辛弃疾在上饶乡村修建的新居的名字。同时代的文人洪迈在《稼轩记》中记载：“信州郡治（即今江西上饶）之北一里余，有空旷之地，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

其实辛弃疾隐约地感觉到，由于自己的性格“刚拙自信”，在仕途上很容易导致得罪一些人，正像他在《论盗贼札子》一文中说的那样，会陷入一种“不为众人所容”的处境，所以他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

果然，同年十一月，他就受到谏官的弹劾，官职被罢，刚好在这个时候，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于是便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也难怪，在上饶带湖新居即将落成之际，辛弃疾还写下了一首词，由此也不难看出，他将带湖新居作为退隐之后的安身之所是很满意的 。

这首词就是《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这首词，虽然围绕着带湖新居而写，但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词人心理活动的实录，全词上下两片各具面目和特色。

上片主要写词人打算归隐的缘由，感情是渐进式的，由“新居将成”微喜，到“衣冠人笑，抵死尘埃”的怅然，到“意倦须还”气恼，再到“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愤慨。

如果只读上片，会给人带来如观看大河涨潮，流速由慢到快，潮声涌动由小及大的情感体验。

下片写词人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之辞，如果只读下片，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是：在潮水涨起来的河水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听不到潮水澎湃呼啸的声音，眼前所见只是波光粼粼的广阔的江面。

辛弃疾的《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这首词，虽然上下两片表达不同，写作手法不同，情趣也不同。

但全词由“带湖新居将成”这一事件将首尾贯通起来，所以词意上并没有上下不连篇的痕迹，反而有一种自然流畅、浑然天成的感觉，读来让人意犹未尽。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也是辛弃疾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

仕途坎坷，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辛弃疾的一腔愁绪无法排遣于是他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是一首言愁说恨的感伤词，词人落笔却偏不言愁，非但不说愁苦，反而说“不识愁”，开篇一个愁字奠定了全词忧伤的基调。

写这首词的时候，辛弃疾正闲居在江西上饶带湖新居，他闲游博山，登高望远。

带湖风景、博山风光美如画，正像辛弃疾另一首词中写的那样，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美轮美奂的风景。

辛弃疾的这首词，向人诉说着词人经历了人生起伏之后的心路历程，全词以“愁”为抒情线索，情感更是一唱三叹。

所以这首词的情感氛围笼罩着一种欲说还休的愁绪，词人明明想把愁说出来，但是又不直说。因为不管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愁绪都已经存在于字里行间，并感染着读者的心灵。

全词只有短短八句，却都是千古名句，最后两句更是写尽人生无奈，可谓纸短情长，读来让人破防。

在辛弃疾的豪放词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堪称是豪放词中的天花板，更是一首充满着爱国豪情的词作。原词如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根据词中小序“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可知：这是辛弃疾写给陈同甫的一首词。

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省永康市）人，是辛弃疾的好朋友，两人志同道合，情同知己，陈亮死后，好友辛弃疾作《祭陈同甫文》以纪念。

陈亮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尤其是他的政论文气势纵横，往往能一笔切中要害。陈亮的豪放词很有特色。

史载陈亮“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陈亮从青少年开始，就显示了他的聪颖精明、才华横溢和志量非凡，陈亮曾自称能够“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与辛弃疾一样，陈亮也是一位爱国人士，是激进的主战派与主张收复中原的全力支持者 。

陈亮曾先后写了《中兴五论》和《上孝宗皇帝书》，积极主张抗战，因而与辛弃疾一样遭到议和派的挤兑，相同的志向和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知己。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9年）冬天，陈亮到江西上饶铅山拜访在此地赋闲的辛弃疾，并且留住了十天。

两人虽然都赋闲在家，却一起谈论家国大事，畅谈心扉，各抒己见，寄豪情于酒美，融壮志于友情。陈亮告别后，辛弃疾写了一首《贺新郎》的词赠给陈同甫。

在《贺新郎》的序言中，辛弃疾详细记述了两人的相会的事迹：“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为赋《贺新郎》以见意。”

小话之所以在此处引用辛弃疾《贺新郎》小序的记载，就是因为这段序言可以和《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词作的创作背景相互参照。陈亮收到辛弃疾的词后，回赠了一首诗。此后，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诗词相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首《破阵子》就是作于此时，辛弃疾时年50岁，正像《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一词中所写，词人辛弃疾已经是一位“可怜白发生”的迟暮英雄了。

词人辛弃疾的宏愿就是上场杀敌和收复大业，可是他的愿望在现实里无法实现。

辛弃疾只有将这种愿望寄托于梦想中，借助梦境来实现自己的宏愿，所以这首词的开篇两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就很好理解了。

词人梦境中的阵营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的壮观场面，在词人心中：军营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也是最令他激情澎湃的地方。

辛弃疾一生的愿望就是收复大业，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屡遭排挤和打击却矢志不渝，他报国的一腔热血从未减退。

也正是因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得不到实现，所以在他的词作中那种壮志未酬的愤懑才表现得更加沉郁悲壮。所以在这首《破阵子》中，词人于曲终阕尽处才会发出“可怜白发生”的感叹。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辛弃疾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省上饶市），修建了新的住宅。

