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13年的一个冬天，我在沈阳与外市交界的一个堵卡站执勤。天寒地冻，省道上大货车三五成群，一串串的驶过，把马路上的脏雪和融雪盐碾成半融化状态后又冻成一道道坚硬的车辙子。

和我一起执勤的是我大队的一个姓黄的副科长。他刚刚在堵卡执勤时拦下并依法扣留了一辆燃油三轮车。该车属于正三轮燃油载货摩托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应该在公安机关道路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并悬挂机动车号牌，还应该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

该车驾驶人还应该持有机动车驾驶证。被抓的这个农民当然不具备法定允许上道路行驶的上述任一条，属于无牌、无证、无保险的“三无产品”。

他拉了一车碎玻璃渣子，真不知道他是在哪通过什么方式收集这满满一车碎玻璃，更不知道这一车能卖多少钱。

依规应当扣车，更严格说没有驾驶证可以对其行政拘留。黄科长拦下他之后把车扣进了院里，并给他开了单子，他的严格执法是没有问题的，之后这个人就一直愣愣地站在自己三轮车旁边，他戴着一个带着小尖尖的绒线帽，身上的大衣根本看不出来最初的颜色或者是品牌。

他什么也不说，也没有过多的动作和表情。我们民警当时是轮流出去站岗，大概是两个小时一换岗。我那时刚刚从海南岛转业回来，身体可能还没有适应回来，在寒冷的外面待久了就尿频。

有时候跟着警车出去巡逻，就憋不住尿了，赶紧脱掉警服急忙忙下车找个犄角旮旯解决掉。好在我巡逻的地方属于郊区，人少车不多。那天晚上12点之后我好像就没有岗了，在临时彩钢房休息室里面睡觉备勤，彩钢房里面有空调和电暖器，并不感觉寒冷。但我大约每一两个小时就得出去方便。

大约半夜12点的时候，轮到我回彩钢房休息了，我看见那个农民站在自己车子旁边，我当时感觉他肯定是因为违法车被扣，心里不甘心，可又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时候开头提到的同村大哥还陪着他，跟他说话，跟民警解释说他是村里的低保户，家庭很困难。

大约半夜2点多，我再次出来小便，看见只剩下他一个人仍然默默地站在自己车子旁边。我当时睡得有一些迷迷糊糊，一开门寒风刺骨，解完手马上跑回休息室。大约三四点钟，我因尿频再次出来到后院小便，看见可怜的大哥还在那里站着，于是我回到寝室后心里开始酝酿想帮帮他。

当过兵的人，一般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开始就进入部队，用现在的话讲“三观”尚未完全形成，大多数人同社会接触极少，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安排，生活极其有规律。没有受过现实社会的苦难和“鞭打”。

我转业所在的是省会城市，但在公安系统，军转干部能干到副科现职就已经是凤毛麟角，极其难得了。部队回来的人大多极富同情心，特别是像我这样穷孩子出身的人，看见老实巴交的底层群众就总想去帮一帮。

那时我还没有调入事故科，我和黄科长并不熟，没有什么人情交往。但是经过三思，我仍然决定早晨起来后帮他去求求情。而让我遗憾的是灰蒙蒙的天放亮后，我再次去院里找他，他已经走了。

后来的好几年我经常想起这件事，也许凭我当时在单位的地位，即使过去跟黄科长求情也不见得有用。

那个可怜的农民应该也早就渡过了那次扣车事件。但这件事给我内心的冲击和思考却一直在继续。很多时候，缺乏足够认知和经济贫困的社会弱者在“一视同仁”的法律面前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只能傻傻地站在那里等待结果。

一个好的司法制度的真正魅力是允许且善于接受被执法者的质疑。有的人经常说：规矩都是给没有本事的人定的。后来的一些年执法环境和执法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暖式执法和人性化执法也都陆陆续续运行到了实践。

其实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概念，穷人相比富人、文盲相比教授、平民相比高官都是弱势群体。我们军队转业干部，依照国家政策当上了警察，但是几乎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素养，很多人直至退休都默默无闻的在基层最艰苦的一线工作。

有些领导几乎没有在基层干过，没有亲自办过一起行政案件或者刑事案件，执法常用的基本法条头脑里都没有框架。他们更擅长的是跟汇报工资，写稿子，完成各种任务，几年后，空降到基层摇身一变成科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处长，甚至副局长。

或许他们没有过一次深夜在值班休息室被电话叫醒，睡眼惺忪地坐在冰冷的警车里强撑着来到交通事故现场，地上全是残破的肇事车散落物，还有绿色胶黏的防冻液、刺鼻的机油。

当初在部队，几乎所有领导干部都是从士兵走出来的，排长、连长必须军事素质过硬，长途武装越野，连长会把掉队的战士背包武器自己扛起来，并且仍然跑在前面。新兵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值班员还会铿锵有力的喊口号。

在部队，军事素质差的基层军官是会被大家瞧不起的，上面的营长、团长都是这样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有些老营长干了七八年，最后才调上副团。很多团级、师一级干部退休后仍然生活朴素，腰杆笔直，军人的做派会保留一辈子。