住宅就建在瓢泉旁边，他在新居还修建了园林，亭台等休闲场所，新居中有一座以陶渊明的《停云》诗义命名的“停云堂”。

辛弃疾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

辛弃疾看着新居前的青山，山色如此美好，环青山而绕的流水是如此动人，此情此景，此情此景，又勾起了他对昔日好友的怀念来，也让他追忆起东晋陶渊明思念亲友的事情来。

辛弃疾不由得将他想到的这一切融进心中，谱写成一首蕴含着词人很深很浓烈感情的词作《贺新郎》，这首词也是平生最爱的一首词：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根据辛弃疾同时代人的笔记记载，辛弃疾每逢与朋友相聚，每到兴致勃勃的时候，一定会让歌手演唱他填写的歌词。

其中歌唱次数最多的就是这首《贺新郎》，酒意阑珊的时候，辛弃疾也会对酒当歌，当着众多好友打起拍子，吟唱起这首词来。

他尤其爱唱其中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这两联。

辛弃疾在这个时候，会完完全全沉浸在歌词的旋律中，这会让他暂时忘掉所有的烦恼和忧愁，甚至会令他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他会问在座的亲朋好友：你们觉得我唱的这两联好不好？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是用视觉效果营造出来的画面美，是青山与词人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则是古和今的关系。

有了这样的情感寄托，再加上词作在反复吟唱时营造出来的氛围，不管是辛弃疾本人，还是今天的我们，都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

“知我者，二三子”，辛弃疾一遍一遍地感叹着知交零落的遗憾，这是他的闲居铅山时的心境，此时辛弃疾的“我看青山多妩媚”与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的心境是何等的相似。

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闲居多年，他的朋友圈亦或朋友圈的动态也越来越少，对朋友的所知也就越来越少。因为知心朋友越来越少，所以辛弃疾才颇有感慨地说出知交零落的话来，这就很好理解了。

知交零落是人生常态。或许在辛弃疾一生建立的朋友圈中，随着职场的变更、时光的流逝，有的朋友很可能成为天各一方的存在，成为他乡异客，成为必毕生再难谋面的、只能借助于书信问候的朋友了。

随着生命的延续，生活阅历的沉淀和认知思维的改变，对朋友的感悟以及对友情的体悟会慎重起来，这往往会带来独特的体验，找到一个真正懂自己的知心朋友会越来越不容易。

曲终阕尽，余弦更兴。乐章也进入了高潮，词意也被词人吟唱得、抒发得淋漓尽致。

“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词不是单纯地赞美景物，借景抒情才是全词的核心，词人在被他拟化了的、赋予了浓厚感情色彩的青山中得到了些许的慰藉，在异代相逢的幻化场景中找到了心灵的契合。然而词人内心深处的知交零落的遗憾、内心的孤独之情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可以说，这首词无论是景物的描写，还是情感的描摹，景与情都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两者相得益彰。

无论是现实的写照，还是心灵的寄托，婉约与豪放都有机地共存，同时奏响乐章。纵观全词，每一笔都臻入化境，无怪乎辛弃疾很喜欢这首词。

尤其是辛弃疾对“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这两联相当满意、相当自负。这两联也成为蜚声词坛的名句，也不断地被后人传唱着、想象着、演绎着。

辛弃疾的词中还有一部分兼具豪放与婉约之美的作品，它们既有豪放激荡之美，又有娟秀婉约之美，如此独特的艺术风格也被后世誉为“稼轩体”。

辛弃疾的《摸鱼儿》，是他的词作中辨识度很高的一首词，也是他的兼具豪放与婉约的经典代表作，更是宋词中的经典之作。原词如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词前有小序：“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淳熙己亥，即公元1179年，这一年辛弃疾四十岁，由湖北转运副使改任湖南转运副使，由鄂州往潭州。辛弃疾的同事兼好友、担任湖北转运判官的王正之为他饯别送行。

在这个春天即将匆匆归去的暮春时节，辛弃疾也即将踏上离开鄂州的行程，他这次的离别就像这春天的脚步一样，即便内心有很多的不舍和留恋，也不得不踏上行程，词作就在这样的时节和氛围中拉开了帷幕。

不管怎样，这样的春天一定是离不开一个愉悦惬意的心情，然而同样的春天，同样的美景，换一个惆怅满腹、心事重重的诗人，他眼里的春天也许就不一样了。

细品词意，不难看出，词中的春天被词人赋予了人格，词人笔下的春天俨然是一位惹人爱怜的女子，词人对春天的热爱之情真是缠绵无尽：又是惜春，又是留春，又是怨春。

上片中，词人依次写了惜春、留春、怨春这三个方面，层次井然有序，抒发词人无可奈何的惜春之情。如果联系词的下片和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词人的惜春即是对人生的感伤。

回首辛弃疾的一生，他从二十一岁回归南宋，到二十六岁倾心尽力上书《美芹十论》，纵论国事，到四十岁时却不得不选择远离仕途，过起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闲居生活。

这样的一生，是被误解的一生，也是被耽误的一生，所以辛弃疾不得不扼腕长叹。

就拿辛弃疾来说吧，他既是有名的词人、文学家，又是为官一任的士大夫，他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双重身份的叠加，这就注定了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包容性与兼容性，具体来说就是要懂得在模糊与清晰、谨慎与真诚之间掌握尺度。

也就是说，辛弃疾之所以运用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他就是要在直抒胸臆与含蓄委婉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或者表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性。

辛弃疾在词中直抒胸臆、慷慨激昂的批判，尽管勇气可嘉，但委婉含蓄、隐微曲折的讽喻更有发人深省的穿透力。

下片结尾几句，词人一笔荡开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又回到写景上来。“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二句，以景语作结，含有不尽的韵味。

古典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诗词中，人们是很重视结尾的，因为一个好的结尾常能创设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给人一种非同寻常的美感享受。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尾方式是诗词创作中的一种有持久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它不仅为诗人表达感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场域，也为赏析诗歌的读者营造了探寻诗境的艺术空间。

辛弃疾在这首词中选择了“以景结情”“融情于景”的收尾方式，融情于景就是将感情融汇在特定的自然景物或生活场景中，借对这些自然景物或场景的描摹刻画抒发感情，它是一种间接而含蓄的抒情方式。

以景结情的结尾形式一般侧重于情感的回味咏叹，而这里的不是通过写景、描状传达出来的曲折心迹，更侧重于情感的点染深化，是多种复杂情绪的交织萦回，真正是一腔情怀，无处诉说，百感交集，欲说还休。

这首《摸鱼儿》之所以成为宋词中的经典，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词作显现了辛弃疾这位伟大的爱国词人的傲岸人格。

辛弃疾的仕途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是在风雨的颠簸中艰难前行的，他屡遭猜忌和排挤，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

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满腔热血却饱受冷落，于是只能将雄豪的情感寄托在深切的婉约中。

从金戈铁马到《美芹十论》，从辗转羁旅到闲居带湖，辛弃疾的人生是多样的个性重合：有豪放慷慨与婉约迂回，也有清丽脱俗与沉郁顿挫。

辛弃疾的词作是多彩的，多样的人生与多彩的词作勾连起来才组成了英雄词人辛弃疾个性鲜明、可歌可泣的一生。

单就这首《摸鱼儿》来说，词中笔势飞舞，沉郁顿挫，寓豪放于婉约之内，寄博大于精微之中。

细读这篇名作，感受词人的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领略作品独特的美学风格，发掘其荡气回肠、独绝古今的奥秘。

我们很容易被词作蕴含的深情打动，因为没有一种文体，可以把人类幽微的情感表达得如此精致而婉转，能够把那些莫名的情绪描述得这般贴切而动人，辛弃疾的这首《摸鱼儿》可以说是这类文体中的杰出代表。

辛弃疾的《摸鱼儿》可以说是写“无可奈何”而达到经典境界的作品，是可以代表沉郁苍凉的艺术风格的典型。

这首词也是困扰着辛弃疾的一重又一重矛盾的凝结，因而高度体现出词人的人格魅力；字字珠玑，字字精华，因而极具艺术感染力。

庆元四年（1198年），辛弃疾被授予主管冲佑观之职。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后，年过花甲的辛弃疾怀着一个赤子之心历任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

次年，他写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晋见宋宁宗，认为金国“必乱必亡”，被加为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并奉朝请。不久，又被任命为知镇江府，获赐金带。

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是学界共识，已成为不朽之论。有的读者认为，《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最能代表辛弃疾风格的作品时，这似乎有些片面，也有些不妥。

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二字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在上片中，辛弃疾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

首先表达了时光流逝给词人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仅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

其次由于世无英雄，权臣当道，皇室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大地陷入金人之手，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

再次，词人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

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

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下片过渡句“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是词人以史为鉴，借古喻今，有感而发的叙述兼评论。

元嘉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伤感不已。

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劝告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侂冑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双反议和。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沦陷区的百姓把他当作偶像来看待，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

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写这首词的43年前，金主完颜亮发兵南下，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词人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

当年北方的人民与金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金国的统治，对金国统治者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

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王室，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最后词人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

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

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

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

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以韩侂胄为首的文官集团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猜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典故虽多，然而却被词人运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

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不断遭到御史台谏官的弹劾和攻击，于是被降为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又被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但他推辞不就职。

之后，他还被进拜为宝文阁待制，又进为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朝廷令辛弃疾赶赴临安奏事，担任兵部侍郎，但辛弃疾再次辞免。

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

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视其以守龙图阁待制之职致仕，特赠四官。

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辛弃疾一生如过山车一样，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但他一生矢志不渝，拳拳赤子之心不改。他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但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

辛弃疾的人生虽然有太多的遗憾，但他的歌词却被后世不断传颂，终成为词中之龙，他的词风也成为引领词坛风向的汉语专有名词“稼轩体”。

辛弃疾的歌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雄浑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